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瘗鹤铭》新解
《瘗鹤铭》讲的是一位叫华阳真逸的隐士在某个壬辰年在松江得到一只仙鹤，携鹤云游四方。又到了某个甲午年时，仙鹤死于镇江，主人哀伤之余，遂用黄缎裹鹤而葬，并作哀词铭祝，刻于葬所焦山西崖之上。然而《瘗鹤铭》的故事并未由此结束。在几百年后的一个风雨交加之日，《瘗鹤铭》被雷击后一部分的铭石坠落长江，直到北宋庆历年间，郡守钱彦（字子高）从江中发现了一块残石，遂命人运至山上，筑“宝墨亭”保存。此后，焦山宝墨亭里的《瘗鹤铭》吸引了无数的文人雅士前来观摩，赋诗赞美，随着拓本的广泛流传更使《瘗鹤铭》名声大震。
传为《瘗鹤铭》原石崩落遗址及江边落水处现状
《瘗鹤铭》的铭文顺序从左到右阅读，文章优雅，文风飘逸，书体为楷书，却带有隶书和行书的意趣；文字大小不拘，自由舒张，格调高雅，翩然欲仙，故而倍受历代文人书家推崇。“大字无过瘗鹤铭”是北宋著名书家黄庭坚对《瘗鹤铭》 的书法艺术作的高度评价。董其昌称“山谷老人得笔于瘗鹤铭，其欹侧之势，正欲破俗书之媚”。清代龚自珍更赋诗赞曰：“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万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有术此权与。” “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可见古人对《瘗鹤铭》书法的崇拜程度。它既是书家习字的重要范本，也是金石考据家关注最多的刻石。
《瘗鹤铭》原石现状
由于《瘗鹤铭》只书撰写者字号不书姓名，只书干支不书朝代，且没有完整的文章内容留下，宋代以来众多文人学者对其撰书者、制作年代、文章内容、书法风格等方面的论说颇多却无定论。大家主要依据文内“上皇山樵”、“华阳真逸”和“壬辰”、“甲午”等支离的文辞和其它内容传递出的信息进行推断，于是众说纷纭，便有了王羲之、陶弘景、顏真卿、顾况、皮日休、王瓚以及镇江无名氏所撰书等多种说法，其中又以陶弘景所撰书于粱天监年间者为主流。另外，随着梁天监年刻制的两个石井栏铭文的发现，也似乎旁证了《瘗鹤铭》书于南朝梁期间的说法。
但不管《瘗鹤铭》是谁撰谁书，笔者以为，我们所看到的《瘗鹤铭》文已非原作者的书迹，而是经过了刻石匠人加工而成的文字，文字中融入了刻石匠人对书法的理解和审美观。所以《瘗鹤铭》与《天监井栏铭》书法的类似性，一方面反映了铭文书法的时代风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朝时镇江地区刻石工匠的流派风格，二者归一，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对《瘗鹤铭》的断代提供佐证。
瘗鹤铭铭石坠江以前的铭文完本尚未发现。当地人因《瘗鹤铭》已经碎裂坠入江中，为方便游览，便有人在附近的崖壁上作了翻刻，世称“壮观亭别刻”。这个翻刻本的旁边应即为壮观亭，惜现在已经遗踪难觅了。《焦山志略》载，“壮观亭别刻”被明人凿灭下半部分，另题他字。根据对“壮观亭别刻”的实地考察，发现翻刻时保留了某些缺字缺笔的部分，特别是上部最右侧的题名三行十二字（主要是现在三号石的内容），可以证明，“壮观亭别刻”很可能是北宋人根据当时崖上尚未坠江的上半部残存文字，椎搨后翻刻的残本，故其字体与文字内容都与原刻本非常相似，是研究《瘗鹤铭》的重要史料。
壮观亭别刻所在地 焦山浮玉岩题刻现状。左下角现存米芾、吴琚等人游观题刻
壮观亭别刻旧拓，上海图书馆藏
《瘗鹤铭》的主要文本与宝墨亭残石
由于《瘗鹤铭》是在崩落江中后才被人发现其价值的，江中残石断续不全，无法缀合成完整的篇章。于是，宋朝以来，很多文人雅士们根据各自所得拓本文字作基础，对缺失的文字进行了填充式的增补复原。
