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学人档案］栏目中朱天曙就书法史研究谈傅申先生的学术研究理路和贡献，较2017年本刊所发同题文章见解更为深入，亦更具启发性。
傅申先生是国际著名的艺术史家、书画鉴定专家和书画家，在古代和近现代书法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和书画鉴定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他的学术生涯是和他的人生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傅申1937年生于上海，1948年随父母去往台湾，1955年考入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59年毕业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1968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攻读中国历史专业，获博士学位。其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弗利尔（Freer）暨沙可乐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傅申先生的研究十分广泛，其中书法研究、中国画研究、书画鉴别和鉴藏研究为其毕生研究的重点。本文就傅申先生的学术和研究经历作一介绍，并以其代表著作为例，阐释其书法研究的贡献和特色，并提出其学术方法对当代书法研究和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的启示。傅申先生在《我的学研机缘》《我的学思历程》等文中曾回顾和梳理了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他的学术生涯是从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的。197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筹办“中国古画讨论会”，傅申撰写了《〈画说〉作者问题研究》（6万字）参会。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他研究了大量的董其昌的书画理论和作品，这引导了他日后对董其昌的相关研究。1981年，日本的古原宏伸教授邀请傅申一同编写了一部《董其昌の书画》，由傅申负责董其昌的书法部分。在编写过程中，傅申对当年他能找到的董其昌的所有书法作品进行了研究和筛选，这部书也成为日后研究董其昌的重要参考书。在此基础上，1989年，上海《朵云》杂志发表了傅申的《董其昌的书法阶段及其影响》一文，系统分析了董其昌书法的艺术历程。1992年，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博物馆举办了董其昌大展及国际学术研讨会，傅申写成《董其昌与明代书法》一文，这次他是将董其昌的书法放在整个时代的发展中去思考。除了董其昌研究外，书画鉴赏也是他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他将沙可乐寄存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一批中国书画编成一本展览图录。这本图录最初目的是研究“沙可乐藏画”，但是鉴于藏品中有石涛的双胞书画以及戴进名下的假画等，傅申对石涛作品的真伪和有关鉴定做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这本1973年写成的展览图录，后由傅申发展成《鉴别研究》一书。显然，这本图录影响了他后来的研究方向。1977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傅申举办了在美国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届“中国书法大展”，同时举行了首届国际“中国书法史研讨会”。为了这个展览，傅申先生到美国公私收藏家家中去考察并选借展品。这次展览图录的编写，也不单纯按照作品的年代编写。鉴于外国观众对于中国书法的陌生，傅申将所有展品以书体分成篆隶、草书、行楷书三大类分别介绍。美国收藏的书画中，画作远多于书法，但是由于傅申先生留意所及，许多画作特别是手卷和册页因为同时并存了书画家及鉴藏家所写的引首和题跋，一并借来展出，因此特别列为一章“题跋与书法”。书画的引首保存了不少较大尺寸的书迹，这在对联形式流行之前的元明时代是很难得并少见的，特别是过去学者少加描述的元明人篆隶书，从此得到了学者的关注。这次大展使得日本的书法学者开始注意到西方书画收藏不可忽视。1982年到1983年，日本的中田勇次郎先生与傅申合编了一套《欧米收藏中国法书名集》（六册），书中增加了不少新的书法资料，也开启了大量利用书画卷册的题跋等作品做书法研究的风气。在耶鲁大学工作四年之后，傅申接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Art）中国书画部主任。