北魏书法石刻《韩弩真妻王亿变碑》
▲韩弩真妻王亿变碑原石
史载韩麒麟卒于太和十二年(488年)，享年五十六，则其生于太武帝延和二年(433年)。王亿变卒于文成帝兴安三年(454年)，享年六十二，则其生年为道武帝登国八年(393年)，比韩麒麟长40岁，应与韩麒麟之父韩瑚是一代人。韩弩真夫妇就该是西入平城的第一代韩氏人物。
碑额原石与拓本对比
韩弩真妻王亿变碑拓本
铭文为森严峻整的隶意楷书。结体为方形，宽博劲健，体势略向右昂，这些都是楷书的特点。点画也多为楷法，方折、方挑和捺脚都是当时手写体中才可以看到的楷法(日、月、记，己、城、民、范，火、春、秋、建、以等)，多数长横两头双翘(大、六等)，这是北魏早期即平城时期铭刻书迹的标志性特征，而横笔竖画的方起(真、故等)，则是出现于其后的魏碑北邙体的突出特点。
然而，在平城时代，以隶书上石的习惯势力还颇为牢固，所以此刻难免会有一些隶书的结体和笔致，如“维”、“韩”、“碑”等字的方平，“年”、“岁”、“变”、“寿”等字的字法，“月”、“朔”、 “兴”、“立”等字的钩笔和出锋，等等，都可看出隶书的痕迹。
总的讲，此石书刻都很精到，书体规范整肃、简洁清峻。形端体正，举止平和，堪称平城墓铭中的上乘之作。
作者简介
殷宪，山西太原人(1943－2015)，书法家，文史专家。历任乡村中学教师，中共大同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大同高专党委书记。北朝研究会会长，《北朝研究》主编，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平生致力于北魏平城书迹研究，于北朝历史尤其是北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著述颇丰。
延伸阅读：
北魏平城书法综述
殷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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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398年到494年，北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都96年。如果从公元313年拓跋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算起，大同作为北魏的腹地长达180多年。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倾心于北魏平城铭刻书迹的研究，并向外做过一些宣传和介绍。现在平城魏碑已经进入中国书法史，也开始走进书家的视线。近百年来以包、康为代表的魏碑研究学者所导引而形成的“每言魏碑必称龙门题记和邙山墓志，只知洛阳而不知大同”的状况已有所改变。尽管如此，目前书法界对平城魏碑，特别是早期平城书法了解仍然十分有限，宣传力度有待加强；近年来大同新出土的北魏书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要求我们做更多、更加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既往工作的基础上，对大同的北魏书迹再做一点简要而全方位的介绍和说明。
一、大同魏碑例举
迄今为止，在大同发现的北魏碑刻和墨迹不下数十种，连同砖瓦文字在数百种以上。就形式而言，有记事碑、墓志铭、发愿文、墓砖和瓦当文字、瓦刻文字、木板漆书等。就时间而言，可分早、中、晚三期。
早期为道武帝定都平城到献文帝拓跋弘时期（398年～476年）主要有：
▲“王斑”及“王礼斑妻舆”墓砖
明元帝永兴元年（409年）的“王斑”及“王礼斑妻舆”墓砖。“王斑”砖残长15.5厘米，宽16.5厘米，厚4.5厘米。“王礼斑妻舆”，砖长28厘米，宽13.3厘米，厚4.5～5厘米。2000年出土于大同市城南智家堡村北沙场。
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大同城东沙岭村壁画墓的彩绘漆板画破多罗太夫人题记。2005年出土，存大同市考古所（见2006年2月24日《中国文物报》刘俊喜研究员《山西大同沙岭发现北魏壁画墓》，已评为2005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岳嵩高灵庙碑（局部）
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中岳嵩高灵庙碑》。石高213.1厘米，广99.5厘米。碑阳23行，行50字,可识500余字。碑阴7列，尚存600余字。