历史上留传的《瘗鹤铭》文章内容的增补本有许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北宋刁约发现的《唐人本》、《邵亢本》、《张壆本》（下文简称邵张本）、《壮观亭址别刻本》、元《镇江府治本》、明《玉烟堂本》、清《程康庄本》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唐人本》、《邵张本》和《张弨考订本》。下文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三个文本的内容，以及它们与宝墨亭失踪的残石的关系。
唐人写经背纸本
此本系北宋刁约在金山经庋得之，书于唐人经卷之背面。全文为：
鹤寿不知其纪，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耶，奚夺余仙鹤之遽也。裹以玄黄之币，藏之兹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阴降迹，华表留名。真唯仿佛，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岁辰。鸣语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后荡洪流，前固重扃。我欲无言，尔也何明。爰集真侣，瘗尔作铭。宜直示之，惟将进宁。丹阳仙尉，江阴真宰立石。
由于所谓唐人本书于唐人写经之背面，存文一百五十一字，曾被认为是崖山铭石落水前的全文本。该文本虽然文脉通顺内容丰富，但与邵、张本以及张弨图文本的原石文字相较，可发现缺少原石上的“厥土唯宁”和“降嶽徵君”八个字，并且还有原石文字移位使用的情况，所以不可能是铭石落水前的全文之本。我们不能排斥书写者只是利用了经卷背面的空白纸张的可能，但是书于唐人写经背面的《瘗鹤铭》，不等于就是唐人书写的文本。故此刁约在金山经庋所见本的真实撰写年代与撰写人并不详。那么倍受推崇的邵张增补本又是如何内容呢？
北宋邵、张增补本
第一行：《瘗鹤铭》并序
第二行：华阳真逸选上皇山樵☐
第三行：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
第四行：未遂吾翔☐廖耶奚夺☐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币藏乎此
第五行：山之下仙家无☐☐☐☐我☐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第六行：相此胎禽浮丘☐☐余欲无言尔☐雷门去鼓☐表留行义
第七行：唯仿佛事亦微冥将何之解化☐☐☐☐厥土惟宁后荡
第八行：洪流前故重扃右割荆门☐☐☐☐☐☐爽塏势掩华亭爰集
第九行：真侣瘗尔☐☐
第十行：丹阳真宰
邵亢（1011－1071），字兴宗，丹阳人。北宋宝元年间（1038－1040）中进士第，官至枢密院学士和资政殿学士，亦称邵资政。邵亢曾亲历焦山探访《瘗鹤铭》并编定了增补文本。
继邵亢之后，同样临近镇江的常州人张壆，于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亦往焦山考察《瘗鹤铭》残石，并编定文本。张壆，字子厚，生年不详，卒于崇宁四年（1105）。张氏编定的文本与邵亢本只差四个字，故合称“邵、张本”，事见《广川书跋》卷六。“邵、张本”编定的年代应该是可以看见庆历八年（1048）发现宝墨亭残石的时期。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对《瘗鹤铭》中腹残石的佚文所记竟然如此一致，不得不让人怀疑张本有参照邵本的可能性。邵、张本历来被认为是可靠的文本而得到推崇。
“邵、张本”存一百三十九字，加上约二十五字的缺文，可推测《瘗鹤铭》全文共计约一百六十四字。尽管“邵、张本”中亦缺失“降☐徵君”四字，但该本所记的绝大部分内容后来都被证实是准确的。考量到郡守钱子高在庆历八年（1048）从江中得到瘗鹤铭残石之时，正是邵亢三十七岁那年。也就是说他纳入了宝墨亭里残石的铭文。从张弨的图文中可以看出瘞鹤铭残存四周的四块铭石而独缺中腹之石，所以宝墨亭残石是位于全文的中腹之石，其文字正好给邵、张整理文本所用。
