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民|“唐标铁柱”今何在?
闻名天下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有“唐标铁柱”之句,说的是唐朝于神龙三年(公元707年)派姚巂道讨击使侍御使唐九徵征讨姚州境内的叛蛮,取胜后立铁柱记功的事。距今〔编者按:2007年〕正好1300年。
唐朝前期,西洱河(今洱海)地区居住着昆明、哀牢、麼些、僰人、河蛮等少数民族,统称为“西洱河诸蛮”。公元7世纪80年代初,西藏高原吐蕃势力南下,攻拔唐朝西南要塞安戎城,深入洱海地区,“西洱河诸蛮皆属吐蕃”。唐朝当然不会坐视吐蕃控制洱海地区,威胁其越巂(今西昌地区)与姚州(治所在大姚,辖洱海地区)两大都督府的安全。经过姚州都督府的努力,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原先归附吐蕃的昆明蛮二十五部在首领傍时昔的率领下,背弃吐蕃归附唐朝。唐廷立即委任傍时昔为浪穹州(今洱源)刺史,“令统其众”。通过他控制西洱河以北的少数民族部落,以浪穹为据点抵御吐蕃向洱海地区的侵透。
唐中宗李显即位(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摄监察御史李知古上书说:“姚州诸蛮(即西洱河诸蛮),先属吐蕃,请发兵击之”。唐廷便命令李知古征调剑南兵前往西洱河地区讨击,李知古在洱海地区“筑城堡,列州县”,并试图诛杀叛降吐蕃的“豪酋”。“蛮酋”求救于吐蕃,引兵攻杀李知古,相率以叛,致使“姚巂道闭不通者数年”。为平定“西洱河诸蛮”的叛乱,打通姚巂道,巩固姚州都督府对洱海地区的统治,神龙三年,唐九徵奉命率兵征讨“姚州叛蛮”,连战皆捷,大破西洱河诸叛蛮,俘虏三千余人。先前,吐蕃为控制西洱河诸蛮,曾在漾濞水(江)上构筑铁索吊桥,以通洱海地区,并筑城在此戍守。唐九徵将此城夷为平地,摧毁了铁索桥。勒石碑、建铁柱以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铁柱上刻有姚州地图及地界记,称为“铁柱书”。
石碑、铁柱建于何处?《大唐新语》说:“勒碑于剑川,建铁柱于滇池”。但所说的两个地名都未必正确。石碑立于剑川,从当时的局势看未必可能。据文献记载,吐蕃在西洱河的势力,以浪穹为根据地,唐九徵在漾濞水大败吐蕃,断其通西洱河之路,但并未攻克浪穹。直到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唐朝派兵攻打南诏时,浪穹仍为吐蕃占据,是其支持南诏对抗唐朝的前哨阵地。因此,唐九微不可能越过浪穹北至剑川立碑。据《旧唐书》的记载,石碑应立于漾濞水通西洱河之间,可能在今邓川附近。剑川恐为邓川之误。
至于说建铁柱于滇池,前人早已持怀疑态度。清人高奣映《铁柱诗序》说:“唐九徵驻漾濞,毁蛮铁恒,不令与西洱河通,遂大胜之,作为京观,盖以铁絙以也成。诸家记载,皆曰铁柱建于滇池,何以战胜于漾濞,而记功远在他耶?”全祖望《昆明池考》也说:“唐九徵战胜于大理,不应建柱于千里而遥之滇池”。
我们认为,唐九徵讨击西洱河诸蛮,其征战区域不在滇池,所以铁柱应在洱海地区,不应在滇池之畔。明人李元阳的《石门记》、徐树丕《识小录》都认为铁柱立于点苍山的湍溪。《大唐新语》说:“波州铁柱,唐九徵铸。”波州在今祥云县,但祥云既无铁柱遗迹,又无文献纪录。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在给吐蕃赞普的两封文书中提到建铁柱事,一封文书为“彼州铁柱”,另一封为“彼中铁柱”,铁柱上有《州图》、《地记》,“为唐九征所记之地”。可见“波”为“彼”之误。“彼州”不是一个具体的州名,而是唐朝吐蕃之间交接的地区。铁柱就是彼此间划定势力范围的标志。史籍说,唐九徵进至邆赕、浪穹,“果战皆捷”,大破吐蕃势力,焚漾水、濞水二桥,“遂于其处勒石记功”。“勒石记功”当与“立铁柱”为同一事。可见铁柱就立在漾水、濞水附近,也就是今漾濞县境内。明代学者李元阳在《石门记》中说:“至湍溪,为唐九徵立铜(铁)柱之地。”湍溪为苍山西流人漾濞江的雪山河。可知“唐标铁柱”,不在滇池而在洱海地区,不在祥云,也不在大理天生桥,而在洱海以西,今漾濞县境内。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系主任、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巡视员;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2011年获红云教育功勋奖,2014年获云南省政府2013年度云南诤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