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皇帝东巡之碑》。碑阳原有15行，行26字，尚存13行，可辨者240余字。
▲嘎仙洞祝文刻石
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嘎仙洞祝文刻石》。祝文刻于内蒙古嘎仙洞内。高70厘米，长120厘米，字大略小于拳，阴刻19行，每行12～16字，凡201字。20世纪80年代初由米文平先生发现。
▲孙恪墓铭
太武帝正平元年(451年)《孙恪墓铭》。残拓高40.5厘米，残长43厘米，四边有高框约2厘米。尚存铭文5整行，5残行，满行11～13字，可辨识者68字。出于大同附近。
文成帝兴安三年（454年）的《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石高44厘米，宽24厘米，碑文9行，凡63字。20世纪末在大同街头偶见拓本，据云为前此几年自大同城南的沙场出土后流于民间。
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皇帝南巡之颂》。碑首宽145厘米，高84厘米，厚30厘米。碑身宽137厘米，厚29厘米。碑高残不可测。碑阳刻颂文，字径3.5～4厘米。右半字迹较清晰，可辨者12行、140余言。依比例推测，全碑应有25行、500余字。碑阴皆刻陪射及随驾官员名单。上下可见者7列，每列约15字，第2列和第5列比较完整，分别为43行和50行。可以辨认的官爵人名有280多位，2400多字，加上碑阳全碑共存2600多字。原石立于灵丘县南十多公里的笔架山御射台，近年缀连残石移至御射台旁的觉山寺碑亭。
▲曹天度造九层塔题记
献文帝天安元年的（466年）《曹天度造九层塔题记》，凡19行，满行8字，尚存115字。塔身在台北，塔刹存朔州崇福寺。
《“叱干渴侯”墓砖铭》和《“苌安人谒侯”砖》亦为天安元年物。砖长30厘米，宽16厘米，厚6厘米。其一，志文3行，凡35字。其二，满刻5字。本世纪初出土于大同城南，藏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申洪之墓铭
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的《申洪之墓铭》。纵60厘米，横48厘米，四周有高出志面一厘米的边框，框宽2.5～3厘米。志文13行，行20字，凡186字。另有后记3行，行15～18字，共50字。建国前出土于大同市附近的桑干河南岸，现存大同市博物馆。
孝文帝延兴四年（474年）的《钦文姬辰墓铭》。石高29厘米，宽27厘米。正面刻八行，行间有竖界格，满行11～13字。反面刻四行，满行9～10字，两面共129字。1965年出土于大同市东六公里的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
▲陈永夫妇墓砖铭
孝文帝延兴六年（476年）的《陈永夫妇墓砖铭》并盖。高29厘米，宽14.5厘米，厚6厘米。铭文4行，足行13字，凡45字。墓铭由两块精美的青砖刻制而成。铭面略凹，四周带框。框宽约3厘米，高不足1厘米，上下框为平面，左右框则呈锯齿形。盖砖与铭面相扣部分平整而微凸，左右亦为锯齿形，上下咬合。铭砖和盖砖上侧面分别刻有两组精美的忍冬纹饰，极富装饰性。1995年在大同市阳高县南35公里的马家皂乡强家营村出土，现存阳高县文管所。
此外，1995年在大同城西南金属镁厂工地出土的《“宿光明冢”墓砖》，长28厘米，宽l5.5厘米。藏大同市博物馆。
《“王羌仁冢”墓砖》，长26厘米，宽13厘米，四字竖排。1997年在城东南智家堡沙场弃物中发现。“宿”、“王”二砖气象颇似《王斑》砖，也应为平城早期物。
上举书迹包括立于中岳嵩山的《中岳嵩高灵庙碑》，立于河北易县五回道的《皇帝东巡之碑》，刻于2000公里外大兴安岭北麓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的《嘎仙洞祝文》。这三种重要铭石虽不在代都平城，但都是朝廷远遣专员建立的，如《中岳嵩高灵庙碑》是“诏洛豫二州造立”、“台遣”“画匠、石匠、材匠”施工，“洛州行职王吐久万书也”“造讫”的，《皇帝东巡之碑》是朝廷专遣“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良公乞伏□□立碑、贾聪书丹”的，《嘎仙洞祝文》是“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带着祝文到祖宗石室祭告并书刻的，因而是早期“平城魏碑”中不可或缺的。
中期为孝文帝太和元年至迁都洛阳止（477年～494年），主要有：
▲宋绍祖墓砖铭
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砖铭及石刻题记。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阴刻3行25字，字上施以红色。石室顶仿瓦垄间刻题记一行15字：“太和元年五十人用公〔工〕三千，盐豉卅斛”。2000年4月出土于大同市城东的雁北师范学院建筑工地。现存大同市考古所。
