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资料与西南民族史地研究——《唐南宁州都督爨守忠墓志》解读
石刻资料与西南民族史地研究——《唐南宁州都督爨守忠墓志》解读
郭声波 姚 帅
摘 要：西南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历史及政治原因而致传世文献较少，因此石刻资料在西南民族史地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时爨氏是南中主要政治势力之一，但正史的记载多有短缺。通过解读新近发现的《唐南宁州都督爨守忠墓志》，补正了爨氏世系、唐代爨氏事迹，基本解决了南宁州都督府所领州数及罢废时间等史地问题，可以补充两《唐书·南蛮传》的不足。
关键词：石刻；西南民族史地；爨氏；爨守忠；唐朝；南宁州
历史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中央政权为保持稳定的统治，奉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常以羁縻政区形式加以宽松笼络，故而这种政区的边界较为模糊，隶属关系较为复杂，详情多为中原正史所不载。西南民族如乌蛮等虽有自己文字，但总体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留下来的文献记载十分有限，口述历史也模糊不清。因此，传世及考古发现的石刻资料对于研究西南民族史地来说，意义就更为明显和重要。
从汉末到中唐数百年间，爨氏家族称雄南中，世袭太守，拥兵自重，远离中央王朝割据一方，并与当地少数民族形成民族共同体，是西南民族演变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由于地处边疆，许多中原史书对该地区的记载难以全面又错误百出，而莫测其端。所幸的是，爨氏所生活的滇东地区，存在着一批传世刻石。其一为“爨龙骧之墓”刻石，为晋代曾任“龙骧将军”的爨氏族人。其二为《爨宝子碑》，其立于“大亨四年岁在乙已”，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其三为《爨龙颜碑》，立于刘宋孝武帝刘骏大明二年，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侯使君之碑”。《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史称“二爨碑”。其四为《寸(爨)氏墓碑志》，立于明永乐九年。利用这些石刻对爨氏及西南民族史地进行研究的现代学者，方国瑜先生应为首推。方先生对“南中大姓”、“爨氏称雄和灭亡时间”、“爨氏统治南中的地域范围”、“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及诸历史地理问题作了详细论述①。其后平建有、秦建文等人也通过爨碑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②，但由于没有新的史料发掘，难有突破。
1999年于成都发现的《唐南宁州都督爨子华(守忠)墓志之铭》(以下简称《爨守忠墓志》)[1]，志文首题“大唐故节度副使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南宁一十四州都督袭南宁郡王”，记载了墓主爨守忠的生平事迹，并涉及到爨氏谱系、唐代职官、政区沿革、爨氏内乱及爨氏与唐和南诏的关系等内容，是研究西南民族边疆史地的重要资料。有学者称它是“继二爨碑之后，目前所发现的最完整、最重要的爨氏墓志铭”[2]，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点校、研究，特别是对“爨归王世系”、“爨守忠为何归葬成都”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3]511-514，但行文简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有偏颇、错漏之处。笔者不揣固陋，在拙作《彝族历史地理研究》中，据原碑拓片又重新对其进行了点校整理[4]474-476，本文将据此对该碑的史料价值进行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以补正史书记载之阙误。未妥之处，幸识者有以教之。