张弨考瘗鹤铭见存字之第一图
张弨图文本
张弨考订瘗鹤铭之图文本有二 ，一是以他亲手拓到的原石文字，二是缺字处填以邵张文本的文字而成的，所以它应是最接近于瘗鹤铭原文的版本了。
张弨於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十八日，携仆去焦山实地椎拓瘞鹤铭文字后撰《瘞鹤铭辩》。日后张弨将拓本“粘置壁间宛转揣摩累日累夜，象其形势累其文理，而得其中仆石之上的'厥土爽塏势掩岳君’八字。”张弨的考察和研究弄清了瘞鹤铭在出水前的存字数，并且绘图注字存於后世。即江中铭石有四块：侧立石（下文称一号石）八字；仰卧石（下文称三号石）三十字；仆卧石（下文称四号五号石)三十一字，合计六十九字又不完整“岳侣”二字，共七十一字。另外图左下的一石(后文称二号石)三十四字，误为宋人补刻，故另计于外，按张氏所图铭石出水前共四石五组文字，全字半字合计一百〇五字；又据“邵、张本”填入中腹的缺字补完了一六九字本。由此可见，张弨本是以实存残石为依据的最佳文本，是目前最权威本的《瘞鹤铭》文本了。
关于宝墨亭残石的位置及存石内容、字数，记载阙如，但我们可以从文本上略加考证。通过我们分别介绍的三个版本，可以了解到第四行中腹“未遂吾翔廖廓耶奚夺”，在唐人本与“邵、张本”中几乎是相同的；第五行中腹“邵、张本”有“山之下仙家无☐☐☐☐我☐”的文字，而唐人本阙如；另唐人本的特点是没有用☐代表缺字。刁、邵、张三位是大约同时期居于镇江地区的北宋学者。发现唐人本的刁约居住镇江时是在北宋治平（1041－1047）年间，这已是发现宝墨亭残石后十多年之后的事。此时的刁氏未把第五行中腹残石的铭文读出，故未录其字。如果第六－九行铭文中腹残石文字尚存并可阅读的话，那么发现唐人本的刁约就不会不注明唐人本的错误了。因此，从这两个文本第四第五二行之间、中腹文字基本相同的这一点上推断，宝墨亭残石应位于第四第五行中腹部位，即第四行的八个字，以及第五行的七个字的一块小石头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第六至第九四行的中腹缺石增补的文字，在传世的许多版本中后世学者各有臆补。现在看来，这些臆补者都不是以实物为依据的，只可视为一种文字游戏。
《瘞鹤铭》原石的变迁
《瘞鹤铭》原来刻于镇江焦山的西山崖上，相传其原址在现在《壮观亭别刻瘗鹤铭》遗址北约百余米的山崖上。如今原石的崩落处还留有一些前人的题刻文字。
传为瘗鹤铭原石崩落遗址
坠江铭石与《壮观亭址别刻本》
《瘗鹤铭》最初从江中被发现是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那么铭石究竟何时坠入江中？学界对此有两个主要说法。
据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镇江府文学马子严的访碑记，他于淳熙己酉年（1189年）乘船寻访《瘗鹤铭》原石，“拏舟再历，观崖间尚余'兹山之下’二十余字。波间片石倾侧，舟人云，断碑水落时亦可摹拓。”据此，当时三号石上的二十余字似乎尚未坠落江中。之后这段记载又被误解成为整个南宋时期三号石尚未落水，故出现了何绍基旧藏宋拓二十九字本为未落水前的崖上拓本的说法。
明都穆撰《金薤琳琅》曰：“弘治甲子（1504年）游焦山，问僧铭之所在，则云'已崩裂坠江，虽水落不复见。’正德丁丑（1517）冬，再至京口，钱逸人德孚为予言，尝识其处⋯⋯果得于石壁之上，可读者仅二十字。”
