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岫庐：莱布尼兹的十四个问题
莱布尼兹
原文刊于《随笔》2018年第五期，特此致谢
莱布尼兹的十四个问题
中山大学 王岫庐
十七世纪来华传教士不但为中国带来了西学的一波浪潮，也通过他们的笔墨，把遥远东方这个神秘的国度及其文化传往西方。当时欧洲对中国有无限的想象和兴趣，其中兴趣最大的，可谓对汉字的好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十大难学语言中，汉语名列榜首，第二名希腊语，第三名阿拉伯语。相比之下，英语简直是小儿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发现别人听不懂的时候会说 “speak English！”，意思就是说英语！（简单明了一点！）要是想说，对方说的太难懂了，就说“its all Chinese/Greek to me!”(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中文/希腊语！不懂啊！）
但是总有一些无知者无畏。例如德国17世纪柏林教会的会长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居然声称自己解开了汉字奥秘，发明了《中文钥匙》（Clavis Sinica），能让所有人在一个月之内学会汉语，简直让人觉得石破天惊。不过，这个研究从来没有发表出来，据说是他自己一把火把手稿全部烧了，但也有人说他的手稿被仆人偷偷拿出去卖了。我却觉得，更大可能是这个研究根本没有做出来，完全是吹的。当时米勒在勃兰登保选帝（后来的普鲁士第一位国王）侯腓特烈·威廉（Fruedrich Wilhelm ,1620-1688）的赞助下进行汉语研究，多半是夸大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希望圈多一点“研究经费”，而最后并没有真正合格的“研究报告”提交出来。
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画像
左：传世铜版画 右：木版画（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藏）
然而米勒所吹的牛还是流传了出去，“影响力因子”一点也不小。莱布尼茨对中国和中文一直有着浓厚兴趣，听说米勒的“中文钥匙”后，十分好奇。他给朋友埃尔斯霍茨（Johann Sigismund Elsholz）的信中，一口气向米勒提了十四个问题。莱布尼兹尊米勒为“真正的汉学家” (eigentlicher Sinologe)，想必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是毕恭毕敬的，经过三思的。可是，米勒压根儿也没有理会过莱布尼兹。莱布尼兹大概很失望，后来给白晋(Joachim Bouvet)的信里面，叹息过米勒之死和中文钥匙的失去。
当然，这并没有阻止莱布尼兹在探究文字秘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从易经阴阳里得到对自己二进制设想的肯定。学界对于莱布尼兹和汉学界的来往和思想关联，已经有相当多的关注。但对他给米勒提出的这十四个问题，却没有太多在意。这也许是因为米勒没有回答，又或者是因为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未必有答案。
然而，有时候我们得承认，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天才如莱布尼兹，在和中国文字的相遇中，他都在想什么呢？
他想要知道：
第一， 这部词典是否准确无误，人们是否能够像读我们的a、b、c字母或数字一样去读它，或者是否有必要偶尔加一点解释，就像有时加示意图的情况那样。
第二，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的文字不是表示话语，而是表示“东西”、“事物” 的，因此我想知道，“汉字”是否总是按照事物的性质创造的。
第三， 是否所有文字都可以回溯到一些确定的元素或基本的字母，是否从组合中还能形成其他的汉字。
第四， 人们是否把不可见的事物借助于同有形的、可见的事物的比较带到某种确定的形式之中。
第五， 中国文字是否全部通过人造生成的，且随着时间的演进不断增长，甚至是不断改变的。
第六， 中国人的语言是否像一些人那样，也是通过人创造的，以致人们可以找到理解这种语言的某种确定的秘诀。
第七， 米勒先生是否认为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他们文字的秘诀。
第八， 米勒先生是否认为这种文字可以顺利地、有用地引入欧洲。
第九， 创造出这种文字的那些人是否理解了事物的性质，并且从理性精通。
第十， 表示如动物、野草、岩石这些天然事物的汉字，是否同这些事物的特性有关，以便某个字同其他字能有所区别。
第十一， 人们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汉字学习到它的含义。