爨氏入居南中的时间，《通典》和《新唐书·南蛮传》都说：“西爨自云本河东安邑人，七叶祖事晋南宁太守，属中原乱，遂王蛮夷。”方国瑜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南中爨氏自中原迁来，是可确定的。至于迁来的年代，不应在晋朝，亦不应在《龙颜碑》所说的爨肃之后。虽不详何时，惟可推测在东汉后期遣戍屯守而落籍的长吏，汉末称强，跻于大姓之列。”[5]101-102今据《爨守忠墓志》：“洎钟会叛死，邓艾忠殂，十二代祖遐左迁是邦，世豪南夏。”可见，爨氏迁居南中不是在七代祖，而是在“十二代”祖爨遐。其准确时间应为三国末年，邓艾死后不久。《爨守忠墓志》的说法似乎与晋人的记载有些矛盾，因为《三国志·李恢传》载，李恢姑夫爨习为建伶令，而常璩《华阳国志》说，爨习是建宁郡人，这表明确如方先生所推断，在东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5年)以前，爨氏先祖已从河东入居南中建宁为吏。不过，爨习曾带领部曲从诸葛亮参加北伐，方先生又说：“北伐兵撤回后，不知南中部曲的下落如何。”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是跟随爨遐重新回到南中，从此“世豪南夏”，爨遐可能是爨习之子。方国瑜先生所列爨氏世系表在爨习后面空了一代，作无名氏，现据《墓志》似可补实。
爨习入居南中虽早于爨遐，但他只是一个流官，后来参加北伐又死在北方，爨氏从爨遐开始，才定居南中，这可能是《爨守忠墓志》不以爨习而以爨遐为始迁祖的原因。
从三国末年的爨遐到唐德宗时代的爨守忠，有500年时间，平均每代以25年计，约有20代，显然《通典》和《新唐书》的“七代”说不可信，然而《爨守忠墓志》作“十二代”，也差了很多，颇疑是“二十代”之误倒。
爨遐部曲从北方回到南方，依旧“歌杂南音，盖不忘本也”，因为他们很多人原来就是南中的夷人，所以要以“南音”为音乐本源。
隋代南中有昆州(今昆明)刺史爨翫，后入朝被诛。唐高祖即位(618年)，“以其子宏达为昆州刺史，奉父归丧”。《新唐书·南蛮传》说：“爨宏达既死，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6]6316两事相衔，似乎归王直接承袭了宏达的官职，非子即孙。按爨宏达为昆州刺史时年龄当有20岁以上，至显庆年间(656-660年)死去时应近古稀之岁。故方国瑜先生推断：“若归王此时继宏达假定为二十岁，至天宝初年(724年)已逾百岁，当不可能，归王所继为宏达之职。但宏达后必有一传或再传而至归王，然不获考。”[5]110《爨守忠墓志》的发现则解决了这一问题：“曾祖荣宗，皇朝左监门卫大将军封南宁郡王……大父仁弘，皇特进，袭南宁郡王……烈考归王，皇左金吾卫大将军，绍封。”可见宏达至归王之间至少有荣宗、仁弘两代。荣远大先生曾据《墓志》指出：在爨宏达死后，经荣宗、仁弘两代才到归王这一代[3]512-513。但他没有进一步考证荣宗、仁弘的生活年代。我们在此不妨作一些补充：据《墓志》，爨荣宗曾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封南宁郡王，从平均年龄推测，可能是在高宗初年(650年)，而方国瑜先生据张柬之《请罢兵戍姚州书》推测，垂拱四年(688年)的昆州刺史爨乾福也可能是宏达的孙辈或归王的父辈[5]110。归王之父辈、祖辈，在《墓志》中已明言是仁弘、荣宗，乾福如果真是宏达之后、归王之先，则只可能与荣宗同辈，或比荣宗高一辈。从名字辈分不同看，我们估计高一辈的可能更大，亦即乾福为宏达之子或孙、荣宗之父，荣宗始封南宁郡王，实际上应在垂拱四年之后，而不是高宗初年。南宁郡是郎州(今曲靖)的别称，可知从荣宗开始入居郎州。这样，从爨宏达到爨守忠之间的世系和居地基本上可以补完，即为宏达—?—乾福(以上昆州刺史)—荣宗—仁弘(以上郎州刺史、南宁郡王)—归王—守隅、守忠(以上南宁州刺史、南宁郡王)。
宏达的子孙本在西爨的昆州，何以后来历任东爨的郎(南宁)州刺史?原来，郎(南宁)州在唐初本是正州、正都督府，曾有汉人俞大施、任怀玉任刺史、都督，高宗时降为羁縻州，始用夷人治之。爨氏是唐朝安插到南中的代理人，是有一定汉化程度的夷人(早年是有一定夷化程度的汉人)，自然要受到重用，以之接任郎(南宁)州刺史，直到开元五年(717年)升为羁縻南宁州都督。
高宗以后，爨宏达的子孙已分为几支，如下所考，在东、西爨各羁縻州都有分布。
