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变：从撕开遮羞布到点燃新引擎
编者按：202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8.3%，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构成“十四五”良好开局和疫后经济重建重要信心。下文主要内容包括如下：1、疫情撕开了很多地区的遮羞布；2、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维空间；3、从一季度经济增长看双高发展；4、疫情刺痛了人们对未来的思考；5、让疫后重建全面点燃创新引擎。
某种意义上，疫情撕开了很多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遮羞布。很多地方在此前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伴随疫情的出现而从冰山一角到浮出水面，从捂着不放到集中爆发，迫切需要痛定思痛与追问新一轮发展的逻辑。有的是撕开了经济发展的遮羞布，譬如有的中心城市在以往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模式下，支撑经济与财政的往往是房地产、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但由于疫情的出现而锐减，凸显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或现代产业体系的紧迫性。有的是撕开了发展模式的遮羞布，譬如有的外贸城市在以往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下，其自身发展往往是外部需求决定的，外需形势好其发展就好，反之亦然，迫切需要从外生增长、外需拉动、外延发展走向内生增长、创新驱动、内涵发展。有的是撕开了基础能力的遮羞布，现代性在疫情面前显得较为脆弱，现代都市钢筋混凝土的背后，掩盖不了科研基础能力、产业基础能力、数字基础设施等等的不足与隐忧，很容易被“拍死在沙滩上”。有的是撕开了城市治理的遮羞布，前些年很多城市都搞了智慧城市建设，在抗疫防疫面前几乎可以判断这些智慧城市建设很少是成功的，没有现代治理理念、数智嵌入能力、操作平台优化、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彻底的数智化改革的有机结合，是难以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有的是撕开了社会发展的遮羞布，有的是不同的政府在抢口罩，有的是不能再吃野味了，有的是更多的一地鸡毛。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其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249310亿元，同比增长18.3%，环比增长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尽管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过低、环比存在季节性因素、就地过年等多重影响，但大部分指标仍好于2019年同期水平，甚至达到了近五年的新高。这一结果不应被单纯理解为疫后经济复苏中的特殊性季节波动，既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全面审视疫情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及其成因，深刻洞察市场主体在自适应机制作用下涌现的新增长方式及面临的新问题，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新发展范式；还需要反思我们在上一个发展周期的基本判断与发展取向。某种意义上，中等收入陷阱等经典理论以及由以产生的中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的判断，仅仅适用于对全球经济体系、治理格局、发展格局难以产生结构性、系统性影响的小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及在疫情持续影响的当下，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的高速增长空间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维度：
一是在出口导向下的工业化，基本上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工贸联合体发展模式，在外部需求拉动的条件下组织实施大规模工业化，当然还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等等。这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92年加速市场化改革、2001年中国“入世”、2010年工业产值跃升全球第一、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意味着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迫切需要升维和换场。
二是在双循环格局下的产业主导权，在创新驱动、投资驱动带动下将科技、产业、金融以及“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机结合，逐步掌握全球的市场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资本主导权，逐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全球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取代货物贸易。整体上需要20年，大约在改革开放五十周年前（2025-2027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是在新兴超级大国下的领导权，是创新驱动、财富驱动条件下科技、金融、军事、产业的高度结合，主要体现是科技创新能力全球第一、人民币超越美元、军事力量与美国并驾齐驱、经济总量占全球35%以上。这个阶段持续多久，取决于与时俱进、自我治理的品质和能力。很多时候，很多误读和误判是由于在具体的理论锚定、数据比较、计量经济路径上难以自拔，缺乏对中长期、长远期内生动力，以及对创新迭代的迷失。
前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政策几乎锚定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中低速等判断的基础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其基本逻辑就是当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与外部需求、技术锁定、政策收紧、银根收紧、土地收紧、要素约束、环保约束不适配，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就无法实现中高速了。也正是受到这个舶来式“中等收入陷阱”的自我惊吓，都以为在中长期没有中高速的发展空间、政策空间、操作空间，以至于很多分析建立在基本面的粗糙分析之中，实际上忽略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创业创新、改革红利等一系列内因的内生作用机制。随着疫后我国经济转型全面加速，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疫后全球经贸格局与产业链分工体系加速重构的重大历史窗口期，2021年一季度经济高增长给予了基本呈现。
整体而言，2021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成为未来五到十年的政策空间、政策目标，最大的成因是疫情之变，具体作用机制如下：一是周期性政策因素，疫后为了六保、为了应对变革、为了破局等，不仅有产业投资“放开”，还有经营主体“放活”，亦有财政货币政策“放水”等周期性、政策性的释放因素，一季度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去年下半年的谋划部署、工作安排与政策导向。二是结构性发展因素，疫情使得很多场景从假设成为了现实，加速了经济社会发展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伴随着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作用，新经济、数字化、硬科技、新物种、新基建、碳中和、新治理等等成为主攻方向，新旧动能转换提速换档。三是外部性的驱动因素，尽管中美贸易出现摩擦，并出现与多个国家或地区贸易纷争，但由于中国疫情防控得力保障了生产秩序的迅速恢复，而相关国家依然在防疫抗疫之中，以至于外需依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拉手。四是战略性的导向因素，高质量发展成为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双循环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长期安全、健康、高速、可持续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构成与产业发展的主导能力，以及相应区域战略、产业战略、科技战略等布局进一步加速质优创新资源、产业要素的优化配置，并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