这一时期，傅申先生发表了《张即之和他的中楷（补篇）》（1983）、《书法的复本与伪迹》《天下第一苏东坡〈寒食帖〉》《董其昌与颜真卿》《颜书影响及分期》《真伪白居易与张即之》《黄公望的〈九珠峰翠图〉与他的立轴章法》《王铎与北方鉴藏家之兴起》等论文，为海外中国书画研究做出积极的努力。1994年初，傅申从美国回到中国台北，在中国书画史研究上有了新的关注点及成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怀素《自叙帖》研究。他写出了《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一书，专门就怀素《自叙帖》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和澄清。他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墨迹卷是单笔书写的写本，不是摹本；讨论刻拓本的证据限度来检讨文彭映摹说；检验宋明人跋及南宋初赵鼎骑缝印皆真，非文彭摹本；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墨迹卷的破纸、补字证明其为水镜堂刻本之母本，文彭摹本说不能成立；检验台北故宫博物院墨迹卷的递藏，否定文彭说；从文彭的书迹及文彭《临自叙帖》来看台北故宫博物院《自叙帖》墨迹卷，绝非文彭临本；再从刻本每每调整行款的斜正，以及变更原来纸张接缝及骑缝印的位置等，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墨迹卷与水镜堂本之间的母子关系释疑，并且将墨迹本、下限年代依邵叶的印章定于北宋末的1096年。这些结论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积极讨论，推动了唐代草书和中国书法鉴定学的研究。
回到台湾后，傅申关于董其昌书画船的研究颇有新意。他认为，“书画船”是一种独特的文人书画创作环境，这种舟行赏景的经验，成就了许多描绘江行所见的山水长卷。傅申将中国的手卷形式山水画分成两种：一种是描绘崇山峻岭、小径行人或以驻马代步，少画水面者，称之以“山行山水”；一种是江行山水，凡手卷画中有行船，以水道、江河、湖面贯穿全卷的山水卷皆属这一类，包括董元的《潇湘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米有仁和董其昌的《潇湘白云图》、程正揆的《江山卧游图》等，这些作品虽不一定是在船上所作，但都与船上的赏景构思过程有关。董源名下的《潇湘图》，本无作者及图名，董其昌展卷欣赏时，图中景物使他想起了昔日舟行潇湘道上所见，这使得他命名了董源名下的这幅《潇湘图》。日后董其昌再度乘船前往湖南，携此卷随行，并在到达潇湘时取出此卷对景欣赏，兴与景会，写出了令世人传颂惊艳的一段题跋——他将画作携至实景印证的独特鉴赏经验还原了《潇湘图》原创者作画的场景，也是他的“江行所见”。
《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书影，田洪、颜晓军、徐凯凯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傅申先生在书法史、鉴藏史、绘画史等方面的著作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列举他的三部研究著作，介绍其在书法史、鉴藏史和中国书法国际传播上的成就和贡献。1.《书史与书迹》：以作品为中心的书史研究方法与学术价值《书史与书迹》是傅申的书法论文集，共出版两种，由台湾历史博物馆列入“史物丛刊”第13辑和第44辑，分别于1996年和2004年出版，共收入论文19篇。这些论文以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张即之、赵孟頫、邓文原等人的存世书迹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在书史上的地位和艺术价值。这些文章虽不能代表傅申书法史研究的全部，却可以从中看到其书法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贡献。以颜真卿研究为例。傅申认为整个书法史中除“书圣”王羲之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不乏人，从各方面来衡量，影响力仅次于王羲之的当推颜真卿。历史上，无论是王羲之或颜真卿，他们的影响力未尝中断，且由于时代推移、风尚变迁以及历代诸家之介入，他们的影响力有盛有衰，或明或暗。《颜鲁公在北宋及其书史地位之确立》一文中，他简论了颜书的影响与分期；在《颜书影响及分期》一文中，他把颜书影响分为嫡传期、余韵期、变体期、潜伏期、中兴期、转盛期，认为颜书的影响连续不断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书体方面楷行兼备；二是笔法完备，足资楷模；三是作品众多，各取所需；四是风格已大，健康垂远；五是人品高尚，相得益彰。