太和三年（479年）《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写经人冯晋国为文明太后长兄冯熙，所见二纸，属20世纪初面世之敦煌写经，近年有印本行世。
太和七年（483年）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造像题记》，以及散见于造像周围的“文殊师利菩萨”“大势至菩萨”等题刻。题记长78厘米，高37厘米，楷书25行，每行14至16字不等，共341字，字径2至3厘米。
▲ 司马金龙墓铭
太和八年（484年）的《司马金龙墓表》、《墓铭》以及随葬木板漆画题字。《司马金龙墓表》，碑形，有额，高49厘米，广45厘米，铭文10行，每行7字，凡66字，字径4厘米。《墓铭》亦为碑形，略方。高54厘米，宽55厘米，楷书9行，行8字，全文65字。1965年在城东6公里的石家寨村出土。现存大同市博物馆。
太和年间文字瓦当主要有，大同东关建筑工地出土的太和初年的“大代万岁”瓦当，直径20.5厘米；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太和五年至十四年（481年～490年）的 “富贵万岁”瓦当，早期径18厘米，晚期16厘米（大同东百里北魏瓦窑遗址所见“富当”样式尤多，小的才12厘米）；“忠贤永贵”瓦当，径16厘米；“福”字、“流”字残当，大小不明；云冈石窟第四窟顶部寺院遗址的“传祚无穷”瓦当，径14.2厘米；市内操场城宫殿遗址的“皇魏万岁”瓦当，径16厘米；“长寿永□”、“寿贵”瓦当，当径未录。
另有永固陵碑石残片，长才9厘米，高4厘米，只有、妻、赋三字尚全。20世纪90年代初刘建军先生采自方山永固陵乱石中。
太和十三年（489年）云冈17窟南壁的《比丘尼惠定造像题记》，大小不明，8行，行约8字，凡67字。太和十四年(490年)的《“屈突隆业”墓砖铭》。砖长29厘米，宽15.5厘米，厚4～4.5厘米。阴刻2行，凡18字。第三行未刻，但有单线刻画“屈突隆业铭”等字依稀可见。2001年出土于大同二电厂厂区东南变电所工地，存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太和十四年（490年）《“阳成惠也拔”残砖》，残长17.5厘米，宽15厘米，厚4厘米。残文三行，存20字。2005年见于大同市井间。
太和十年至十六年（486年～482年）的平城北魏瓦刻文字，凡300余种。一部分为1995年至1996年在大同城南柳航里明堂遗址出土，一部分为2003年在大同市操场城街北魏宫殿遗址出土，藏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和市博物馆。
▲ 盖天保墓砖铭
太和十六年《盖天保墓砖铭》，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铭文分两部分，前为小字，3行又1字，55字；后为4个大字，字径4～5厘米。2005年大同城东南出土，拓本见于市井间。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的《吊比干文碑》（此石在河南卫辉比干墓侧，刻于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它为平城魏碑画上了句号，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石虽为翻刻，但尚能反映平城魏碑风貌，故亦列之）。
此外，尚有云冈18窟窟门西壁的《大茹茹可敦发愿文》残石、38窟外壁的《为亡息吴天恩造像题记》等发愿文，不明雕刻年代，观其风骨，可断为中期作品。
后期为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后的北都平城志石。主要有：
宣武帝景明四年（公元503年）的云冈20窟的《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其石略呈方形，高30厘米，宽28厘米。楷书10行，行12字，共110字。1956年清理20窟前坍塌物时发现，现存云冈石窟。
▲封和突墓志
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的《封和突墓志》。1980年在大同城西八公里的小站村附近出土。墓志铭为碑形，高42厘米，宽32厘米。楷书12行，每行12字，共141字。棋子格方2.7～2.9厘米。现存大同市博物馆。