笔者认为，南宋人说崖间尚余“兹山之下”二十余字是有可能的，但都穆找到的则很有可能是北宋人翻刻的《壮观亭别刻》，而非《瘗鹤铭》原刻。都穆向焦山寺僧打听的《瘗鹤铭》是指原刻，而当时的地方人士有时将崖上翻刻的《壮观亭别刻》也称为《瘗鹤铭》，而水下的原刻则称“雷轰石”。如清初杨宾撰《大瓢偶笔》所记:“《瘗鹤铭》本摩焦山石壁，不知何时为雷所碎，俯卧山麓。故山中人呼为'雷轰石’。若问《瘗鹤铭》，则举大殿程康莊碑亭宋射陵翻刻本以对矣。”坠入江中的铭石既然被称为“雷轰石”，相传是因为铭石遭雷击后崩落所致。从实地考察的结果看，那片山崖系石灰质岩石，多裂缝易崩落。即使岩石相对稳定的浮玉岩，其上的《壮观亭别刻》文字下方，亦有一条横长的裂缝，暴雨与雷击很有可能是直接导致铭石崩落江中的主要原因。明人将崖上翻刻的《壮观亭别刻》当作原刻的原因，可能是称呼上的差异了。
焦山浮玉岩题刻
那么《瘗鹤铭》究竟何时开始陆续坠入江中的呢？对于最初铭石坠落江中的时间，杨宾在《大瓢偶笔》卷一：“沧州告之曰，石背有天宝间（742－756）及大历二年（767）题跋”。杨宾与拽石上岸的陈鹏年太守同时，且有交往，应该可以作为在唐天宝年前铭石已经坠入长江的重要信息。
笔者对马子严坐船去访水中之铭石的过程中，看见崖间尚有“兹山之下”二十余文字的记述存疑。从实地考察的结果看，船码头上在平地上，而《瘗鹤铭》原石旧址在山上距江水约有百米高，且树木阻挡视线，所以从船上遥望原石是不可能看见铭文的。虽然从马氏记述上看，似乎是坐船先看到了崖间的二十余字后，再看到波间的落水铭石，其实前者是岸上的记忆，或者说在山上看了崖间石壁上的文字，再下山从码头坐船寻访水中铭石。那么马氏在山上看到的文字是原刻还是翻刻的《壮观亭址别刻本》呢？
现《壮观亭别刻》左下方有米芾的两则题刻。米芾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前来寻访《瘗鹤铭》，比马氏访碑（1174年）要早八十年。此时的铭石已坠江落水，米芾去时又值夏天江水高涨，所以他没看到原石，而只是在浮玉岩上看到了《壮观亭别刻》，并在左下方刻了题记。如果当时山上还残存有那二十多个原石铭文，那么米芾就不应该在别刻本旁题记了，或者至少提一下。因此很有一种可能：连米芾都没有看到《瘗鹤铭》的原石，那么马氏与都穆所看到的，同样都有可能只是《壮观亭别刻》。
米芾《观瘗鹤铭题刻》，清六舟拓本，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江中铭石之数
《瘗鹤铭》铭石的数量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张弨图文所列是四块，翁方纲认为是三块，汪士鋐图文所列是五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不同见解？
《瘗鹤铭》五石拓本
张氏《瘞鹤铭考订原图》上所绘之四石，侧、仰、仆三石之外尚有枕在仆石之背上的二号石，姑且将二号石称为枕石，这样侧、仰、仆、枕则四石俱全，也就是图上的四石之数。
张弨考瘗鹤铭见存字之图
《瘞鹤铭》出水前存有四石的记载还有一个可靠的旁证，在朱彝尊撰《曝书亭集》卷五十《张处士瘞鹤铭辨》后跋：“淮阴张力臣……籍落叶而仰读瘞鹤铭辞，聚四石绘作图。”在题《焦山剔铭图王副使煐作》中写有“《天发神讖》石断而为三，《瘞鹤铭》裂而为四，又失其腹……审视要非唐后勒，昔年曾与张弨论。”证明了江中四石的记载是与张弨谈论时得知。《曝书亭集》成书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即铭石出水前三年，所述必指铭石出水前的事。而翁方纲提到的“出水前三石”是把二号石误为刻于仆石之背，出水时仆石被陈鹏年一剖为三，误以为出水前是三石，出水后成了五石。又据《大瓢偶笔》，陈鹏年把仆石一割为二，水中四块铭石出水时就变成了五块，凡此种种原委，汪士鋐《考瘗鹤铭水后见存字图》中所载就成了五块铭石。
翁方纲考瘗鹤铭见存字之图
汪士鋐考瘗鹤铭水后见存字之图
铭石文字的变化
