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西迁史略（上）
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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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据统计，抗战之前，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108所，其中91所分布在京、津、沪、宁、江、浙、皖、赣等沿海及东部地区。随着抗战的一步步深入，这些学校大多处于战火威胁之下。为了谋求各级教育的安全，保存中国教育的血脉与实力，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东部高校西迁问题。9月2日，教育部令沿海各学校迁移至内陆上课。
此后，东部高校或联合、或单独西迁办学，为中国高等教育保存了火种。以联合大学西迁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云南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所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迁往陕西汉中，改为西北联合大学等。包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在内的大多数高校是独立西迁的。
浙江大学历经曲折，先后四次迁徙，最终才在贵州遵义、湄潭安定下来，期间穿越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
1934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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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前，浙江大学在敌军的轰炸中坚持办学三个月。
为了应对战时的非常情况，1937年暑假，浙江大学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淞沪会战”后，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4股，后又增加工程、防毒、研究、宣传、课程5股，共9股，校长竺可桢担任主席，规定全校教职员每人必须参加其中一股。10月1日，又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编制“战时后方服务队”，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并须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内设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由“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所属各股分别负责办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和“战时后方服务队”在浙大西迁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其培训的项目帮助浙大师生应对西迁路上的各种困难，有效减少了日寇空袭中的人员伤亡。
为了避免敌军的轰炸，学校与西天目山禅源寺商定，租借寺院房屋，作为1937年秋入学新生的课堂和教室。后经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批准，9日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27日起上课。为了让每个大学生明了自己的责任，熏陶学生的品格，1937年10月12日，浙大开始在天目山分校实行导师制，成为国内第一所实行导师制的大学。导师制的办法是不分系别和性别，每组由导师负责管理16名学生，由导师随时将学生的思想、行动记录下来，作为指导依据。当然，师生分配并不固定，根据师生双方的情况，可做人员调整。学校迁徙至建德后，导师制全面推行，此后一直坚持执行。导师制在西迁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有益于师生之间相互关心和帮助，而且培育了浙大的办学特色，为后来浙大成为全国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将附设的高工和高农两校迁往萧山县的湘湖。
留在杭州本部的师生们，虽然经常处于敌机的轰炸中，从9月20日至10月30日，六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的时间平均达16%，但仍然坚持在轰炸的间隙学习。
浙江天目山禅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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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的发展，西迁被提上日程。在讨论浙大迁往何处时，竺可桢校长和教授们认为，浙大绝不能迁到如武汉、长沙、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去，以免造成内迁大学生过度集中在大城市，而是要搬迁到那些未有过大学的城镇，甚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内陆的开发得到结合。可见，浙大时刻将国家的发展与自身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经考察，迁校地点选在了浙江南部的建德县。10月，教务长郑晓沧前往建德县筹备临时校舍。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浙江、江苏二省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全公亭距杭州仅120公里，为了全校师生的安全，浙大被迫正式西迁。
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师生分三批在杭州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料理运输设备的李絜非等教职工，克服工人稀缺、车辆难得的困难，将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将他们也搬迁至建德县。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女生和教授乘船，男生由军训教官率领，荷枪背弹，行军南下，到桐庐后，搭上小汽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达建德。
由于建德县城规模小，全校师生只得分散开来。学校将总办公室设在总府前方宅，教室分设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则在中心小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民房。一年级新生入住迁往它地的严州初中校址。全校师生稍事休整，立即复课，学业并未受到太大影晌。
由于杭州师范也迁至建德，一时间，建德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俨然成了一座大学城。
1937年11月26日，浙江省教育厅宣布省立学校疏散，浙大附设的高工、高农两校失去经费来源，只得遣散两校师生。之后，浙大就再没有高工、高农了。
由于建德没有日报，对于抗战的消息异常闭塞，为改变这种状况，使前线、后方呼应灵便，后方的人们不忘国难，时时自省，浙大组织了情报委员会，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国内外各电台播送的新闻消息，摘编为《浙大日报》。每天晚上九点至次日上午九点，分别由工读学生（勤工俭读学生，当时称为工读学生）和职员二人收听和记录，上午十点编好，先是用壁报形式张贴，后改为铅印发行，并由工读学生上街叫卖，颇受当地群众欢迎。《浙大日报》内容除国内外新闻外，还有校闻、论著和通讯，并倡导为抗战募捐，共募集资金一千九百七十六元四角二分，分三次汇寄汉口大公报馆收转，呈献国家。至浙大迁移至江西省泰和县，《浙大日报》的发行也延续下来，没有条件铅印，就改为油印。