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的《元淑墓志》。碑形，高74厘米(加额)，宽42厘米。碑额为“魏元公之墓志”六个篆书。24行，每行27字，凡511字。字格2厘米见方。1980年在大同城东十公里白登山南麓的东王庄出土。现存大同市博物馆。
宣武帝延昌二年（514年）的《高琨墓志》。方形，边长64厘米，厚12厘米。有盖，顶，志石方53.5厘米，厚17厘米。志文12行，足行12字，凡126字。1989年第8期《文物》王银田先生《〈元淑墓志〉考释附〈北魏高琨墓志〉小考》云，“1984年大同市博物馆发掘东郊元淑墓时，在其附近的小南头村发现了《高琨墓志》。据说此志于20世纪70年代初出土于小南头村村北被称作'三皇墓'的墓葬中”。
▲“四耶耶骨”石棺墨书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的《“四耶耶骨”石棺墨书》。棺盖为沙岩，高40厘米，宽28厘米，上下框4厘米，左右框3厘米。上有墨书6行，凡57字，可确认者54字。2002年12月得睹于大同并允拍照。
二、大同魏碑的书法艺术
在北魏建都平城期间，鲜卑拓跋氏在这里经过六代皇帝、近百年的发奋图强和苦心经营，终于完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鲜卑政权汉化即封建化的进程，并统一了中国北方。平城作为当时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不仅出现了像道武帝、太武帝、文明太后、孝文帝以及崔浩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留下了以云冈石窟为标志的诸多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产生了我国书法史上一种全新面目的书体——魏碑。正如南都洛阳的龙门石窟、永宁寺、明堂辟雍完全是按照北都平城的武周山石窟寺（云冈石窟）、永宁寺和明堂辟雍（洛阳明堂议而未施）规制重建一样，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只有把大同魏碑和洛阳魏碑加起来才能够完整地再现魏碑书法从初创到成型再到成熟的全过程。因此，从大的时间概念讲，大同魏碑可以称为早期魏碑，洛阳、邺城魏碑乃至齐、魏、隋北朝铭刻书迹则是中晚期魏碑。
这种大概念上的早期魏碑，比之迁都洛阳后的中晚期魏碑，其突出的特征，可以用古拙、朴茂、庄重、雄浑来概括，反映的是一种盛世气象。从书体分析，北魏前期官方正式场合多用楷隶或隶楷。迁洛后平城的铭石书迹，则与洛阳同时期的书风趋于统一，即以方笔楷书为主，间或有隶楷辅之。
平城时期的书法，虽然存在各种书体共存共行的现象，但从时间上也可看出一个大致的发展轨迹来。兹以早中晚三期分而论之。
▲《皇帝南巡之颂》碑额
▲《皇帝南巡之颂》
早期碑石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隶书面目、楷书章法，《嘎仙洞祝文刻石》与《钦文姬辰墓铭》可为代表。但因前者是朝廷大员受命以皇帝的名义北上寻根祀祖，祝辞刻石，自然是一种玄奥而博大的皇家气象，而后者是刻在一块小型志石上的贵夫人墓志，则显出几分真率来，其稚拙之象可与《爨宝子》媲美。“书兼隶楷”的《灵庙碑》碑阳也属此类，略微欹侧的体势，随方就圆的点画，浑朴奇诡的仙风道骨，使它比《爨宝子》更丰富多彩。而碑阴上部则“高美”直逼其后的《石门铭》和《鹤铭》。第二类是庄重肃穆、森严峻整的隶意楷书，《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和《王亿变墓碑》、《孙恪墓铭》即属此类。作为皇帝巡幸纪事的大型碑石，《东巡碑》可以说是第一件成型的平城魏碑书迹，宽博厚重、体整势张，通体都散发着生机和活力，这反映草原民族的性格，更体现国家草创时期特有的奋发向上的精神。《南巡碑》原本是宏篇巨制，残断部分尚存2600多字，书法更为成熟精到。书手的高明、刻工的精到都增加了这一珍贵文物的分量。《王亿变墓碑》、《孙恪墓铭》虽为径尺小品，或形端体正，举止平和，或褒衣博带，器度非凡。这两种墓志很可能是现今存世的最早北朝随葬墓石。第三类是质朴高古、天趣盎然的民间书风。《申洪之墓铭》，铭文并不长，但前后书体书风迥异。前六行基本上是楷隶，而中间从第七行到第十行则成了相当纯正的方笔魏碑，后面的三行后记却是十分洒脱茂密的隶意楷书。如果说《申洪之墓铭》是半官半民的话，那么《王礼斑妻舆》、《王斑》残砖，则更能体现北魏早期民间书风的特点。王礼斑（亦名王斑）在慕容燕贵至三品，入魏后只能以这样很不讲究的砖铭记墓，其妻之墓砖也算不得讲究，但却注重装饰效果，显得笔圆气厚。相比之下，《王羌仁》、《宿光明》砖更觉稚拙可爱，兴味无穷。