大约在唐天宝年前，《瘗鹤铭》下半部的铭石被雷击后坠入江中，唯冬季枯水期才水落石出露真容。严冬的长江边寒冷刺骨，要湿纸贴石，扑墨椎拓并非易事。特别是文字朝地的僕石，更得掘沙容身仰卧而拓，墨汁洒面艰难无比。故历来求之者众而得之者少，唯欧阳修得六十字为最多。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闲居镇江的前苏州太守陈鹏年（字沧州）出资雇工，历时三月将铭石从江中挽出，使椎拓《瘗鹤铭》的方法由仰卧变为坐立，由艰难变便利。椎拓的便利性导致了大量的椎拓使铭文迅速损坏，然后不断的剜凿修整使文字变形，以致于《瘞鹤铭》的书法艺术价值大为降低。
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铭石上岸不久，著名金石研究家徐用锡，在其所藏曹日瑚（康熙时嘉兴人，字仲经，号大珠山房）手拓持赠本后跋曰：“吾友嘉兴曹仲经，最为翰墨中好事。游于镇江，陈守乘江水冬涸，自至崩石处，在崖下有仰而拓者，墨汁洒面上。分赠此本，完字尚有神采。近为沧州先生移置岸上，构亭覆之，拓而鬻之。贪估俗僧复苦字划剥浅，加以剜凿，沧州诒余者便视此不逮远矣。迺知向之破裂倾侧苔封波荡于龙蛇之窟者，未为不幸也。”此跋又收入徐氏《圭美堂集》，翁方纲亦在其《瘗鹤铭考补》中引用。据跋文所言，后来陈鹏年持赠徐用锡的拓本已不如水前本了。可见，从陈鹏年从挽石上岸到其谢世的八年里，铭文文字的保存状态已经与出水前有了较大的变化。此变化的根本原因除了过度的椎拓之外，还与剔石洗碑有关。所谓的洗碑并非是我们所想象的拿刷子毛巾洗涤污垢泥沙，而是由匠人用凿子、榔头，剔清石面文字的操作过程，故被清洗以后铭文的形神和原石相较会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表现为文字线条粗肥，形神呆滞。
徐用锡跋水前本瘗鹤铭
到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著名金石家翁方纲得门生谢蕴山寄赠本，已经“颇感其失真”。乾隆四十二年（1777）著名金石家黄易亦云“碑为后人剜刻非一，直谓之碑毁可矣。”铭石的被剜凿使文字肥大，石面凸处被凿平，凹面则被填补，更是铭石迅速毁坏的主要原因。乾隆四十一年（1776）周幔亭所作《焦山记》曰：“鹤铭凹凸难凑处，一味以油石灰补之，字画浅漫处，匠石时时开洗之。……闻官署每搨毕即付搨者，填描三五日始赴官交纳。其描填者乃醉僧，僧醒时兴味索然，醉后兴发乃把帚描字，殆百描而千态出焉，绝无雷同，粗细任意，增减随时，直谓之鬼画符可耳。”油石灰者，是以熟石灰加桐油并打入麻丝，用于修船的填充剂，为防止油石灰干燥收缩而脱落，还用漆粘麻布蒙住石面，以防油石灰脱落。可见从出水到乾隆四十一年，这六十余年间，《瘗鹤铭》铭石文字已与出水前大相径庭了。
于是乾嘉时期，金石家开始对《瘗鹤铭》出水前后的拓本开始了深入研究。一般认为，以康熙五十二年铭石出水为界，前者称为“水前本”，后者称“水后本”。翁方纲在《瘗鹤铭考补·见存字》自称藏有一种“一百有八字”本。实际上这个本子中混入了《壮观亭别刻》中才有的“瘗鹤铭并序”标题文字，这几个字在原石上是找不到的。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金石家们已经对水前水后本的文字产生混淆了。
壮观亭别刻旧拓 上海图书馆藏
笔者以为，《瘗鹤铭》是摩崖石刻，石面高低凹凸不平，字口参差不齐。所见诸多拓本难有一致者，特别是出水后更因铭石不断被剜凿，字形不断被改变；也由于拓手水平的高低，更使得《瘗鹤铭》拓本变得难见真容，扑朔迷离。故一般只是简单地按照碑帖书籍指示的校勘考据去鉴定《瘗鹤铭》拓本的制作年代，大都是要出问题的。只有收集相当多的资料进行排列对比，理出统一铭文变化的过程，才能弄出个头绪来。
《瘗鹤铭》拓本的鉴别
《瘗鹤铭》是摩崖石刻，石面高低凹凸不平，字口参差不齐。所见诸多拓本难有一致者，特别是出水后更因铭石不断被剜凿，字形不断被改变；也由于拓手水平的高低，更使得《瘗鹤铭》拓本变得难见真容，扑朔迷离。故一般只是简单地按照碑帖书籍指示的校勘考据去鉴定《瘗鹤铭》拓本的制作年代，大都是要出问题的。只有收集相当多的资料进行排列对比，理出统一铭文变化的过程，才能弄出个头绪来。
