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潜伏任务太凶险，但李正文的经历，却让人刮目相看

李正文是一位优秀的老中国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他的职业是“情报人员”。看其在南京期间的工作内容，可以还原出当时地下工作者的真实状况。

其实，李正文从事这份工作，客观上来说，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

看李正文的生平，1908年出生在山东潍县农村一个贫农家中，1916年随家人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之后，在同学的资助下得以高中毕业，并考入了东北大学。

由于，李正文在高中时期开始接触先进思想，参加进步活动，接受中共满洲省委地下组织领导，所以，在1933年李正文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去莫斯科学习，1940年回国。

而他在前苏联期间的经历很少被人提及，曾遭遇不公对待后被平反了。然而，这些遭遇并没有动摇李正文的信仰，得知被安排去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时，他的内心虽有一些“抵触”，但还是来到了上海，开始了他八年的情报生涯。

当时，李正文化名唐殿俊，公开身份是苏联远东航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经理。由于经费充足，他出手很是大方，在那异常萧条的年代，他不时会出现在南京市城南三山街的邵福兴酒家，包下一间临街的二楼包房，来招待他的客人。

那时候，因为李正文的日语很是流利，导致被前苏联当成了“政治犯”。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以和日本人拉近关系，连当时的日本海军报道部，都有他熟悉的记者。

之后，在1940年南京成立的汪伪政权，时任秘书长的是周隆庠，其大舅兄稽显庭，任文书科长，其后被李正文发展成了重要内线。

当时，苏联对日本的战略动向是高度关注的。日伪的军政首脑，每周都会有一次联席会议，而会议纪要等都是稽显庭负责。

于是，李正文就在邵福兴酒家，从稽显庭那里获取了有关日伪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相关动向，再将其交给助手邵晓萍。之后，邵晓萍将情报“带到”城东百子亭10号小洋楼。最后，由地下交通员陈惠英带回上海，交给李正文的上司尼克莱。

除了从稽显庭处获取情报外，李正文更会从细节去抓取一些有利的“人脉资源”，唐蟒就是其中之一。唐蟒，湖南浏阳人，生于1886年，为清末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之子。唐才常作为反清志士，在湘、鄂、赣诸省会党乃至民众中很有些影响，于1890年与秦力山发动起义未遂，被张之洞杀害。

当时，李正文从稽显庭得知唐蟒对于战事很是消极时，请示上级后就开始了和此人的近距离接触。

唐蟒，当时的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其父亲起义失败被杀后，他逃亡到了日本，还进入帝国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之后，他投靠蒋介石，但并没有被重用。其弟遇刺身亡后，让他感觉背后主谋就是蒋介石。后来，在周佛海的力邀之下，他加入到了汪伪政权。

不过，对此他内心一直纠结，经常告病修养。

首先接触唐蟒的是邵晓萍，她的父亲邵之雍和唐蟒的弟弟是同学，关系相当不错。后来，暗杀事件发生后，邵晓萍父亲对他弟弟的家属很是关照。

唐蟒得知这层关系后，再加上邵晓萍的善解人意，还特意赞扬邵之雍当年保护岳阳楼的壮举，让两人距离有所拉近，并认邵晓萍做了干女儿。

于是，李正文以邵晓萍“姑表兄”的身份开始进出唐公馆，对待那些佣人、司机等很是客气，不时会给些零花钱及香烟、茶叶等。甚至，连唐公馆大门口的日军宪兵，他都会主动接近。

这期间，唐蟒虽然怀疑李正文和邵晓萍的身份是军统特工，不过，自己的内心更是纠结自己的选择，因为，在唐蟒看来，日本是必败的。所以，唐蟒没有“点破”二者的身份，还“提醒”他们要注意提防当时南京特工总部的马啸天（马超文，又名马晓天）。

在唐公馆，李正文获得了不少战略情报。当年，日本抽调兵力奔赴南洋，后改变战略，准备进攻印缅边境，妄图进攻中国西南等等这些重要情报，都是经由唐蟒告知李正文的。

其实，战场上不光是在正面武器的比拼，更讲究的是对敌方作战计划的洞悉。而近距离接触“情报源”，仅有技术和金钱支撑还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则是对人性的把握。

就拿稽显庭来说，他并非汪伪政权的“死忠”，要的只是物质上的满足。当然，李正文很是理解，给的“报酬”也极其丰厚。于是，用了半年时间，稽显庭就在鼓楼三条巷买下了一栋带花园的小洋楼。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心里都有个“尺度”，向善的力量终会慢慢聚拢。而李正文则用自身的力量，将这些变成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英雄从来不会被埋没，1995年11月，李正文获得了前苏联政府授予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可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李正文在敌占区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更为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李老于2002年2月病故，终年94岁。

他是一位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共产党人。

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