中期大同魏碑，是北魏王朝处于鼎盛时期的书体，此时的魏碑正处于定型阶段。这种书体不可能不反映博大雄浑的时代特点。其书风雍容华贵者，当推司马金龙墓表、墓铭及其墓砖文。《永固陵碑石残片》虽然只存数字，但盛世风采已见。《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造像题记》、《比丘尼惠定题记》、《盖天保墓砖》等，虽为率尔之作，其书风雄强沉稳和从容不迫使人想到了这个蓬勃向上的王朝。《宋绍祖墓砖铭》（其墓顶石刻草隶则为工匠率尔之作）以隶书为基质而开张如《石门铭》。以方笔经体楷书手写体出现的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题画文字，不仅比同时期石刻文字更为珍贵，更具观赏和研究价值，而且还证明在北魏的早中期确乎存在一种与当时官方隶楷书体以及寺院写经并行的方笔楷书。“大代万岁”等皇家文字瓦当，或楷或隶或篆，各呈其妙，展示了汉代之后又一个瓦当制作高峰期的艺术成就。明堂和操场城宫殿遗址的瓦刻文字，四体皆备，佳作迭现，多彩多姿，其价值在书法本身又超乎书法之外。一些原生态书迹，令人想到今日的流行书风，而其中由文士书家而沦为工匠者之作承载的信息量尤应引起研究者注意。
晚期大同魏碑（从时间上看，这个晚期相当于洛阳时期的早期），在大同发现得不算太多，而且跨度不到10年，但却件件精美。其中以云冈石窟《昙媚造像记》时间最早也最为精彩。其书体宽博开张，用笔方圆相济，看似率意，实则笔笔不苟。过去我通过反复把玩对照，认为它与《郑文公碑》同出于北魏大书法家郑道昭之手，其后在云冈石窟第六窟南壁发现一组小型造像下的“道昭”题名后，进一步坚定了这种判断的可靠性。《四耶耶骨》石棺墨书，其行笔结字既不似同期北邙体墓志铭刻体的见棱见角、雄强茂密，也不似平城时期司马金龙墓木板手书的形端体正、庄严肃穆，倒更像由魏晋而来的南派文书手札的风致。余如《元淑墓志》的精美奇峻，《封和突墓志》的方整大度，《高琨墓志》的成熟内，都是十分难得的。
三、大同魏碑的意义
今天，我们提出平城魏碑这个命题，并将其纳入书法研习者的视线，其意义至少有下面三条。
第一，百多年来，人们开始注意魏碑、重视魏碑，这是中国书坛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许多研究者却把目光主要放在了晚期魏碑上。这种眼界和方法必然制约研究，影响研究效果。现在我们把大同魏碑公之于世，这就给这个领域的研究增添了资料，拓宽了视野。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终北魏一朝一个半世纪官方和民间的书事活动状况，以及魏碑书法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而了解大同魏碑与汉隶、与洛阳魏碑，以至唐代楷书的承继关系，了解它与南朝书法既并肩而立又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关系。
第二，平城魏碑中，在过去传统书法中少见或未见的一些书刻形式，进一步丰富了魏碑乃至整个书法的研究对象。且不说《皇帝南巡之颂》的宏大、《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袖珍式碑形墓志的奇特给予书法研究者的惊喜，当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木板漆书手迹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石棺盖墨书《四耶耶骨》鲜活如初地扑入人们的眼帘、各种形式、各种书体的砖瓦文字展示其书法内外的丰富内涵的时候，在我是一种身临其境、如对古人的感觉。我想对与我一样喜欢魏碑的朋友们产生的同样会是一种心灵的震撼，对书界特别是书研领域则不啻是一种冲击和洗礼。过去我曾说过，不断发现和丰富的平城魏碑，可能要让传统的书法研究特别是魏碑书法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去重新认识，一些结论恐怕要因此而改写。
第三，随着大同平城魏碑的揭密和研究的深入，势必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动整个北魏文化甚至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如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对当时北魏平城地区朝野的佛事活动情况及佛教教义提供新的资料，对研究和确定云冈诸窟的开凿分期同样会有所裨益；各种志墓砖石文字不仅可补史传之阙如，而且能够揭示鲜卑拓跋宗室贵族、长期与拓跋氏合作的代北部族、西入东入的凉燕人物、加入代魏政权的中原世族著姓等不同集团和人群的不同葬制和习俗；永固陵及北魏宫城范围内不断发现的不同图案和吉语瓦当，从一个侧面反映代魏政权的文化形态和政治信仰，也体现其国力状况和民族精神；诸多的瓦刻文记则为我们了解北魏中期皇家建筑队伍的成分、工程的组织形式和施工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在大同地区出土正光末孝昌初年以后墓志殊少的情况，则说明六镇之乱对于旧京平城的破坏是多么严重。
