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俊昌：分合之间的人生
□本报记者 徐 楠
1978年，严俊昌当上小岗生产队队长时，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
“饿！”在那个年代的回忆中，一切印象都被置于这个字之后。
也正是这个字，后来逼出了小岗的生死契约——严俊昌等18户农民暗室密谋，分田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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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催生了后来的农村大变革，孕育了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而命运总是这样富于戏剧性，2006年，小岗村却突然宣布，将把土地集中到村里，“重走集体路”。
分田
为了渡过困难时期，1961年，凤阳实行过“责任田”，基本办法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政策颁行不久，风向突变，省委下发“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通知”。
那一年，已经近在眼前的麦子，最终没能收获，但大包干的效果因此而印象深刻。多年后严俊昌还脱口而出：“那（分田到户）是受刘少奇的启发。”
责任田风波，还引来了工作组驻点，1962 －1963年，严俊昌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年年来工作组，一点不敢搞自留地。”
“这种情形持续到1977年万里到安徽就任省委书记，据后来披露的数据，当时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维持温饱，67％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
正是在此背景下，1978年11月24日晚，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一幕，在小岗村的茅屋中上演。
那天晚饭后，严俊昌溜达去严立华家，后来人越聚越多，18个人，最后以按手印的方式，把全队五头黄牛、一个破耙全都分了。这个历史的瞬间，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启蒙故事之一。
小岗的做法，得到了万里的支持——1979年6月，万里来到小岗，离开时车开得很慢，他探头车外，叮咛严俊昌一定把地种好。
车走了一段，万里再次探头车外，叮嘱严俊昌要向党讲真话。
车至村头，万里第三次招呼严俊昌过去：“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5年。”
1979年秋收，小岗生产队正式记载的粮食产量是13．3万斤，比以前翻了4倍。
“那年景，家家过门墩都有粮食，直堆到屋坝子。”
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而真正让粮食产量暴增的，还是“化肥”和杂交稻。小麦的平均亩产，从100多斤上升到800多斤，水稻的平均亩产更蹿到了1000多斤。
万里当年曾说：“老百姓要能吃陈粮、烧陈柴，住上柴瓦房，那才称我的心呢。”这个“黄金增长期”，无疑远远超越了这样的理想。
三十年来，无数人造访小岗村，回味这段历史。“一来人就让我们再按手印、给照相。”严俊昌已经“不知道按了多少回” 。
单干“山穷水尽”？
分田单干的潜力，历经1990年代的“黄金增长”，到1996年，小岗村民发现，粮食卖不掉了，“掉价掉得厉害”，人均4亩地的小岗村，以粮食收益扣去化肥、农药、水电等日益增长的成本，每亩最终收益不过300余元。
“种粮只管饭。”小岗此后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但市场这东西，就跟老天似的，你知道它什么时候阴、什么时候晴？”
小岗村民此后屡屡被市场所“玩弄”。2006年初春，农户们又被黑豆“黑了一把”。村民陈新标说：“去年的价钱——七八块／斤大家都赶着种，谁想今年，一斤5块钱都卖不出去！”
单干的农户，在市场面前开始痛感个体的弱小，并引为切肤之痛。
重走集体路
严俊昌1993年从村支书位置退下来，此后，小岗村的书记一直由省里派来，至今已历5任。
现任村支书沈浩，此前供职于省财政厅，上任不久，他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集中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
“这也是一次'洗脑之旅’，”沈告诉本报记者，“我们在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
在参观南街时，他留下了这样的感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此后，小岗与上海大江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尝试合作，成立了“风味养猪场”，村民以一年500元／亩的价格，出租土地，开始了小步尝试。
2006年1月25日下午，沈浩召集了村民大会。“小岗怎么发展？就这样一家一户小富即安，种点小麦、豆子、水稻？继续这样下去，在新农村建设中，要不了三五年，别的村子就走在小岗的前列了，我们就落后了……”量地租地，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只要能创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啊，”严俊昌对新作法表示鲜明的支持，“人家要能带来新技术，为啥不干哩？”
在沈浩的设计中，1800亩耕地这次签下“1000亩是没啥问题”。但他无疑也在小心翼翼的操作，并一再强调“不违反现行的土地经营制度”。
而在滁州市的规划中，小岗村下一步分别还要大兴旅游经济，招商引资办厂。
没有让村子富起来，看来也是严俊昌的一块心病，尽管他和老伴每月有719元工资，“在村里算收入很高”，但回首大半辈子，严俊昌说：“一、我没想到能活到今天。二、小岗今天这样子，我心里有愧。大包干只能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解决不了致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