浙江大学师生乘船从建德前往江西迁徙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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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20日，竺校长从广播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迁移重庆的消息。同时，苏州陷落，日寇逼近嘉兴，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学校考虑再次搬迁，派人到浙江南部和江西等地实地了解，后江西省政府同意拨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但要求以后能集中泰和办学。
虽然学校为了防止战事发展、交通不便，决定提前前往江西，但到12月24日，师生们离开建德时，杭州已经失陷，即便师生们的组织比起离开杭州时更有秩序，但由于敌机轰炸，到处人心惶惶，加上军事需要，迁移之路交通尤为不便，师生在迁徙中饱受困顿，一部分师生甚至被困在江西乡间向塘一个星期。至次年1月20日，全体师生方至江西吉安，总共752公里的路程，耗时近一个月。
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住在乡村师范，学生则全部住入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时值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寒假，学校为了不荒废学生的学业，决定借屋暂行上课，以结束一学期的课程。因有吉安中学的一些现成设备，所以比较方便。学生上课两周，接着进行期末考试。
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结束，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由水路（赣江）和陆路（赣粤国道）迁移到泰和。浙大离去后不久，白鹭洲便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
到达泰和后，浙大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办学，所用屋舍为古时的两座书院——大原书院（又名千秋书院）和华阳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搂（即藏书楼）。为了弥补搬迁过程中影响的学业，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无论教职工和学生，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开始实行的导师制在这里继续贯彻，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关系更为亲密。
泰和办学所借用的房屋有四处：总办处和一年级学生主要授课、住宿的地方在大原书院；教职工眷属主要住处、储藏室和实验室在老村（大原书院西北）；图书馆、礼堂、教职员宿舍和二三四年级学生授课及食宿地方在新村（老村西北）；农学院实验室和农场在华阳书院。
由于战乱，很多学生失去经济来源，教育部为使学生安心求学，实施贷金政策，规定所有大学都贷金于学生，于战后两年归还。在此之前，为了解决学生经济困难的问题，浙大已于1938年3月14日施行工读政策，学生可申请工读，学校提供相关岗位，视工种发放报酬。在教育部实施贷金政策后，浙大也于5月1日展开相关工作。
浙江大学宜山标营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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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下旬、7月初，浙大正准备招生，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是安全之地。即使敌人未必很快深入江西中部和南部，但只要南昌陷落，浙赣路就会中断，届时就无法迁校，因此，浙大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学校再次组成迁校委员会，7月3日，竺校长在武汉见到教育部长陈立夫，陈同意必要时浙大可再次迁校，并说可以考虑贵州安顺。竺校长到广西各地考察，寻找合适的地点，发现从广西宜山（今广西宜州市）到贵州安顺只能靠汽车运输，而要将全体师生和仪器设备运往安顺，起码要耗时半年以上，且很难找到车辆。最后决定，暂迁广西宜山。
1938年8月13日，浙大再度西迁，经过40多天的艰难跋涉，全体师生于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浙大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在东门外清代标营建茅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教师们散居城内民房。
在浙大师生抵达宜山时，广州失陷，广西桂林、柳州和贵州贵阳等地常受到日机轰炸，而且日寇对文化事业的轰炸越演越烈。1939年2月15日，18架敌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炸毁浙大标营东宿舍8间、大礼堂1幢、新教室3幢14间，另有多处办公、后勤房屋被毁，辛亏学校平时防空教育得法，师生家属仅两名学生、一名校工受轻伤。但二年级全体学生除随身衣物外，所有物品均被毁。此后，敌机干扰不断，尤其是秋后，形势更加紧张。9月15日，宜山又遭轰炸。10月13日，因担心敌机频繁骚扰，影响工作，学校决议：“北山挂一灯，教职员照常办公，挂两灯，则有心脏病或家有病人或其他特殊原因可离去。至警报灯打响，始停止办公。”
1939年10月19日，浙大确立校训为“求是”，其意为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1938年12月8日又制定校歌，马一浮作词，应尚能作曲。
浙江大学西迁湄潭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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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广西战场形势严峻，11月25日广西南宁陷落，浙大在宜山已经不再安全，学校决定再次迁校。1940年1月9日，教育部同意浙大迁往贵州，浙大正式迁往遵义、湄潭。
浙大之所以最后选定遵义、湄潭办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1939年2月，竺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把浙大迁到云南建水或贵州安顺，在商议过程中，恰遇在贵阳做事的湄潭人陈世贤、宋麟生二人，他们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竺校长听了二人的介绍后，遂来湄潭考察。湄潭县长严溥泉曾在江苏任过职，听说竺校长来湄潭考察很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隆重欢迎竺校长，并告诉竺校长将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给浙大师生选用。竺校长在湄潭考察一天后，在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决定将浙大迁到湄潭。
1940年1月16日，浙大师生抵达遵义后，因遵义至湄潭的公路还有部分路面和桥梁未竣工，湄潭、永兴的校舍尚需增建，决定一年级的学生暂时在贵阳南30多公里的青岩居住上课，称为青岩分校。2月9日，青岩分校一年级和先修班学生361人开始上课。2月22日，二、三、四年级学生在遵义开始上课。5月，湄潭分部校舍大体完工。6月，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10月，滞留在贵阳青岩的一年级迁到永兴。此后，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文科系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系在湄潭，一年级分校在湄潭永兴场。 至此，浙大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遵义、湄潭这块平安的净土上坚持办学七年，学校有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