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审美精神
唐诗有感性之美，一读就让人喜欢，像荔枝一样爽口。而宋诗有理性之美，读了后能让人思索，如嚼橄榄一样久久回味。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批评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这主要是指宋诗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实宋诗还有些和唐诗精神上相异的东西，呈现出另一种不同于“惟在兴趣”的“思虑深沉”，不同于“丰神情韵”的“筋骨思理”（钱锺书语）。
理性之美
前辈学者缪钺先生在论唐、宋诗之别时说：“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诗词散论·论宋诗》）唐诗有感性之美，一读就让人喜欢，像荔枝一样爽口。而宋诗有理性之美，读了后能让人思索，如嚼橄榄一样久久回味。橄榄之喻恰巧是宋人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如宋诗的开创者之一欧阳修评论朋友梅尧臣的创作：“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宋诗的代表人物黄庭坚在《谢王子予送橄榄》诗中把橄榄称为“余甘”和“味谏”，这可以说是宋诗审美趣味的绝佳象征。“余甘”意味着诗人在直接的感性美中不妨造语形象朴拙生涩，而在间接的心灵感受中却追求诗意的隽永甘甜。
所谓唐诗感性之美和宋诗理性之美的区别，可以举例说明。比如唐代诗人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纯粹从感性角度写春柳如碧玉，如绿丝绦，又把春风比作剪刀，都很富有形象性，生动可感。宋代诗人曾巩《咏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诗中借柳喻人，柳树的形象完全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只知道倚仗春天猖狂一时，根本不知道还有秋日凋零的时候。显然，曾巩的诗就含有一种冷峻的讽刺，凝结更多的人生经验。
又比如唐代诗人骆宾王在儿童时所作《咏鹅》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表现出儿童对动物的一种新鲜感受，色彩明丽。而宋诗人黄庭坚在儿童时咏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则充满理性，写这首诗时他只有十一岁，但仿佛是已经看透人生底蕴的智慧长者。
枯淡瘦劲
宋人关于诗歌的“橄榄”之喻，在风格上表现为对枯淡、瘦劲的追求。
所谓“枯淡”，就是写景状物时色彩不浓，抒怀喻志时情感不热，简易、素朴、平和、清净，甚至有几分冷漠、超然，这与六朝至隋唐诗坛提倡的“诗缘情而绮靡”有极大的不同。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称宋诗精神是“悲哀的扬弃”，“心情渐趋平静”，这是很有见地的。
举例来说，同样是遭受贬谪，唐代诗人韩愈、柳宗元的诗充满悲哀愁苦，韩愈《左迁蓝关示侄孙湘》后半首写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哭哭啼啼，悲观绝望。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也很悲凉：“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宋代诗人则不同，遭贬谪的欧阳修善于排解悲哀，如《戏答元珍》：首联“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充满落寞、牢骚和苦闷;颔联“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却传达出生命的不屈与希望;颈联“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写思乡和感物的忧伤;而尾联“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又再次跳出伤感，对前途充满信心，表达出乐观的情怀。
比韩、柳贬谪得更远的宋代诗人苏轼在精神上更为旷达，他在海南写过“年来万事足，所欠惟一死”，敢于用达观的态度直面惨淡的人生。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中，不仅表达了“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坚定信念，坚信苦难最终会过去，而且宣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把贬谪海南岛看作平生最奇绝美妙的一次经历。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旌陽一钓舟。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写离别的题材，却没有情绪的抒发，只是如平常一般淡淡道来，用近乎无情的态度表现离情。这种“悲哀的扬弃”更值得咀嚼回味。