《新唐书·南蛮传》载：“有两爨大鬼主崇道者，与弟日进、日用居安宁城(属昆州)左……俄而崇道杀日进及归王，归王妻阿奼，乌蛮女也，遣使诣归义求杀父者，书闻，诏以其子守隅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辅朝……”[6]631《6云南志》亦载：“归王兄摩湴，湴生崇道，理曲轭川(即威州)，为两爨大鬼主。”[7]128可见，摩湴一系可以明确，即有崇道、日进、日用三子，崇道至少有一子辅朝。
摩湴弟归王一系，《新唐书·南蛮传》仅载有一子守隅。然而《爨守忠墓志》云墓主也是归王之子，则守忠与守隅为兄弟无疑。有一条史料说，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东爨乌蛮守愈等遣使朝贡[8]，守愈读音与守隅同，当为同一人。但笔者以为，守隅既然又作“守愈”，与“守忠”一样末字从“心”，则本名应是“守愚”。“守愚”、“守忠”皆指秉性、修养，符合古代兄弟起名用字近义的规律和习惯，“守愈”则无意义。此外，“愚”与“隅”不仅音近，而且形似，“隅”和“愈”不过是“愚”的讹误而已。
这里要说明的是，《墓志》说守忠是字，子华是名，那么守愚、守忠皆是以字行用，守愚原名失载。
南诏《德化碑》还提到，天宝初年有西爨求州刺史爨守懿[4]466，守懿末字亦从“心”，与守愚、守忠兄弟名字何其相似，故大胆推测为兄弟三人。守懿年龄略大于守愚，但未继任南宁州都督、南宁郡王，可能是其庶兄的缘故。此种情况与摩湴与归王的关系大略相似。根据以上考证，可以理清唐代的爨氏世系，列表如下：
关于开元、天宝之际安宁筑城事件后爨氏内乱继续延伸的情况，《新唐书·南蛮传》只说“俄而爨崇道杀日进及归王”，《云南志》则说崇道是“阴害归王”。何以发生萧墙之祸?根据《新唐书·南蛮传》的记载，唐将李宓行反间计，唆使崇道暗杀其弟日进、其叔归王，以削弱爨氏实力，便于唐朝控制南中。然而崇道与归王子守隅相攻讨不置，归王妻阿奼诉于南诏蒙归义，归义为兴师讨崇道，营于昆川，崇道走黎州，遂虏其族，杀崇道子辅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稍离弱[6]6316。唐朝反间不成，反被南诏利用，进兵南中，从而达到了控制爨部的目的。
各种史书中均说崇道被杀，而未说明死于谁手，《爨守忠墓志》则明载：“太夫人守恭姜之志，多孟母之贤，断甚金龙之妻，礼愈石窌之妇，痛缠家祸，誓复夫仇，锐旨潜购，英机密运，凶渠授首，天诱其衷。”“潜购”即私下收买杀手，“密运”即暗中操作机谋，显然崇道是被一心为报夫仇的阿奼所买之刺客暗杀，所以崇道死后，阿奼深感“宿憾获申，幽魂雪愤”。此等大事也是“古今之所未有，载籍之所罕闻”，最后阿奼得“美号崇封”。至于所封为何头衔，《墓志》未载，笔者推测，应为较显赫之名号，以至于史书将阿奼误认为部落首领。这段史实，可以弥补《德化碑》、《云南志》和两《唐书·南蛮传》忽略的细节。
关于南宁州都督爨守隅被迁走后东爨的首领，史志多指为其母阿奼。《新唐书·南蛮传》云：“阁罗凤立，召守隅并妻归河睒，不通中国。阿奼自主其部落，岁入朝，恩赏蕃厚。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户二十余万于永昌城，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6]631《6云南志》也执此说，且明言“阿奼自为乌蛮部落王”[7]129。《爨守忠墓志》的记载则与此不同。志文首题“大唐故节度副使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南宁一十四州都督袭南宁郡王河东爨公”，文中说：“桀骜伺边，蜂虿纵毒，歼我国宝，皇上震惊，畴其嗣之，王即金吾之冢子也。”当桀骜不驯的南诏肆虐南中，歼灭唐军，俘虏南宁州都督爨守愚(隅)后，唐朝即任命爨归王另一儿子爨守忠(子华)继任，世袭王爵并领十四州都督，那么就可以视其为爨氏在南中统治的继承者。唐廷时刻想恢复在南中的统治，因此继续承认爨守忠的地位，并对其加以保护。守忠虽称王，但部落事务可能由其母作主，因此被后世误认为是阿奼称王。上文提到，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东爨乌蛮守愈等遣使朝贡”，守愈即守愚，但其时守愚已迁居到南诏腹地河赕，被监控起来，不可能遣使向唐朝朝贡，“守愈等”当含守愚、守忠兄弟，真实情况应该是，阿奼假借守愚、守忠兄弟名义向唐朝保持联系。
