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音乐
剧情概要
广受好评的纪录片创作者Bob Connolly 和Robin Anderson 在他们共同合作的第五部片里，走进了悉尼大学音乐系的大厅。在一点也不平静的环境中，令人赞叹的音乐正在被创造。
悉尼大学正在节省预算，Anne Boyd教授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当有天赋的青年学子追寻音乐创造的奥秘时，Boyd教授正努力在十年毫不留情的压缩开支之后维持基本标准。
但是，面对严酷的经济现实，Boyd仍旧乐观。而正是那些赋予她作为教师和作曲家力量的热情、精力、和感情，使她格外脆弱。被迫裁掉教工、缩减课程，以及拿起电话请求私人赞助，通常很保守的Boyd被迫捍卫她相信的东西。问题是，她能撑多久呢？
《面对音乐》记录的是 Anne Boyd 苦熬她人生中最混乱多舛的一年的如过山车般的经历。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讲述一个人的选择的故事，也令我们睁开眼、关注一个紧迫的议题——岌岌可危的高等教育。
Bob Connolly 和Robin Anderson接受Tina Kaufman的采访
问：有的人可能觉得这部片偏离了你之前的轨道，但其实这部片只是你观察的另一个团体而已。你是如何决定观察这个团体的？
(BC) 我一点也没偏离，完全还是沿着过去的道路，是一条连续的。这条路上都是有趣的、复杂的、矛盾的、有缺点的，但面临危机情况的人物——而这是我们一直寻找的人物。
(RA)这些事件是会影响我们的社区团体、我们社会的议题。我们一直想拍大学，想拍关于音乐的片子。我们很多年前跟Anne Boyd住隔壁，住过半年，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都搬走了，很多年来一直没见。
当我们正要完成《老鼠从军》的后制时，我们听说了大学里各部门的问题，真是太严重了—跟这些问题一比，我们的片像幼儿园一样幼稚。我们从内部稍微对大学其实是怎么回事有了一点概念。
几年之后，1998年到了，当我们想筹拍一部新片的时候，我们又与Anne联系上了，她当时正在给学校写一部大型的康塔塔，开始我们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题目。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个主题，发现它好像不够多面。但是我们和Anne保持了联系，渐渐觉得她是不是能作为影片的主题（一个普通的学年，她是系主任，当时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那种经济危机感是吸引我们的主要因素-她告诉我们她们系能撑到第二年已经是很幸运了。
(BC)起初我有一点担心，觉得做电影的话，这里有一个有点过分引起争议的原因。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的电影是会引起争议的，但这应该是在一段长时间的、亲密的与人交往之后才发生的。争议是由人的活动自然而然地引起的，而不是我们用这些被拍摄对象去发表我们想说的观点。
问：但是争议本来就在那啊，你只是让它浮出水面而已。
(BC)我本来特别想拍康塔塔那个题，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在我们正式开拍两周之前，我们看了看彼此，决定还是不做了。Robin出于本能的担心。在这种电影工作中，如果你叙事线太清晰了，你就太迟了，因为进展得太快了，片子里就没有足够的复杂和变化。
问：这部片是从政治方面来讲一个本来十分远离尘世的人—她一开始不想被卷入任何直接的行动。
(BC)其他人都有他们固定的位置，而且他们很坚持，但Anne不断变化，所以她需要成为影片的中心—片子更多的是关于她。
(RA)她和别人之间的互动，某种程度上说，相对于影响她的更大的议题，只是一个二级问题。我们拍了很多《老鼠从军》里头那种的争论和口角。我想很多人等着在这部片里看到这个，这也确实有：笑里藏刀，互相伤害。其实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不可思议的琐碎的事情使人们发火、分散精力，长达数周。但我们不想把这些东西也放到电影里，因为这就分散了观众对大议题的注意力。
问：音乐元素看来对你们十分重要。
(BC)我们找了有一阵了，想做一部关于古典音乐的片……
(RA)但是直到我们开始剪辑，音乐都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到最后，音乐所代表的是：生活还要继续——这些学生为完美而努力奋斗，人们追求艺术，尽管他们得面对很多的障碍。
(BC)不管什么样的混乱在前方，这些美丽的孩子总是高尚地视而不见。
问：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元素：在某种程度上，你们是如何把音乐糅到叙述中的？
(BC) 有两种方法。首先，Anne 要上西方音乐史的课，我们决定把每堂课都拍下来。我们的素材比是巨大的，是我们拍《老鼠从军》的两倍多，但我们是在磁带上拍的。后来我们就很高兴确实拍了每堂课，因为随着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Anne开始对某些音乐家有了认同感。
问：里边的贝多芬真是革命性的运用！
(BC)那和Anne自己对现实的理解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她觉得她是大学当局/学校高层的掩护者。这条线在初剪中比现在的版本更丰满一些，那种自负，实在有点沉重。
问：但是这条线还是出来了。你不用再去强调了。
(BC)我们在这部电影里必须舍弃的素材令我感到比以往任何片都更大的失望。我一直引用Lina Wertmuller的名言：“一个电影工作者的标志就是有能力把最好的场景挑出来，如果通过这样可以使整部片得到改进的话。”我放弃的素材里头，有一个场景是Anne 在一百多孩子面前弹马勒第四的慢板，当时她达到了心烦意乱的顶点，她的情绪都表现在脸上。她自己形容这首曲子是“一个痛苦的孩子对天堂的看法”，但是这曲子非常完美地概括了她当时的精神状态。但是这个镜头必须剪掉，因为它阻碍了叙事的进行。（放弃这个镜头）太痛苦了。
我们认识到的是一个女人的潜力—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格，她还是一个因为经济问题背负巨大精神压力的管理者。她对音乐系的态度、和她对音乐系发生的事情的态度都经历了一个转变。结果就是，她有了一点个人危机，她实际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这个身份。
问：你拍到这方面的素材了吗？