第十二， 拥有解释中国文字的词典并借助它工作的人是否可以懂得用汉字写成的关于某些主题内容的全部文字。
第十三， 拥有这部词典的人是否也能用中文写点什么，并且使有文化的中国人能够读懂和理解。
第十四， 如果人们想根据这本词典向不同的中国人告诉一些用我们的语言写成，用汉字逐字注音的事情（例如，一桩祈祷的"主祷文"），那么，人们是否可以充分了解所涉及的相同内容。（安文铸等编译：《莱布尼茨和中国》第126-12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面有些问题，带着莱布尼兹对“中文钥匙”的好奇。比如问题1，12，13，14，看得出一种迫不及待的热情，他恨不得通过神奇的中文钥匙，立刻掌握这个文字。中文译本里面把“Key”翻译成“词典”，不合适。米勒的“中文钥匙”---Key到底是什么，暂时还没有人知道，但至少不应该是“词典”那么简单。这个Key已然失去了，这里也就不纠结。
莱布尼兹还有一些问题带有人类学式的、对中国文字的好奇。例如问题2，3，4，都是针对中国文字的经验特征提出的。尤其是第二个问题，体现出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字的普遍理解：中国文字是具备及物性的文字，直接表意而不需要借助语词。莱布尼兹早年在博士论文《论组合术》中，曾设想普遍表意文字系统，认为该文字应该能够像数学符号一样具有推演的功能，通过符号之间的组合变换来展示思想的流变。中文以象形为初文，通过初文组合构字的办法，让莱布尼兹极为叹服，将其看做是通用字符的某种现实模板。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他在问题10，11中，进一步追问中文及物性特征，想知道该文字作是否能够呈现复杂事物特性，乃至思想推演。
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字的兴趣，源自于他对一种通用字符体系的构想：及物、指事，呈现思想，如同数学运算一样精确规范。但他的通用字符是理念上的构想，非现实上的需要。中国文字或是任何文字，在现实的使用中，都没有可能、没有必要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让我更感兴趣的，并非莱布尼兹建构通用字符体系的野心，而是他对有异于口头语言的书写文字传统的敏感。问题 (5) 尤为关键。我没有校对这个问题的德文，如果英文译本没有错的话，现在的中文译本“中国文字是否全部通过人造生成的，且随着时间的演进不断增长，甚至是不断改变的”，翻译出现了很严重的误译。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中国文字是否是通过人造生成？还是和大多数语言一样，随着使用变化、发展？”
莱布尼兹这个问题甚至并非针对中文本身，而是在更普遍意义上，针对欧洲口述语言的“他者”，区分了“书写文字”（script）与“口述语言”（speech），并指出两者源头的区别。书写文字的源头是“art” ----人为、有意识的创造；口述语言的源头是“usage”-----惯例、无意识的使用。有意识的人为创造才有可能找到破解的钥匙，而惯例和无意识的经验积累是没可能破解的。在问题6中，莱布尼兹甚至好奇想知道，中国的语言（speech）是否也是人造的，也可以有破解的key。接下来问题7,9，莱布尼兹还继续为中国人操心：他们手上的宝藏，他们自己有没有开启的钥匙啊？
莱布尼兹从一个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角度去看中国文字，希望找到那把解密表意字符的钥匙，以最高程度接近符号逻辑。但是在更广泛的文字使用上，却是相当狭隘的。德里达曾经相当尖锐地批评莱布尼兹的中国文字观，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欧洲的幻觉”（European hallucination），一种“偏见”（prejudice），而其基础与其说是“误解”（misunderstanding），不如说是“无知”（ignorance）。这个批评尖锐而精当，亦符合史实：17世纪欧洲汉学，不乏一知半解甚至是无知而想当然。莱布尼兹把中文当做一种非语音的、人工的、完全独立于历史的语言，正如德里达的批评，是出于无知的想象，是自我中心的幻觉，是源自于自己建构通用文字符号的野心，力图以书面文字传统对抗口头语言传统，避免后者带来的模糊性和修辞对哲学思辨的侵蚀。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德里达在批评西方对于中国文字的“偏见”和“幻觉”的时候，却给Fenollosa和Ezra Pound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在中国文字影响下形成的 “不可再简约的图像的诗学”（irreducibly graphic poetics），是对西方传统最大的突破。当然，德里达也算不上懂中文，黄运特调侃过德里达的这个说法，说一个人要是真的懂中文，大概就知道中文里面没有什么不可以再简约的。话虽如此，德里达对莱布尼兹、费诺罗萨和庞德的评价，是有道理的。虽然他们都同样因为中文的象形特征、及物性而倾倒，但是莱布尼兹对中文的关注带有明确的哲学指向，而费诺罗萨和庞德的指向是诗学的：费诺罗萨最著名的作品《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标题就是最好的证明。