此次校勘系根据「国家图书馆藏水前本」、「汪士鋐旧藏本」、「杨宾旧藏本」、「徐用锡旧藏本」、「中村不折旧藏本」、「端方旧藏本」等十二个版本进行排列对照，并归纳（详见《水前本瘗鹤铭》出版介绍，文物出版社，2009年，北京一版）。通过文字的排列比对，大家自然会对《瘗鹤铭》铭石出水前本与出水后拓本的区别，以及文字的变化过程有比较形象的认识。
潘宁旧藏本（故宫博物院藏本）
汪士鋐旧藏本
徐用锡旧藏本（汉和堂藏本）
水前本
已知世存真水前本仅数本而已。据《善本碑帖录》载：“曾见明潘宁旧藏本（故宫本）、何子贞旧藏本（国家图书馆本）、苏州顾氏藏本（藏处不明）及倪寿川旧藏五十多字本（汉和堂本），有雍正丙午（1726）徐用锡跋曰：'陈沧州赠本较此差甚远’长跋。”以及汪士鋐五十三字本、杨宾七十八字本之印本，后者原拓本曾归罗振玉跋藏后下落不明。此五个水前版本相较结果可知，水前本除了拓工技术及墨色浓淡不同以外，文字损泐併无多大变化。其中徐用锡旧藏曹日瑚（字仲经）之手拓本，系淡墨精拓本，文字栩栩如生，除了作为书法临摹的极佳范本之外，尚存有许多考古方面的信息。现简单介绍如下：
三号石“遂”字“辶”部右半边缘可见末笔全；“吾”字中横中损，“口”部可见；“翔” 字“羊”部右点可见；“相”字右半“日”字； “禽”字“人”部未剜成似“入”字，左侧石花细平右侧粗大；“重”字末笔损连石花； “尔”字中竖未断。
四号石“华”字损左上三分之一；“表”字损下半“イ”部，字带行书意；“留”字未损；“形”字淡墨精拓本可见形字；“厥”字损左角二点下可见弧形反笔；“掩”字的“大”字左侧稍损。
五号石“山”字上半有“狱”字形可见； “丹”字中横右端损连石花；“江”字右半 “工”字损上横；“阴”字右半捺笔可见。
三号石文字比较
水后初拓本
孔固亭旧藏本上没有发现文字被剜出的痕跡。而三号石“遂”字“辶”部存末笔之半；“吾”字上半仅存右折笔；“翔”字的 “羊”部右点损泐；“相禽重”三字与水前同；“尔”竖笔损大半，下半似描出。
四号石“华”字存末二横一竖笔；“表”字竖笔中损，左下角“イ”部损；“留”字左半上下首笔损泐；“厥”字上横左撇及左点均损泐；“掩”字“扌”部及大字左半损泐。
五号石“山”字上半有狱字形可见，与水前本相同；“丹”字首笔下端横断，中横右侧连石花；“江阴”二字右上角未剜出。
以上“遂吾翔 ”、“华表留”的损泐位置恰巧都在石块的左侧边缘，“厥掩”字在上下的边缘，这些边缘部位的文字突然同时损泐，应该与拽石上岸时的损坏有关。出水前四号、五号石上的文字朝砂土，所以剜凿“华表留厥江阴”这六个文字的时点，应该在挽石上岸后进行的。孔固亭本的文字有损但尚未剜出，文字精神，字周石花与水前本几无差异的特点，具备出水后初拓本的特徵。
四号石文字比较
旧拓本
其特徵是水后初拓本损泐的文字被逐渐剜出，“端方旧藏本”只挖出了“江阴掩”三字，之后则字形变粗而剜出的文字也相应逐渐增多。“吴侃叔旧藏本”的“表”字剜出，该本文字虽然漫漶，但“山”字上半有狱字形状可见，“禽”字人部尚未剜成入字，“相”字右半的“日”字未剜成“目”字。旧拓本与稍旧本的分界点可能在“岳禽相”三字的区别。
稍旧拓本
“俞复旧藏本”除了“相”字右半“日”已剜成“目”字；“禽”字捺笔僵硬，“人”部剜成似“入”字；“重”字末笔补全；“华表留”字剜出；“厥”字左上角剜全。拓本上还出现成片经纬分明的布纹，文字笔划僵硬，形神疲软。
上述校勘文字中“相”字的右半，水前呈“日”，水后被挖成“目”。“遂”字“辶”部末笔水前未断，水后断半，凡填墨者中间有一墨痕。
五号石文字比较
上图藏李国松本
该本的纸质似净皮纸，椎拓特点是用拓包作构拓法拓成。从拓本的墨迹观察，该拓本是用约6-10毫米直径的小拓包环绕文字外围用淡墨勾出字形后，再在字外点上浓墨的方法拓出，所以没有刻石文字应有的字口边缘线，更无金石气可言，文字形神均与其它水前本不类，特别是“未”字之第二横笔之倚势有变，二横之间的距离与其他原石相比位置要宽得多。说明此拓不像从原石上直接拓出的拓本。而且有许多文字勾出字形后尚未填满墨，全体文字的墨色、拓法不相一致，直可谓尚未完工的拓本。