爨守愚被俘安置到河赕后，爨地是否尽失于南诏?方国瑜先生认为：“爨部区域经南诏扰掠以后，爨氏的统治势力完全崩溃。”[5]113正如南诏《德化碑》所云：“(赞普钟)十四年春，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二诏，佐镇抚。于是威慑步头，恩收曲、靖……南荒渀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镜。”[4]471赞普钟十四年即永泰元年(765年)，即至迟在该年，东爨地区已全部归属南诏。《爨守忠墓志》云，守忠并不驻在东爨的南宁州，而是驻在嘉州的犍为：“前节使张公屈魏绛以和戎，征蒋钦以清俗，顾彼远獠，远镇犍为。”后来守忠也是“薨于嘉州公廨”，“葬于成都广都县政道乡”。张公即剑南节度使张延赏，大历十四年(779年)至贞元元年(785年)在任。爨守忠既然受张延赏差遣驻镇嘉州犍为，说明至少大历十四年以后东爨南宁州都督府十四州地盘的完全丢失是肯定的。从《墓志》记载爨守忠贞元二年(786年)去世时“春秋卌有八”并归葬成都来看，守忠已在剑南内陆与汉人成婚、生子、安家，这与他兼任的剑南节度副使名义(即在成都有宅)是相称的。其世袭王爵并领十四州，徒具名义而已，唐廷的册封只是保留了收复南中的希望。爨守忠实际上已经被南诏赶出了南中，只带着一批部众内迁，寄驻于犍为(以南宁州都督府曾属戎州都督府观之，也不排除守忠开初曾暂驻戎州的可能)，从事屯垦，以为休养及招徕散亡之计。正所谓：“既式遏以怀柔，仗辟田而播殖。刑以肃惰，悦以劳勤。化榛莽之乡，成繁剧之邑。憧憧宾旅，远近如归。”《墓志》的这些记载，接续了唐宋史志失传的南中失陷后的爨氏后期历史，其宝贵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世传唐朝给爨氏封授的官职只有都督、刺史、司马、将军、大鬼主等，未闻赐爵。后起之南诏蒙氏不仅授刺史之职，而且先后赐予越国公、云南郡王爵位。史家多未注意到这一反常情况。今按《爨守忠墓志》：“曾祖荣宗，皇朝左监门卫大将军，封南宁郡王。谋猷间出，德义高全，为种落之侯王……大父仁弘，皇特进、袭南宁郡王，片玉浑金，坚刚温润，心悬象魏，虎视昆明。列考归王，皇左金吾卫大将军，绍封。”后来爨守忠又“袭南宁郡王”，说明从荣宗始封南宁郡王，一直到守忠，都承袭了此等崇高之郡王爵位，而为两《唐书·南蛮传》漏载。进而推断，守忠兄守愚任南宁州都督时，也应袭有王爵。
《爨守忠墓志》又载：“王幼乖庭训，夙达义方，忠信城池，勇果矛楯，至于擒纵之妙术，营垒之深规，雷公六甲之符，靡不洞理穷微，研精所要。”爨守忠不仅忠、孝、信、义兼备，而且懂一定的兵法和奇门遁甲之术。尽管这些赞美恐有过溢之处，但也可从一个方面反映中原汉文化对爨氏的影响之深，爨氏王族的汉化应当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守忠一反故例，未娶乌蛮女，而娶成都人李氏为妻，与此也当有一定关系。
南宁州都督府控制剑南与安南之间的通道，是唐西南边疆战略重地之一，也是爨氏世居之地，且唐与爨氏、南诏在此互争雄长，导致其几经罢废，名称、领州屡易，沿革十分复杂。谭其骧、方国瑜等先生对此做过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因为没有新的史料的出现，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方国瑜先生认为，《太平寰宇记》戎州条所说“管蛮夷新州四十九”中有二十一州在益州郡界内和石门路，加上见于《新唐志》所载新设之八州及武德年间旧设之七州，合计三十六州，“即《旧唐书·地理志》戎州都督府'天宝元年依旧都督羁縻三十六州’为开元末年南宁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之数也。”[9]但《爨守忠墓志》记守忠职为“南宁(等)一十四州都督”，在追溯其祖籍时又说：“十二代祖遐，左迁是邦，世豪南夏，繁枝固本，而一十四郡宗之。”此处说南宁州都督府所领为十四州，而非三十六州。对此，有的学者认为：“爨氏在南宁州的统治区域，魏晋以降迨至唐贞元二年，就只有十四州。”[3]513其实，爨氏初据南中时区域十分狭小，只有建宁一郡，两晋南北朝时整个南中都没有十四个郡。其后所领州郡变化不定，但均不为十四州，所以爨氏“始终领十四个郡”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墓志》所谓“一十四郡宗之”，意思是说，爨守忠所领十四州(郡)的地盘，早在两晋南北朝爨遐后裔“世豪南夏”的时代就归于爨氏势力范围了。因为唐十四州(郡)的范围也就相当于起初的建宁一郡，并非一开始爨遐就有十四个郡。
