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安江农校的大门，袁隆平才实实在在地感...

走进安江农校的大门，袁隆平才实实在在地感到，生活真不轻松。这所普通农业中等专业学校远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位于湖南和贵州交界的边远地区。朴野的环境，简易的校舍，为数不多的老师，和自己原来想象的农业中专相距甚远。

晚上，他睡不着了，并不是因为蚊虫骚扰，而是思绪纷乱。他是表了决心服从国家分配来的，是为了改变农村面貌来的，第一步该怎么迈呢？他想了，要服从校长的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方向；要讲好分担的课程，讲不好课就没有根基；要和老师们搞好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要与学生打成一片，没有学生支持就当不好教师。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教育者应当先受教育，他对自己约法三章：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口。说到做到，说话算数。

准备似乎还不充分，他便走进了教室，几十双渴求知识的目光一下子投射他的身上。和所有初次上课的新教师没有两样，他心跳加快，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当惯了学生的人，突然当先生，角色转换的过程太短，谁都难于很快适应。不过，袁隆平在大学期间经常出头露面，组织文体活动，参加游泳比赛，登台文艺演出等，有过临场经验，所以，他很快地镇定下来。他调整好情绪，态度谦和地点点头，简单地自我介绍两句，便在黑板上部写上：第一章绪论。

已听过16年课，见过上百位老师，可从来没认真地想一想，怎样当老师，当个好老师。一旦真正走上讲台，方觉教师职业的神圣。教师应当为人师表，每个举动、每句言词都处在严格监督之下。为着讲好一堂课，需要大量时间读书、收集材料、备课、写教案、安排时间和讲授方法。常言说，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当演员如此，当教师何尝不如此。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不是官，不想当官，也不能当官。出身于旧官吏家庭使他和政治的缘分几乎减少到零。虽然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有成分，不唯成分”的政策，但毕竟不是“根红苗壮”，周围人的心理状态和环境气氛不宜于他担任任何一级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还未结束，他只能在不断改造世界观中完成学校交给他的教学任务。

他十分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心中埋藏一个朴实的愿望：为国家做点实事，为人民办点好事，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燃烧自己。正因为有这样的行为准则，他很快地进入角色，成为师生喜欢的一位教师。他既重视教学内容的融会贯通，又注重教学方法的协调运用。在教学中，讲授、谈话、读书、说服等语言方法，他都有效地运用过，同时，还特别重视演示、实验和示范等直观方法。所以，有的学生说：“听袁老师的课不困，简直是一种享受。”

学校的教师少，课程门类多，人员配不齐，配不上。校长几次找他想办法，他是有求必应。在安江农校，他是有口皆碑的多面手。他讲过植物课、作物栽培课、遗传育种课，也讲过英语、俄语等外国语言课。植物学是农学专业的基础课，农作物就是一种人工栽培的植物。为了栽培好，必须培育优良品种。培育良种，一定要明白遗传育种的道理。表面上，这些课独立设置，实质上有内在联系，是一个整体。袁隆平精通此道，所以教学中游刃有余。至于教外语，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中学时期他英语基础坚实，大学时期又学过俄语。知子莫如母，母亲早年的导引，给他创造了今日的机会。相互关联的各门课交错讲授，不仅丰富了科学知识，也强化了教学能力。在若干年后，回忆起安江农校教学活动，他深有感慨地对年轻的助手说：

“我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的生物科学知识和农业实践经验，因此，在而后进行作物育种科研时才有一定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并不是出于自谦。一个严肃的教师的教学生涯和本人的特殊毅力、思维与实践紧密相关，早期的积累，确确实实为他日后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学以致用是袁隆平奉行的教学原则。每逢课余，他总是在学校试验田里观察，有时也到周围农民田里调查，目的是掌握农业生产现状和技术推广使用程度，使教学内容不脱离农业生产，又要对生产有超前的指导作用。一次，他蹲在田头和一位农民闲聊：

“这里推广'三改’经验了吗？”

“没有啊！”农民拉着长声回答。

当时，在全国范围先是推广陈永康创造的落谷衡、插得均、培育壮秧的经验。以后，又推广“三改”，就是改大秧板为合式秧田、改落谷密为落谷稀、改水育秧为湿润育秧。他发现这位农民插的秧苗颜色淡、纤细，估计是传统的育秧法育出的秧苗，接着他向农民讲了“三改”的内容和好处，农民连声说道：

“要得、要得！”

为了不让学生“在黑板上种田”，他一方面把生产实践的内容纳入教材；另一方面又开辟试验田，在试验田让学生真刀真枪地比试。当时，他没有家庭拖累，独身一人，有富裕的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因此，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具有真才实学的老师。

1970年，因工作需要他调到长沙，他一再说，安江农校是我人生第一个驿站，这块沃土有我一生用不完的营养，这里有终生忘不了的事业和朋友。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他把长子和次子的名字叫做袁定安、袁定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