构拓法制作拓本的前提是，要明确文字的轮廓，窗明几净，净心钩摹。在“末”字的下半中竖与二侧的撇捺之控制墨汁渗开的能力非寻常拓工所能。如果是铭石在出水前制作拓本，则必须要在寒冬水枯时，冒着严寒在长江滩涂上构拓。三号石文字仰面朝天，还具有操作的可能性。而四号石文字朝下，要掘去砂土，躺在地上仰面朝天，形式昏暗的光线下能构拓辨别不清的文字的边缘轮廓吗？至少从操作技术层面上讲，在铭石出水前是不可能完成四号石构拓工作的。
该本“相”字右半的“日”已剜成 “目”字，是出水后拓本的典型特征。其文字字形已接近于鹤州本了。
上海图书馆藏 李国松本
《瘞鹤铭》残石真伪辨
二号石非补刻
从清康熙年间始二号石被张弨误为宋人补刻，翁方纲在《瘞鹤铭考补》中作了非重刻之辩，晚清著名金石家端方、李葆恂则认为二号石是原刻，其它三石是宋人补刻;而今人有除三号石以外另四块石头都是重刻的说法。这五块铭石孰是孰非存疑了三百余年，要解开此歷史谜团，笔者认为辩明二号石真伪是关键，然后再从书法的变化差异的角度，讨论五块铭石的真伪问题。
首先提出二号石补刻说的是清张弨。张氏于康熙丁未年（1667）冬，携仆去焦山考察《瘞鹤铭》，手拓铭文四套，并考证了实存文字，撰写《瘞鹤铭辩》，绘《考订瘞鹤铭图》。图中列出了侧石、仰石、仆石三石的名称，同时提出了“甲午岁朱方”一石为宋人补刻，注明“此宋人补刻三行三十四字，即在仆石之背上。”后来的汪士鋐撰《瘞鹤铭考》亦从张氏之说。故张氏是二号石伪刻说的始作俑者。
对此，翁方纲撰《瘞鹤铭考补‧铭序下三行非重刻辨》一篇，提出了不同意见，并论述了二号石并非重刻的四个理由。一是引用了南宋马子严题文的内容证明铭文书迹的真正性。二是引用了张邵考订《瘗鹤铭》之图的关于二号石注解，认为铭文刻于原石之背，所以不可能是重刻。三是提出江中侧、仰、仆三石中，出水时仆石上端的题名与下端的铭文被分割成四号和五号石，铭文后背的二号石被剖离，“仆石一化而为三”，所以出水前侧、仰、仆三石出水后成为五石。四是认为此石的书法与其它四石相同。
翁方纲《瘞鹤铭考补》
笔者对翁氏认为的二号石是刻于仆石之背与“仆石一化而为三”推论结果存疑。首先，《瘞鹤铭》是摩崖石刻不如石碑可刻碑阴，若刻在仆石之背的话，则真是必假无疑了。前文我们在关于落水铭石之数量章节中已论证二号石是一块独立的铭石了。让我们再完整地读一下马子严题记：
“余淳熙己酉岁（1174），为丹阳郡文学，暇日游焦山访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见断石，乃其篇首二十余字。有僧云，往年于崖间震而坠者。余不信然，遂拏舟再历，观崖间尚余'兹山之下’二十余字。波间片石倾侧，舟人云，此断碑水落时亦可摹搨。因请于州将，龙图阁直学士张子顏发卒挽出之，则'甲午岁’以下二十余字。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觉隐指，如是刻画，亟并出之。其文与佛榻所见者同，持以较之，第阙二字，而笔力顿异，乃知前所见者，为寺僧所绐耳，因摹数本以遗故旧。”
文中写明佛榻所见者是伪刻，存水下者乃真刻无疑矣。马氏去时石沉水中是坐船观石，说明当时既非冬季枯水季节也无兵卒随行。请张子顏发兵挽出，该是另行择日的事了，文中没有交代挽出的时间。从结果上看，如果为了拓数张拓本，而大动干戈挽石出水则显得太夸张了。如果当真挽石出水椎拓，总不可能浮石出水椎拓后再沉回原处吧。如被移往他处，为何五百年后还会在僕石之背上被张弨发现呢？如是补刻之石那麼又是谁将其移沉江中呢？如果把马氏挽石理解为在枯水季节将石从沙土中挽出，椎拓几张拓本赠送朋友，就显得合乎常理。
马子严的这段文字说得清楚，二号石系原刻之文字，也无补刻于仆石背面的说法，并且其下尚有一块有文字的小石，说明它与仆石中间还有一块小石头间隔着。马氏也只说挽出残石做几张拓本，并无搬走的意思，张弨也没有说过补刻於石背，所以说二号石还是马氏所见之原刻铭石。