现在很多人类比黑死病之后的百年之变，来看新冠疫情之后的千年之变。黑死病产生于欧洲的中世纪，黑死病之后的百年内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里程碑。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新的历史。如今当长期主义成为标榜，发展导向比问题导向更重要，未来希望比当前困难更重要，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比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更重要。未来五年、未来十年、未来三十年、未来四十年等等，都有着变化万千的可能，但也有万变不离其宗的大趋势，这些变化并非全部是疫情直接导致的，但疫情的出现无疑加速了这些发展趋势的兑现。
未来，社会将更加数智兼备。疫情使得智能社会形态加速走来，在线经济、虚拟空间打破物质能源、物理空间的主导地位成为新宠儿，社会建设为经济建设开辟全新的空间；治理结构加速从科层化的金字塔结构走向平台化的橄榄型结构，公共行政逐步让位于公共治理、数字治理、智能治理。
未来，产业将更加跨界融合。疫情倒逼消费方式场景化、生活方式社交化、生产方式智能化与治理方式数字化，产业发展将进一步有机结合，将打破传统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不再是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而是在产业跨界融合中产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从一维的物质能源主导的传统产业、走向二维虚拟空间驱动的信息产业、再走向三维或高维的数智产业。
未来，城市将更加数字孪生。城市将不再是基于钢筋混凝土的地域空间与生活载体，不再是人口越多产业、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就越大；而是基于数字新基建的想象空间、创新空间、发展空间、市场空间，在数字孪生机制下成为超级物联生态，人口越多交互价值就越大。
未来，科技将更加软硬结合。不再是产品工艺创新、跟随式创新、薄创新的层级，而是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技术、共性技术、工程技术的大科学、硬科技、厚创新，并在软硬结合中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 未来，世界将更加平尖湿深。全球产业链在产业梯度转移与价值链贸易的带动下，使得世界越来越平坦；全球价值链伴随跨国技术转移与空间集聚，使得新的“创新尖峰”崛起；全球创新链伴随创新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得更加湿润；全球供应链伴随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使得世界是深的。
整体而言，一季度经济高速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在疫后全面转型发展，也证明了市场主体的自适应创新和部分地区政府主动探索的新经济促进政策均已取得显著成效。疫后很多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共同的指向，需要因势利导、用新办法做新事，打破一些基本误判、路径依赖，形成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治理方式，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推动我国经济迈入由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的新发展阶段。
一是认知升维。某种意义上，传统发展经济学是建立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生产函数基础之上。“生产函数”就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通过投入多少土地、劳动力、资源以及企业家才能，就能有多得的产出。无论对于中长期，还是“十四五”，还是疫后经济重建，我们需要形成全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组织方式，进而实现中高速。在新经济地理条件下，有多大的发展不均衡、不协调以及有多大差距，就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只有打破生产函数“投入-产出”的线性增长，进入“输入-输出”的指数增长，在开放、多元、活力、共赢的新经济创新生态之中，将场景拉动业态创新、智能再造生产方式、数字驱动互联融通、平台承担产业组织、生态赋能市场活力、流量聚合资源配置有机结合，才能打破传统生产函数、生产要素及组织方式，才能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与先进制造相结合，最终实现从滚动增长走向爆发成长。
二是破除迷雾。破除迷雾的核心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之中找到确定性，也就是在千变万化之中找到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不确定性越大，能动性的空间、创造性的空间就越大，发展空间就越大。无论是领导者、决策者，还是建设者、企业家，都需要做带有强烈忧患、风控意识的乐观主义者，创造历史永远比研究历史更重要。尽管短期内的外部需求、经济风险、产业升级、社会投资、安全问题、国际形势等等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中长期内消费升级、技术升级、结构改革、扩大开放的红利远远没有释放，发展空间、发展潜力依然巨大。这也就是“要么改变，要么被改变”，要么在理念、战略、规划、组织上改变，要么被时代改变、在下一轮被改变。在此过程中，需要有充分的方位感、高级感、设计感、创业感、平台感、管廊感，通过新经济、新治理、新赛道、新物种、新基建等，加速产业创新、组织创新、生产创新、价值创新、产品创新、运营创新、市场创新，把产业、园区、供需、企业、产品、运营、市场重新做一遍。
三是打破天窗。整体而言，当前及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核心是在新经济变革与数字化改革的条件下实现三个方面的结合：一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结合。前两次产业技术革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是生活方式反向决定生产方式，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是将生产生活方式贯通，也就是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社交生活+敏捷供应”生产生活方式的贯通，关键是布局建设一批产业互联网平台。二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结合。也就是在数智科技带动下，如何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贸易、以数字贸易带动服务贸易、以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从外向型工业经济走向开放型创新经济，核心是从跨境电商走向数字贸易——打通数字化条件下内外循环最后一公里。三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结合。如何将人流、物流、商流、知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等转化为数据流，再转化为价值流，最终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核心是将由软入硬的平台文化，与由硬入软的工程师文化相结合，进而带动车间文化、工匠精神与社交生活、场景体验。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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