所谓“瘦劲”，是指摒弃华丽夸张的外在铺写，用简洁奇峭的语言表达内在的精神力量和不同流俗的情感内涵，暗含安于贫贱、富贵难移的气骨。黄庭坚特别注重这种“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的精神，江西诗派对此也深有体会。宋人叶适指出：“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王木叔诗序》）唐人所短正是宋人所长，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超然，追求自我完善。
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说：“'更无柳絮随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见司马公之心;'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见东坡公之心。”其实还可加一句：“'世态已更千变尽，心源不受一尘侵，见黄山谷之心。”唐人孟郊《赠别崔纯亮》诗“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充满怨愤之情。宋人黄端可《窄室》诗“地才容膝可，天似处心宽”，充满乐意平静，突破外在物理空间的限制，而获得内在自由广阔的心理空间。
思维特点
与唐诗相比，宋诗的思维特点还表现在一些修辞手法方面。
联想新奇的“曲喻”，即形而上的比喻，在不相似的事物之间发现出人意外的相似点，用理性的暴力把两种异质的东西铐在一起，本体和喻体之间相距甚远。比如苏轼《守岁》诗“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用长蛇赴壑这一具体的空间形象，比喻一年将尽这一抽象的时间概念，二者相似点在于皆无法抓住制止。黄庭坚诗中曲喻用得更普遍，如“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把诗歌境界高低比作国土大小;又如“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把利欲熏心比喻成日食、月食吞掉光明的日月。这些曲喻都想出天外。
自由调遣物象的“拟人”手法，比如王安石诗《题湖阴先生壁》“两山排闼送青来”，不说人开门见青山，而说山推门给人送上青翠。苏轼《新城道中》“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也是如此，把东风比作有感情的朋友，能主动向诗人献殷勤。吴沆《环溪诗话》称黄庭坚“以物为人一体，最可法，于诗为新巧，于理亦未为大害”，列举黄诗“春去不窥园，黄鹂颇三请”“残暑已趋装，好风方来归”“苦雨已解严，诸峰来献状”等等。
这一特点在南宋杨万里诗中更推向极致，一切有生命、无生命之物都成为诗中戏剧化的角色，以至于有学者称他的诗为“拟人主义”诗歌，与王维“诗中有画”的“拟物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换句话说，杨万里诗中的景物都是被诗人调遣奴役嘲弄的对象，充满了动态感和喜剧感。姜夔称赞他的诗让自然世界感到畏惧：“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这种拟人手法，其实是经过理性思索选择的形象化描写，并非出自感兴的趣味。
前人诗句的点化以及诗意的翻案。先看诗歌的点化，这可分为两种：“师其辞而不师其意”的“点铁成金”和“师其意而不师其辞”的“夺胎换骨”。比如陈与义的《伤春》中有一联：“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化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下句化用杜甫《伤春》“烟花一万重”，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组成表达己意的新诗句。这就是“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的“点铁成金”。又如王安石《过外弟饮》“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冈边路，至老相寻得几回”，化用唐人顾况“一别二十年，人堪几回别”的诗意。这就是“规模其意而形容之”的“夺胎法”。
再看宋人津津乐道的翻案法。比如唐人杜牧《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而王安石《乌江亭》诗“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把杜牧的观点完全翻转过来。王安石诗集中类似的翻案诗作还有不少，成為其诗的特点之一。
杨万里《诚斋诗话》：“孔子老子相见倾盖，邹阳云：'倾盖如故。孙侔与东坡不相识，乃以诗寄坡，坡和云：'与君盖亦不须倾。刘宽责吏，以蒲为鞭，宽厚至矣。东坡诗云：'有鞭不使安用蒲。老杜有诗云：'忽忆往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东坡则云：'何须更待秋井塌，见人白骨方衔杯。此皆翻案法也。”这也是苏诗的一大特点。诗句的点化和诗意的翻案，都与宋人“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相关。
人文活动占据了宋代士人的大部分日常生活，著书立说，评书题画，听琴对弈，焚香烹茗，玩碑弄帖，吟诗作对，谈禅论道，几乎寄托这一代士人的全部生命。因此，宋诗远比唐诗体现出更鲜明的人文旨趣和书卷精神，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才能真正认识宋诗的审美特点。
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