对于二号石的真伪亦有其它的解说：一、马子严取走原刻后，在仆石背面补刻了文字。二、他将寺中的仿刻沉入江中“狸猫换太子”。笔者认为既然要取走原石，就不必再兴师动众地补刻，或将寺中仿刻之石沉入江中。其实那块南宋仿刻之石一直是在寺庙中，现在还与其他碑刻一起嵌在焦山碑林博物馆《瘗鹤铭》碑亭西侧走廊的墙壁上。
《瘗鹤铭》二号石南宋翻刻本，现嵌于焦山碑廊
二号石非重刻
上文论证了二号石是独立的一块原刻铭石，我们再从文字形态的角度考证铭文的真伪。二号石石面文字椎刻的深度、字迹的肥瘦，的确与其它三块铭石有别，这是二号石存疑的主要原因。对于造成二号石石面形态与文字变化的原因，可以从自然和人为的二个方面去考察。
水流因素
铭石沉江千余年受江水的冲击，泥砂的摩擦，滴水穿石，久而久之再硬的山石也会磨损。二号石枕在仆石之背，文字朝天，受到水流泥砂的冲击力自然要比文字朝地的四、五号石大得多，铭石文字的朝向及所处位置受水流冲击力的不同，会影响文字保存质量上的差异。
江中剔铭
除了文字朝向与水流之作用之外，好事者下江剜凿石面剔清文字，更是造成铭石之间石花与文字差异的更直接的原因。从宋代发现江中铭石后，究竟有多少好事者下江剔铭，尚无明确的具体的记载，唯清初王煐的下江滩剔铭之事在《曝书亭集》中《焦山剔铭图为王副使煐作》中有记载。虽然我们尚未查到王煐剔铭的具体年月，但是从作者朱彝尊卒于康熙四十八年的史实，可以确定王煐剔铭的时间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铭石出水之前。
二号石被剔铭，实际上是被凿平了石面上字凸出的稜角，使整个石面处於相对平整，凸处凿平了，文字笔划的刻划深度也相对变浅，本来上宽下窄的笔划也相对变瘦了，文字细瘦字口的锋芒稜角也变弥漫了。剔铭对二号石的变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瘗鹤铭》二号石原石旧拓，故宫博物院藏
剔铭对刻石文字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几乎没有真伪争议的三号石左侧的文字得到佐证。无独有偶，三号石的左侧约三分之一的文字也有被凿平石花的痕跡。“未遂吾翔”等文字周围的石花字口与二号石相似，从明拓汪士鋐本和清初搨本徐用锡本以及水后初拓孔固亭本上，都可发现三号石的左侧的石面平整石花细小，拓本墨色相对偏黑的情况。而“禽”字顶部“人”字的石花左侧细右侧粗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对比样本。
三号石左侧被剔铭
“禽”字左侧被剔铭
通过对照图版可以发现铭石在出水前已经被剜凿，大概剔铭者发现事与愿违了才手下留情，所以三号石要比二号石幸运些，未被全部剔凿。左侧石花细平，右侧粗旷。三号石被剔过的部位越靠左石面越平，石花就越细，字口也相对弥漫。从三号石左侧的石花和字形与二号石相似，而右侧部分却与四、五号石相似的事实，证明了二号石文字细瘦、字口弥漫、石花细平的根本原因，与三号石左侧的文字一样，是被人剔凿导致变形而并非重刻。
对二号石铭石外观作了考察以后，再对二号石与三号石的相同字形做比较。二号石上的“旌事篆铭”的“事”和“篆”字下半的“豕”与三号石“事亦微”的“事”和“家”字下半的“豕”部相比较，可以看出系出同一人之手。二号石与三号石非但书法相同，连行气也与其它四石铭文相符。
“事”字书法比较
综上所述，可以相信《瘞鹤铭》的二号石系原石真刻，二号石铭文与其它几石之间的差异，在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改变了铭石与文字的形态。所以在肯定二号石非重刻的同时也不能否定其它几石的真正性，今焦山《瘞鹤铭》碑亭内五石俱真无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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