在《颜鲁公在北宋及其书史地位之确立》一文中，他讨论了北宋人论颜书师承、论颜真卿人品、论颜书及其书史地位，以及宋四家学颜体的书例，认为北宋对颜真卿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代：一方面，颜真卿的书法得到了最高的推崇，在书史上获得了肯定的地位；另一方面，在颜真卿影响下产生了新体书风，使其持续了三百余年的影响暂时告一段落。书法史上的地区性风格由于时空的差异在短期内仍然存在，但其形成与演变至为复杂。傅申在《书法的地区风格及书风的传递》一文中以湖南及近代颜体为例，讨论从清道光到民国一个半世纪内的书坛状况及书法风格，认为湖南地区书风主轴虽是颜体，但主要的湖南书家系以何绍基家族到谭延闿家族的延续和扩展，逐渐形成与湖南地区相关的书风脉络。《时代风格与大师间的相互关系》一文讨论了构成大师风格重要性的诸因素如书法的“演变期”和“现代期”的字体与风格、大师的个人风格、书法作为个性的反映、作为人造的艺术形式、临摹的学习途径、名作传播的复制形式、书写工具的连续性和风格的延续性、批评价值的连续性助成传统影响的延续性，又讨论了构成“时代风格”概念的诸因素如传统的描述、王朝的更迭与风格的演变、时代风格的解析。还对流传美国的真伪黄庭坚及祝允明进行研究等，进而引发如何断定伪作及其年代，扩展出对大师、时代和风格之间的理性思考。《元代书法简论》《元末明初的书法》和《明代之书坛》三文为傅申与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合编的《欧米收藏中国法书名集》中所写的文章，系针对欧美收藏而撰写，有独特的价值。《邓文原？莫是龙？——现存日本之问题中国书迹研究之一》一文，是傅申研究《画说》作者问题的副产品。他发现流传日本的邓文原的《移守保宁诗》出于莫是龙之手，是后人截取莫是龙卷加上“文原”的伪款而成，和第一册中《元代三大书家之一——邓文原的致景良尺牍》《元代大书家邓文原及其书迹》一起，让读者对邓文原的书风有了一个全面认识，也了解了相关的书法鉴别方法。
论文集中的其他论文如《宋代皇室及金人之书法》《赵孟頫的影响》《张即之和他的中楷》《真伪白居易和张即之》《赵孟頫书小楷常清静经及其早期书风》等，从宋元书法具体书迹出发讨论他们的书风在书史上的艺术价值与影响。《石头书屋法书缘》就台湾陈启德先生的藏品论元明以来的作品，《明末清初的帖学风尚》和《以翰墨为佛事——明清近代高僧书法展序》则针对何创时书法基金会的藏品讨论明清时期书迹的特征，突出了吴门书派与松江派在书法史上的贡献。
《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书影，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出版2.《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书画收藏史研究的一个视角1978年和1979年，傅申陆续在《故宫季刊》发表了《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的四篇文章：《女藏家皇姊大长公主》《元文宗和奎章阁》《宣文阁和端木堂》和《秘书监及其他》。198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这四篇合成《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一书。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傅申先生对名迹上的元代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约1283—1331）的印章和相关题跋及元文宗“天历之宝”大印产生好奇并进行了研究。他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元代的皇室教育与政府内部的相关组织奎章阁及元代皇室的书画收藏。元代皇室的书画收藏虽然不及他朝丰富，但元代仁宗优礼赵孟頫，文宗时代的奎章阁，特别是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公主收藏家，在元朝不到一个世纪的统治期间内，已是汉文化和中国书画深远感染力的实证。书中首先讨论了元初内府收藏渊源和皇姊大长公主的情况，包括皇姊家世、雅集、藏品等，附录有皇姊藏品的来源、皇姊家世表、年表和皇姊雅集之所——天庆寺。傅申认为，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祥哥剌吉是地位特殊的女收藏家——她一生经历过数种不平凡的身份，她有自己的收藏印，她喜结交文士并请他们在藏品上题跋。这些有她的收藏印以及当时文士为她题跋过的作品流传到现代，成为了很重要的古代艺术遗产。