《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在这本书的开头，费诺罗萨说：“My subject is poetry, not language, yet the roots of poetry are in language. In the study of a language so alien in form to ours as is Chinese in its written character, it is necessary to inquire how those universal elements of form which constitute poetics can derive appropriate nutriment.”讨论的主题是诗歌，并不是语言，但诗歌必须根植语言。从语言的角度，费诺罗萨明确认识到中国文字的书写和西方语言在“形式”（form）上是迥异的。而“形式”本身是构成诗学的的“普世性”元素，那么西方可以从中国诗学里得到什么滋养呢？
费诺罗萨认为中文作为视觉性的象形文字，记录了原始自然的事物以及视觉过程。最有名的两个例子“人见马”“日升东”，都好像生动的速记，蒙太奇的画面，以形象为主，阅读体验又有实时切换的时间感。庞德在整理费诺罗萨的遗稿中，接受了相关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字是词与物相互结合得最理想的表意文字。一改之前汉学家翻译的意译风气，庞德开启以汉字诗学的角度去重新解读中国典籍的风气。
从莱布尼兹到庞德，对中国文字的解读发生了指向与关注点的变化：指向（orientation）从哲学理念转向诗学方法，关注点从文字的源头转向文字的使用。莱布尼兹把中国文字看做是“书写文字”（script），与“口述语言”（speech）不一样，并且将两者源头区别为“art”和“usage”，这一观点没有错：“书写文字”确实需要人工发明，而且往往是权力的产物和工具；“口述语言”更多依靠约定俗成，可被视为自然演化的结果。但这个观点也并不完全就是对的-----或者说，有效的、有解释力的。文字也好，语言也好，不管从哪里来，最后都是要拿来用的，其使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起源。
并且，起源有可能是无法确定的。中国文字的起源，是甲骨上的卜辞，还是更远的陶符？陈梦家曾说自己“疑心文字是商民族特有的文化”，但又说“在它（武丁）以前，应该至少有500年左右发展的历史”。各种视觉符号之呈现，与人类的口述表达发展之间，必然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个完善的文字系统之诞生，定然要经过漫长的孕育，这个漫长的孕育过程本身，既有人工的art，也有反复的usage。区分终将徒劳。
“源头”与“河流”，毕竟是不可分的。河流会分叉，交汇，“源头”会被不断发现和定义。而且一旦踏入河流，就有可能会发现水流的形态、沿河的风光往往比起源更值得关注。就如同通过乐府和唐诗走进中文的费诺罗萨和庞德一样，从诗学的领域，对文字有了更接地气的、符合具体文化语境的理解，也得到更多的趣味。
毕竟，中国文字之美妙，不在仓颉造字的一瞬间，而在千百年文人案头世界里延绵。
《口述与案头》
林岗《口述与案头》中，精妙指出了汉字本身所具有的案头性：一方面是与语言表述没有关系的纯粹书写，即便不为表意，书法艺术本身也是自给自足的审美行为；另一方面是与语言表述有关的、推动书面语离开口头语而形成案头表述的倾向。从卜人，到史官，到文人，是文字发展和使用的历史，也是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
莱布尼兹也许不屑深入到具体历史情境，只愿意在理念世界里沉思书写文字起源的秘密。然而如果走进真实世界，必须追问的就会是文字和语言之所用，而非之所源。
回到莱布尼兹的那十四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米勒的“中文钥匙”，骗你的，哪有人一个月学好中国文字。那么多人，学了一辈子，还在学。不过中国文字倒的的确确是一把钥匙，会打开历史积淀的“中文宝藏”。你看，费诺罗萨和庞德，不是寻到宝了吗？
主编：李伟荣
编辑：王浩南
校对：郭紫云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931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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