四、余论
其一，关于云冈石窟造像题记。
本文所列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共有6种。实际上，云冈石窟的北魏石刻题记远不止这些。据60多年前日本学者水野清和长广敏雄调查，并见于I954年出版的《云冈石窟》一书的是30种，45题。加上1956年从20窟前积土中发现景明四年《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一种，十多年前本人在第6窟南壁窟门东侧发现“道昭”题字一种，现在我们可以数出的云冈石窟尚存造像题记是32种、47题。就是说，在云冈石窟现存53个洞窟中，迄今发现有造像题记的洞窟是14个，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多一点。有题记的14个洞也并非平均分布，最多的11窟和13窟各有13题。两窟合起来26题，占全部题记的一半以上。昙曜五窟，17至20窟壁上各有一题，16窟未发现有记（20窟的昙媚题记则是石碣形，很可能原本就是嵌于壁间或置于窟间的。从“同拟状金石”的愿词看，此石所记造像不一定在壁上，倒有可能是供养于佛台的一组铜像、石像。1992年云冈石窟清理地面积土时，确曾出土过几件形体不大但十分精致的佛像，显然不是从墙上坍塌下来的）。除中部11至13窟外，题记较多的是西部5个窟共10种、11题，其中22窟、25窟、27窟、38窟都在2题以上。云冈石窟题记的这种分布情况说明，中部11、12、13窟，除本尊佛像和胁侍菩萨外，四壁佛龛、佛像均为民间所造。这就是说，在这些洞窟中，达官贵人、信男信女、内外僧尼有着充分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空间。而昙曜五窟以西诸窟，是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的民间洞窟，而此时世宗已“诏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阳伊阙山”大“营石窟”，且造像发愿之风大盛，自然题记会多一些。与这两种情况不同，一些主要洞窟，包括文明太后、孝文帝所凿5窟、6窟这样的大型标志性洞窟，也包括将作大匠钳耳庆时（王遇）主持开凿的“穷诸巧丽，骇动人神”的中部诸窟，则是连主像带四壁，一次性设计、一次性开凿，僧俗人士不得自行凿龛造像。其实即便此禁已弛，他们也无处下凿，故尔基本上没有题记。昙曜五窟初凿时，四壁造像虽少，但因五尊主佛像征“太祖以下五帝”，洞窟便成了庙堂，等闲之辈岂敢在窟内胡刻乱画？只是到太和中期，随着文明太后佛事活动的中心东移到方山思远寺（沙门统也由该寺主僧显充任），像茹茹可敦、比丘尼惠定这样的显贵、大德方可小心翼翼地造像发愿。
除此之外，造成云冈石窟造像题记不及龙门石窟丰富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迁都和六镇兵变这样突发性事件的影响。在云冈中部11、12、13等造像比较集中的窟室，许多佛龛为民间所造，而且龛下还预留了打磨平整的题记刻制处，但最终还是“留白”了。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太和十七至十八年（493年～494年）孝文帝借南征之名，进行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国都南迁。作为供养人的达官显贵、邑义信士一定有许多都随驾南迁洛阳，寺中佛龛成或不成，愿词刻与不刻都不重要了。其中有些未完佛像大概只能由僧尼们去补完。作为佛门弟子，像龛可以补竣，而其功其名却断不可贪占，于是题记宁肯空而不刻。这实际上是一种故都的文化流失。二是云冈石窟是在砂岩上凿佛刻题，不比龙门石窟石质可经久而不易其容。因风化严重，有许多题记已漫漶莫辨，更多的则不复存在。如第4窟南壁正光年间《为亡夫侍中造像记》，虽为日本水野清一氏所著录，但今日已不见踪迹。云冈石窟造像题记，现在是传之未远、鲜为人知，将来恐怕也不会留之久远。因为就现存32种47题发愿文，所存墨拓可谓凤毛麟角，建国后几乎没有做过这项工作。除碑碣式的《昙媚题记》有真正的墨拓外，连我们仅能看到的《五十四人题记》亦多为复制模拓。倒是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日本人那里有过全部或部分墨拓。《鲁迅日记》1921年3月2日写道：“……买邑义五十四人造象一枚，云出山西大同。”