元代内府收藏活动在元文宗时最为频繁。文宗本人也是元代最风雅、最提倡艺术的皇帝，与宋代的徽宗和高宗、金朝的章宗相似。奎章阁的设立是元代内府开展收藏活动的象征。在书中傅申对奎章阁的地点、陈设、宗旨、编制、官俸以及奎章阁时代的书画收藏做了详细介绍，还重点讨论了“天历之宝”印的使用年代、印真伪不明之画迹、存世伪“天历之宝”印例、著录中有“天历之宝”画迹例等。元文宗时内府收藏的书画，其标志是“天历之宝”及“奎章阁宝”两方巨印，这二印均由虞集撰文。“天历之宝”的使用年代大约从元天历二年（1329）二月成立奎章阁学士院之后，直到元天历三年（1330）五月改年号至顺止。但是，至顺元年文宗御书《奎章阁记》，以拓本赐给近臣的时候，仍然是“天历”“奎章”二宝并用，或只用“天历之宝”。文宗去世之后，别的皇帝不会再用他的“天历之宝”，傅申认为此印的下限年代当在元至顺三年（1332）八月。“奎章阁宝”的使用年代，虽然可能与“天历之宝”相始终，但是奎章阁在文宗去世后是继续存在的，一直到元至元六年（1340）年底才罢。因此，傅申认为“奎章阁宝”的使用下限应该到1340年。傅申还认为，在端本堂成立之后，并未完全取代宣文阁，虽然其时的宣文阁有名无实，但实际上与端本堂一直并存了将近二十年。端本堂原为隶属于宣文阁下的主要机构，1345年宣文阁因中心人物康里子山去世渐被淡忘。奎章阁和宣文阁，因为都有巨型的印章出现在古代书画名迹上，所以为书画收藏家、鉴赏家所熟知。但二阁的组成实际上以经筵官和授经郎为主，鉴藏书画只是余事。奎章阁曾于1329年设群玉署，后升为群玉内司，专掌秘玩古物，后并入艺文监。艺文监是主管书籍的，在宣文阁时代改为崇文监，不久又改属翰林国史院。这一组织不是政府的常设机构，只有秘书监是从元初到元末一直掌管内府书画。在傅申看来，要研究元代内府书画收藏的实际情形，不能不对秘书监有一个了解。他在书中讨论了秘书监的沿革、职官表和秘书监的书画收藏。秘书监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即设有“辨验书画直长一员”，早于奎章阁设鉴书博士四十余年，此职到奎章阁末年仍然存在。秘书监的前身是太宗八年（1236）在山西平阳所立的经籍所，1267年徙置京师，次年改名为弘文院，至元九年（1272）改为秘书监。秘书监所掌管的也不只是书画，所有“历代图籍，阴阳禁书”以供御览的都由其掌管。傅申先生从至正二年（1342）秘书监著作郎王士点和商企翁所编的《秘书监志》一书中，抽录了有关书画收藏及装裱的史实，并依时间先后加以整理成编，对日后的学术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附录中还有蒙古八思巴文印、元内府藏品以及高丽内府藏品也是重要的历史和艺术文献。
《Traces of the brush》书影，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3.《海外书迹研究》（Traces of the brush）：当代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的有效尝试作为最有代表性的艺术，书法在中国受到重视。中国画的表现方式从书法中吸取而来，书法还树立了评判中国画的标准。构成中国字的流利笔画优雅而精美，即使不熟悉中国美学的外国人也爱欣赏。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运动使得美国人对书法的感受更为敏锐，只是书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与文化结合、表达中国哲学的观点并在文化生活中生根开花，这些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傅申的《海外书迹研究》一书是当代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的有效尝试。《海外书迹研究》一书包括法书的复本与伪迹、篆书与隶书、草书、行书与楷书、题跋与法书等内容，还对祝允明书法鉴定问题进行了讨论。“法书的复本与伪迹”一节中，他专门讨论了王羲之的《行穰帖》、褚遂良的《哀册》、黄庭坚的《寒山庞蕴诗》、黄庭坚的《诗卷》、赵孟頫的《双松平远图》、鲜于枢的《御史箴》等作品。他认为，早在汉代中国就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来欣赏了。由于欣赏的需要，在鉴赏家和收藏家之中对书法作品就提出了复制的要求。到了晋唐时期，已研究出复制书法作品的专门方法。因此，远在现代技术发明之前，中国人已经能用手工制出旨在忠实于原作的精确复本。伪迹是指制出精确的复本，其目的在于欺骗，以假充真，必须在“复本”与“伪迹”之间划清界限。由于用传统方式制出的复本最初并非为了作假，没有理由对复制技术秘而不宣。熟悉复制方法有助于研究者弄清楚复本与原作、伪迹的区别。傅申通过书法史中的作品，从技艺角度讨论了书法的“风格”和“质量”，并介绍了“临”“摹”“仿”“造”“刻帖”等几种古代法书的复制方法。傅申说，复制人运用一位大师的风格，目的并不在于复制，而是为了创作一件“新”作品。不管它是以一个著名的主题或者描写为基础，还是完全虚构为一位大师的作品，其结果往往反映了时代风格特点，向人们提供了关于它真实年代的某些线索。傅申还细致介绍了“刻帖”问题。“刻帖”指从石或木版的刻画上用墨拓下的复本，它是大规模复制书法作品的最早形式。宋代后刻帖广为流行。刻帖反映了刻石的悠久传统，从先秦迄于唐代，包括著名的石鼓文和汉唐的纪念碑柱。这些都是刻字的纪念碑。最早的刻帖可能始于五代。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甚至在现代复印技术发明之后。与精确的“双钩廓填”法相比，刻帖不仅要经过额外的步骤，而且中间还插入刻工的刀法。小字更难精确处理，与原作的每一点偏离都对复制出整体形象产生影响。