(RA)我们拍的时候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Anne身上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她的政治参与—她与学校高层的周旋、面对经费紧缩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她作为作曲家的身份。想把这两个身份交织到一起很困难，到最后我们认识到：她音乐家身份的这一面必须退居次要地位。因为电影中一个人只能围着一个事情转，尽管在现实世界中，她有很多身份。
问：我觉得在Anne与她的学习作曲的学生在一起的那个场景里，把她对作曲的热情被表现的很好，学生崩溃，大哭。
(BC)确实是，那也是Anne自己的痛苦。就像她说的：“想作好曲子的人太多了。但他们就是憋不出来啊！
(RA)我们认识Anne有二、三十年了，我们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工作方式的限制意味了我们不能过多地反映她的过去。我们不想让她坐那，然后做一个采访，所以她的过去在影片整个是缺少的，虽然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想弄成，她今年发生的所有事，都是因为她有一个痛苦的过去—你就要把她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过去。我们其他的片子都是基于当下的，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发生，而这使我们有了无限的可能性，想往哪个方向走都可以。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刻画Anne. 我们不想把她拍得过分戏剧化，尽管这是可能性很大的。这很难--- 我们不得不搞了好几场放映，好看看观众的反应。
问：我被她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变化吸引了。
(BC) 但是后来她就撤退了，因为政治的活对她来说还是例外的。那不是她自然而然就能做的事。任何稍微能察言观色的人都理解：造成她情感波动的实际上是非常温和的一个指责——不是有人扇她五十个嘴巴。而是有人公开地对她说觉得她特难找，不见人影。我们试图把她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一节课跟她在这段时间的经历联系起来—Anne讲到贝多芬当时的感受，他当时与Anne的年龄差不多，他有病，没人喜欢他的音乐，他非常郁闷，而且又向来无法跟任何一个他看得上的女人展开认真的交往。说真的，其实她讲的是她自己，我们觉得观众会逐渐认识到她确实任性、反复无常，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情绪化，面对危机反应过度。但是你能这么说贝多芬吗？
问： 但是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她在音乐系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他们对她的攻击非常野蛮。
(BC)有趣的是大家的反应。Peter deVries进来瞄了一眼片子，想拍点楼的镜头，结果看完了片子特别生气。负责把胶片放大至35毫米的Tim Trumble，打电话来说：“我真的很生气！”最近也有一些媒体报道（关于悉尼大学评议会）。本片的观众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你可以谈论经济理性主义及其对一些机构的影响，你也能听到这些机构的人们一直在抱怨。但没人实际见过经济理性主义对一群人的情绪、精神上的冲击和他们如何捱过困难。
问：回到音乐上来—在电影院里应该听着不错。
(BC)我们做电影，首要的就是为在电影院里放映的—我们就是为这个在努力。电视（作为一个放映渠道）实际上为电影院买单。能得到澳大利亚电影公司的支持我们很幸运，他们看到了这部影片上院线的潜力。
(BC)混音效果应该会很好。今年来每周三周四学生们都在The Great Hall 开音乐会，我们每一场都拍了。不仅如此，我们还通过Lloyd James, 说服了ABC电台，让他们把Andrew Clark Nash和全套DAT立体声录音设备发过来。所以我们所有的音乐都是立体声录音的。在悉尼电影节上，有35毫米和全杜比六声道助力，效果一定会非常好！
学校的情况
1980年代刚开始，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来自联邦政府资助占不到大学经费的90%，这个数字在16年后下降到60%，目前缩减到了50%。
-- 悉尼先驱早报，2001年5月17号
2000学年刚开始，悉尼大学音乐系的经费又被缩减了一半。
— half
有一位副校长最近在报上说—有十六万人都看见了—他说，我在此引用：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萎缩”。我们争取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工资，我们抵抗的是高等教育的萎缩。
这个政府，可耻之极，拿着富裕的很的经费，却一毛钱都不给高等教育出。他们坚持在未来的三年里再缩减我们1%的经费。我是音乐系的系主任，大半辈子都是。我真是受够了赤字预算，从我被要求减少开支以来，就要十年了。我现在不得不让课程的质量降低，我在乎我的学生，所以我不能这么干。-- Anne Boyd教授
五年以前，大学在校生有634000人，去年这数字飞涨到695000人。
--悉尼先驱早报，2001年5月17号
系主任一般一周上六小时课，但是因为削减经费，Anne Boyd要教20小时的课。
每次我们被要求再进一步削减经费，我就得再停掉一堂课，再减少一些个别辅导，再减少一些乐器课。而每次我在咱们系减少一些什么东西，我就知道我是在你们面前关上了知识的大门。在我心中，你绝不能在年轻人面前关掉知识的大门啊。你能开几个门就开几个门，还应该带领他们遨游其中。
-- Anne Boyd教授
上一个十年里
墨尔本大学古典音乐系关闭
北领大学英文系关闭
查尔斯科特大学美术学位关闭
纽卡斯尔大学美术课程被解散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剧场设计和陶瓷课程关闭
新南威尔士大学圣乔治校区的教师学院被关闭。
全国有16门语言课停掉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麦格理和悉尼大学的历史系缩小了一半。
人文学科失去了十分之一的员工。
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六个科学类的部门要撤销
Source: 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 Senate inquiry submission
当我们迈进21世纪，人类将面临以前从不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聪明。这个政府必须收到我们的信息：把大学重新纳入他们经费投入的首要考量！
-- Anne Boyd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