另有学者认为：“南宁州都督府为南诏所陷，但三十六州中仍有十四州未陷。”[10]对于此说法的验证，需从南宁州的失陷时间入手。南诏占领东爨南宁州都督府的时间，应在天宝十五载(756年)。其原因有二：其一，《云南志》卷七载：“天宝十五载，(何履光)方收蛮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属安禄山造逆，奉玄宗诏旨将兵赴西川，遂寝其收复。”[7]263在何履光奉诏北上之前，南诏不可能越过安宁占领南宁州都督府地区。其二，今昭通、威宁一带的曲、协二州，据《太平寰宇记》所载是失陷于天宝十五载，而南诏要占领该二州(实际还有靖州)，必须先取得两爨地区。由此看来，曲、协、靖三州及《太平寰宇记》所载“益州郡界近于滇池”并“没落云南蛮界”的“旧管一十五州”，加上《新唐志》有而《太平寰宇记》失载的禄、信、居、炎等州，必是同时失陷于天宝十五载。以其州数远远超过十四州判断，显然天宝末年陷落的一批羁縻州不完全是南宁州都督府所领。另南诏《德化碑》载：“(赞普钟)十四年春，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二诏，佐镇抚。于是威慑步头，恩收曲、靖……南荒奔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镜。”赞普钟十四年即永泰元年，拓东城即今昆明城，天宝十五载已为南诏所占。这段记载表明，永泰元年，阁罗凤派遣凤伽异坐镇拓东城，向东继续开拓境土，北到曲、靖旧地，南至步头一带，包括南宁州羁縻都督府在内的大多数戎州都督府羁縻地区已纳入南诏势力范围。这就是说，该年南诏又招降了武昌、哥灵、滈、切骑等六个东爨羁縻州，从州数看，永泰元年失陷的羁縻州也与南宁州都督府所领不同。由此可见，南宁州都督府领州数与失陷年代并无关系，“十四州”不是南诏占领的州数，也不是残余的州数，《墓志》的记载无误，天宝初年的南宁州都督府不可能领有三十六州或者更多州，而只领有十四州。据笔者考证，应为戎州都督府最南边的长、南宁、盘、麻、武德、英、武恒、威、声、归武、严、奏龙、品、从十四州，原因是，戎府管辖的羁縻地区南北狭长，从今四川宜宾一直延伸到云南河口一带的中越边界，而戎州都督府的治所过于偏北，南部地区不便管理，故而要设置南宁州羁縻都督府以分其责，自然地，南宁州都督府的管辖范围就只能是最南的十四个羁縻州[4]136。
关于南宁州都督府的下限，方国瑜先生等认为自天宝末年南宁州都督爨守隅被俘，南诏尽占南宁州地后，都督府即被撤销。也有学者根据南诏《德化碑》所记，认为至迟应在永泰元年，曲、靖以南的爨地已尽被占领，南宁州都督府不复存在。但《墓志》记载爨守忠为“南宁一十四州都督袭南宁郡王”，说明南宁州都督府的建制在爨守忠贞元二年(786年)去世前仍然存在。只是所领属州已尽被南诏占领，爨守忠只能寄住于唐控制下的剑南道。贞元二年爨守忠死时，其子尚属“孤幼”，是否继任都督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唐朝停止封授爨氏南宁州都督的时间，不能迟于贞元十年(794年)遣使至阳苴咩城与南诏盟誓之时，甚至不能迟于贞元七年(791年)以“蜀爨蛮”置安南峰州都督府十八羁縻州之时，因为前者等于公开宣布放弃收复南诏占领地，后者则是将南宁州都督府原部民转归峰州都督府管理，凡此二者，都表明南宁州都督府名号已无存在之必要。
注释：
①方国瑜先生对此的研究主要见于《云南地方史讲义》（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984年印行）、《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及《滇史论丛》、《方国瑜文集》等著作。
②详见秦建文：《爨·爨氏·爨文化》，《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平建友：《关于爨龙颜碑中爨地与爨姓关系探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梁晓强：《<爨龙颜碑>题名职官分析》，《曲靖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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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彝族历史地理研究”(01JB 770013)。
作者简介：郭声波(1959-),男,四川省泸州市人,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