刻帖有利于保存相当数量的作品，用这种方法制出的复本提供了许多早期书法家的作品，使本来可能失传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尽管刻帖复本不可能误认为原作，但仍存在着真伪的问题。如复制所选用的原作本身就可能是假托或伪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刻帖可能因为存世极为稀少而成为收藏家的珍品，对它进行复制或“重刻”就会在历代的复本中产生混乱。为此，对拓印的研究是书法史研究中的一门专门学问，需要专门知识，而在西方刻帖收藏极少。通过这些知识的介绍，使西方人对中国法书的复本与伪迹的产生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篆隶书法的讨论中，傅申指出：唐代是篆、隶两种书体重要的转折点。唐代以前，两种书体经过演变形成不同的风格，产生大量不知名书法家的作品和某些地区性的风格。这些风格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几乎不受任何起主要作用的大师或流派的限制。唐代以后，篆、隶书法家开始尊奉某些大师的风格，这一倾向导致书法发展某种程度的停滞。以后的古体复兴时代和当时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密切相连。尽管在五代和北宋初期之间篆书有一个短暂的复兴时期，但是到了宋代后期，篆、隶两种书体都已经衰落，行书则占主要地位。在元代，篆、隶书体再度复兴，一些独立的书法家越过占统治地位的唐隶去书写汉隶，但是他们的风格持续时间很短。元代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异族统治中国，他们在书法上培养了强烈的兴趣，出版了许多书法书籍，很多书法家兼擅篆、隶书。傅申认为，现存作品元朝隶书的成就高于宋、明两代。从明代起，有更多的篆隶作品特别是大字隶书流传了下来，并在篆书中取得了更高的成就，发展了多种个人风格。在清代金石学发展中，篆、隶书体返回到他们的本源，恢复了这些古体的生命力，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海外书迹研究》还重点讨论了手卷的引首形式。在傅申看来，引首尽管在书画研究中被忽视，实际上是各种字体书法作品的丰富来源。在元明两代，它是大字书法的主要场景。引首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纪念性石碑有碑额，上面刻有篆体大字。六朝时期，手卷已充分发展，但元朝之前尚未出现引首书写大字的。到了明代，书法引首形式非常普遍，起了补充展示大字书法的作用，因此明代流传下来很多篆隶引首作品。明代姚绶、沈周和祝允明等人还用楷书和行书两体书写引首，书法家在固定的形式之内选用书体有了更多的自由。清代大字书法的范围大大扩展，包括了为书斋题名的短横卷在内，还有双条押韵或对仗的对联，通常是挂在墙上作为装饰品。由于艺术趣味的转变，手卷引首这一形式日益衰落。傅申在这本书的英文版自序中说，在悠长的中国书法发展史中，这门艺术积累了许多具体的笔法、理论及品评标准，留下形象的和文字记载的大量材料，每个书法家吸取并掌握这一传统然后超越它，创造出一种“个人”化的风格，同时又继承发扬古人的艺术成就，这也是历代对伟大作品的品评标准。对20世纪的观赏者和研究者来说，掌握有关这门艺术的背景知识和历史知识可以使他的欣赏不致流于浮浅空泛。尽管中国书法表现了抽象的品质，但对于一位书法家或一位了解传统的人来说，书法作品并不是抽象的，书法是以符号表意的；书法家的自由在于他对笔法的自如运用，在于他的笔画所表现的美和力，在于他在间架布局上所发挥的才能和独特风格。因此，虽然有传统规范的限制，但书法美的潜能却是无穷的。此书对中国书法艺术的问题进行认真而深入地探讨，在美国有效地传播了中国书法，也为当代中国书法国际传播提供了范例。傅申先生在书法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他以其丰富的书法史知识和对海内外大量过眼书迹的鉴赏研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书法创作实践，开拓了书法史研究的新视野，提升了书法在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也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书法在海外的传播，对于今天的书法史研究和当代中国书法国际传播实践有重要影响和启示。具体来说，至少有三点启示。1. 重视看原作，将书史与书迹有机结合，以书法发展和历史观来分析传世名迹。傅申长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暨沙可乐美术馆工作和研究，并多次在北京、日本及各地博物馆参观研究，有机会看到传世的历代名作，并将历代名作一一过手细细鉴别和研究。傅申先生善用这一得天独厚的研究和鉴赏条件，重视对原作的描述和分析，将书史与书迹有机结合，以书史的眼光对传世名迹进行分析和研究。