1925年11月3日又云：“……晚访张凤举，见赠造象题记残字拓片，云出大同云冈窟之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1936年《考古社刊》周一良《云冈石佛小记》中也记下了一则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其文云：“□□事？大？幽□□惟中？□□□‖□‖□后□兴□‖□‖故？节‖□实？汾？之‖如？此？在□尝？‖□此？福使亡妻？□□更‖前？光？母四体休？罪业调‖□□老李自愿门‖□丰□用之。”以其内容与水野清一氏著录对照，当为第27窟北壁《老李七自愿造像题记》，也就是鲁迅先生接受张凤举所赠的“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的“造象题记残字拓片”。鲁迅先生所得的两帧拓片为何人所拓，《日记》未作交代。但从《鲁迅日记》所记“1923年7月3日他与二弟周作人一道在北京日本人开的照相馆购得云冈石窟图片一套十四张”，以及“1923年12月4日由张凤举转交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教授泽村专大郎自摄云冈石窟图片一册”推测，这两种云冈题记恐怕也是来自日本商人或学者手中。
其二，关于崔浩《国书》和《五经》碑。
前两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寻找北魏〈国书〉碑》的短文。讲到北魏神二年（公元429年），太武帝拓跋焘命名臣崔浩主持编纂《国书》三十卷。崔浩还把新修的《国书》和《论语》以及《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易》的注本镌刻上石，颁行天下，以为基准。由于《国书》、《五经》碑林规模浩大，又是立在于当时平城西郊通衢大道上。一些早对崔浩的崇道抑佛的政治主张和汉化政策不满的拓跋氏贵族，便以《国书》“尽述国事，备而不典”为辞，要求太武帝严惩崔浩。崔浩终于在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惨遭杀身之祸。这场变故之后，那么多精良的石碑不消说是毁掉了，但毁掉这些石碑，显然不会像杀一个崔浩那样来得容易。在一千五六百年前，毁碑的手段不外乎把字磨掉用做房基、将碑打碎弃之山野、毁碑挖坑深埋地下几种。但是，无论用什么办法，要想把这上百通大石碑毁得不留一点痕迹，是很难做到的。磨去字改做他用费力费时，可能性不大。若是真有那么一部分做了房基，出土时也会受到人们的注意的。砸碎是最可能采用的办法，这样势必会在其附近留下许多带字的残石，但至今尚无人在大同城西碰到过这样的弃物。最好的法子是挖几个大坑把毁掉的《国书》、《五经》残石连整带碎深埋起来。我真希望有一天在某一处建筑工地的推土机下，忽然有一处北魏早期的碑林博物馆石破天惊般地重见天日，北魏人自己写的《魏书》，连同大书法家崔浩亲笔书写的“序”之类的铭刻书迹也得以重放异彩，这将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奇迹。
然而，当时的《国书》碑林究竟在什么地方？《魏书》、《北史》、《南齐书》都说是在北魏京都平城西三里，再向西三里则是西郊的郊天坛。现在，北魏的宫城已经暴露在我们面前（见拙文《北魏皇城调查札记》），这个坐标就更明确了。十年前，我曾在《平城北魏古地名臆说》一文中做过这样的揣度：现在大同市城西一处叫白泊洼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当时这处碑林的所在。白泊洼就是白碑洼或百碑洼。我还真的在大同的一种志书上看到“白泊洼”是写作“白碑洼”的。这是否说明此地曾立过白色的碑或者是数百通碑呢？但愿这处地下碑林安然无恙。
其三，这些年来大同市的基本建设速度加快，规模日增。建城、修路、挖沙、开沟，考古新发现愈来愈多，文物的破坏流失也时有发生。据说前几年市考古所在大同二电厂附近北魏墓又有发现了关于其位置的石刻题记。社会上也断不了有一些北魏志石及拓本露面，此事亦应引起重视。大同市已做出在御河即古如浑水东岸的古白登山南麓分建新城的规划，而白登山下正是北魏贵族墓地的集中地。有名的司马金龙墓、元淑墓、宋绍祖墓、高琨墓都是在这一带出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北魏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北魏平城魏碑的数量会不断增多，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会愈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