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里往事（三）

        住凉台的“小脑壳”

大陆里一共只有5排房子，三栋一排，每排房子有3个门牌号码，两层楼、石库门，中间那一栋比如5号进大门后左右都有厢房，靠大门的是前厢房，靠后门的是后厢房；两边的4和6号就只有左或者右厢房。厢房，按房屋的设计原本是卧室，进大门，过天井，便到客厅，客厅的旁边便是卧室即厢房。老人们说，解放前这些房子一般都是一家人居住，或者是楼上一家，楼下一家。解放后住的人家多了，客厅便也改成了房间，我家在4号的时候便是住的客厅，楼下住了三家，楼上住了两家。5号楼上楼下住了十户人家。客厅后面还有一个天井，再往后便是厨房，二楼的厨房上面是凉台。

说起凉台，我就想起了儿时同伴“小脑壳”。我家搬走后，他家一直住在4号二楼，那时他家有两间房，就是原来的客厅和厢房，在大陆里有两间房的好象只有他一家。他家有7口人，他妈妈忒爱清洁，每天晚上都要拖地板，屋里的家具也都擦得干干净净。我9岁那年，他妈妈去世了。在他妈妈去世后发生了一件我至今也搞不明白的事。

一天下午，住在街面上的（我们里份的人把住民意一路后门对着大陆里的称为“街面上的”，街面上的房子实际上也是大陆里的组成部分）一个中年妇女跑到他家，和他妈妈一样的口气说话，还非要见他爸爸。很多街坊都跑去看热闹，里三层、外三层，围在4号的后门。那时我们里份的人是不大和街面上的人来往，大家只是面熟。平常这个女人也没有到过他家，我母亲也说“小脑壳”的妈妈生前和这个女人冒得来往。有的人就说，这是“小脑壳”的妈妈的魂附到她身上了。一直闹到“小脑壳”的爸爸下班回来，在众人的劝说下，这个女人才逐渐清醒过来。醒来后，她对先前发生的事一慨不知。后来，我想是不是他妈妈生前，经常爱大声训斥他家的小孩，我们住在楼下听得很清楚，隔壁的街坊也是听得到的。

“小脑壳”的爸爸靠修电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冒得一个正式的单位。文革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把城里人往乡里赶，他们全家下放。后来回城，房子已成了别个的了。无奈之下，他家在公用的凉台上搭了一间房，总算有了立足之地。这一住就是好几年，他家的房子也由大陆里的最大变成了最小。

捡荒货的“小货”

  “小货”家住在5号二楼的前厢房，家里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一口没有其他摆设了。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加上母亲和奶奶，虽一家六口，房里到显得空空荡荡的。   那时候，“小货”家经济窘迫是可想而知的，他母亲一人工作要养6口人，他家里在街里吃“救济”----相当于现在的低保。我只在一张相片上看到他的爸爸：穿国民党的军装，腰间配着中正剑，和他的母亲、奶奶的合影。他的爸爸是死了，还是跑到台湾去了，他从来不说，我们也不问。街坊说他的爸爸是军长，不会被镇压；师长以下的才会被镇压，11号洋洋的爸爸就是被镇压的，母亲改了嫁，洋洋也改跟继父姓。先是“小货”的哥哥辍学，捡荒货(现在叫垃圾)卖钱补贴家用。后来，他也是上午上学，那时候小学低年级都只上半天课，下午便也去捡荒货。   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我9岁那年，一次“小货”不知在那里捡了一个铜坨坨，他跟我说，他经常去卖荒货，怕收荒货的问，要我去帮他卖。我是第一次去卖东西，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他说又不是偷的，不怕。我想，我们总在一起玩，这点忙还是应该帮的。卖了1块多钱，他拿走了1块钱，零钱给我，我不要；他硬要给，我就收下了。母亲下班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领着我把这几角钱又还给了他，并告诉我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一分钱都不能要。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自己的儿子4岁的时候，一位街坊把他领到江汉路逛超市，那时候超市刚刚在武汉兴起，儿子拿了一袋食品，街坊不知道没有付钱，回到家才发现儿子手上有一袋食品，街坊对我说，“你儿子几'贼’（武汉话，聪明的意思）呃，自己晓得在货架上那东西。”我听后把儿子领到超市，赔了礼，付了款。前几天儿子（现在也做了父亲）还跟我提起这件事，说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至今还记得那袋食品是“奶油杏肉”。我想，大概这是我母亲教育的结果。

大陆里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