他在研究中讨论书家个人风格早晚期的演变、书画中的多胞本问题、书法墨迹与刻拓本的关系问题、书画中的材质问题、考鉴与目鉴及避讳与误书的问题、代笔与伪作问题、作品年款问题等，都是在细心鉴赏书画原作后结合书史文献研究所得，如关于怀素《自叙帖》的精心研究、对日本所藏五代及宋人书画、黄庭坚的《砥柱铭》、董其昌书风变化、乾隆的书画鉴藏研究，皆由此来。对于中国书法国际传播来说，无疑也是最有效的。2. 注重实践体验，书画结合，相互生发，把书画鉴藏和艺术史研究落实到艺术本体上。傅申早年即有良好的书画篆刻训练，早在台湾师范大学学习时就曾得到王壮为先生的指导。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后，每天经手名画法书，遂投身到书画研究中。他把自己的书画实践和书画研究有机结合，注重把个人艺术实践的体验运用到实际的研究中。他在颜真卿、怀素、黄庭坚、祝枝山、董其昌等名家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分析书法的风格，注重将个人的实践体验融入其中。而在近现代书家的研究如关于沈尹默、于右任、江兆申、张隆延、曾绍杰等前辈和师友的文章中，更是结合他们的艺术实践进行讨论分析，而不是空洞的理论研究。他针对现代书艺应走的道路提出了个人的思考，如《书艺的传统与实验》《论汉字书艺及创新取向》《论当代书艺创作》等，无不是在实践体验基础上有所创获。他所研究的书画家如倪瓒、董其昌、龚贤、石涛、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等，大都是书画兼擅的。他把书画鉴藏和艺术史的研究都落实到具体作品的内在风格、流派、笔法上，使中国书画史的研究归于正途。近十多年来，由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不断被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者所接受，艺术社会史、艺术文化史、艺术理论史等研究方法传入国内，在艺术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也使得艺术史论研究离书画本体越来越远。傅申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践体验进行书法研究和国际传播，厘清中国书法笔法的来龙去脉，是十分必要也是最直观的方法。当代高水平中国书法国际传播尤其要重视创作实践的艺术体验。
3. 不断开拓专题研究，使书法史研究走向深入。傅申在长期的艺术史研究和艺术鉴藏实践中，大量运用海外藏品，形成若干书法史和艺术史研究专题，推动了中国书法在海外的深度传播。如在鉴藏研究上有沙可乐藏画、元代皇室、王铎与北方鉴藏家、当代收藏家藏品等专题；在书法上，有颜真卿、黄庭坚、苏东坡、张即之、赵孟頫、邓文原、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等专题；在绘画上，有流日宋画、富春山居、石涛、八大山人、渐江、石溪、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等专题。每个专题研究中，傅申都有若干相关论文进行讨论。如颜真卿研究就有书史地位与分期、宋代颜真卿地位之确立、近代颜真卿书风在湖南的传承等构成一个整体；董其昌研究有董其昌书风分期研究、董其昌与颜真卿研究、《画说》研究、董其昌山水研究等，从各个角度对董其昌及明末书画进行专题讨论。他的专题研究，具体而深入，从书迹研究到理论关怀，从个案到书史都有关照，使中国书法史研究和国际传播走向了深入。（本文内容经傅申先生审阅，特致谢意。）
1.《鉴别研究》（又名《沙可乐藏画研究》，与王妙莲合著），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1973年出版；
2.《笔有千秋业——海外书迹研究》（Traces of the brush），耶鲁大学美术馆1977年出版；中译本葛鸿桢译，贺哈定校，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出版；
3.《石涛》（与古原宏伸合编），日本中央公论社1976年出版；
4.《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出版；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出版；
5.《董其昌の书画》（与古原宏伸合著），日本东京二玄社1981年出版；
6.《欧米收藏中国法书名集》（与中田勇次郎合编），日本中央公论社1983年出版；
7.《挑战古人——张大千作品回顾展》画册，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ackler及St Louis艺术博物馆1991年出版；
8.《书史与书迹——傅申书法论文集》（一、二），台北历史博物馆1996年、2004年出版；
9.《张大千的世界》，台北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
10.《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朱天曙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