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文艺】许光辉/新建实验小学时经历的两件事 / 开普饭

新建实验小学时经历的两件事

作者：许光辉

汨罗是1987年9月撤县设市的。设市后城区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到90年代初，城区的小学生源激增，小学校园压力山大，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程度。以城关一小为例，学生班额几近70人，城关建立一所新的小学迫在眉睫。到哪里建校呢？市镇两级都为此煞费苦心，想了不少办法，总是不如人意。

1991年初，城关镇某中一个地方，就是在罗城路与友谊河交叉处，原汨罗市冶金机械厂已经征用的一块土地，面积13.8亩。计划从紧安排建设36间教室，配套40套住房，总建筑6200㎡，建成一个招30个班，容纳1500名小学生的学校。原土地持有者汨罗市冶金机械厂是市属企业，厂长姓黎，是个懂经营、会管理的能干人，厂子一度比较红火。黎厂长任上在城郊乡所属的友谊河边上征了地，准备扩建新厂区。当时的改革开放还有许多条条框框，因厂子经营得好，黎厂长也有些化公为私的行为，结果因经济问题被查处判刑，那块土地便搁置了。

市教委和城关镇的同志到现场看了后，认为建学校比较合适，就汇报到了市政府。政府常务会上原则同意，嘱周立标副市长和我着手协调相关事宜。接受协调任务后，周市长带领我先深入调研，听取意见，摸清情况，找出了主要矛盾，并为解决问题理清了思路，做足了前期工作。3月15日，由周立标主持，先在市政府召开了市直相关部门的统一思想会议，并决定在城郊乡政府现场办公专题研究解决城关镇小学建校问题。

记得在城郊乡政府参加现场办公会的有市教委、市建委、市经委、市国土局、市劳动局、市公安局、市税务局、城关镇、城郊乡和冶金机械厂以及被征地所在村、组、户的代表等20多个人，来的大都是主要负责同志。人员陆续到齐后，周市长却一直没到。那时候没有手机，无法联系。这时乡政府的话务员来了，说市政府办来电话，周市长有特殊事情来不了，要我主持召开。

面对这个阵势，我心里也犯难了：开会吧？我一个市政府常务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份量不够；不开吧，各路人马都来得齐，建校的事又是火烧眉毛，慢不得。好在事先周市长和我在具体问题上有过沟通，大框架是明了的。于是我叫大家安静下来，说了几句开场白：“今天的协调会，是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要我配合周市长来开的。现在因周市长有特殊情况来不了，会议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宣布散会，待我与周市长衔接好后再开。二是由我主持召开。会议照常开，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大家统一思想后，我会将会议协调研究解决的问题原原本本报告市长李湘岳、副市长周立标。为了保证会议能够算数做用，我会在领导同意后形成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作为各方实施依据。”大家听了我的话后，互相议了一下，都同意由我主持召开。

宣布开会后，各方开始交流情况，提出看法和请求，各方情况理清后，主要矛盾也显现出来了：厂方征地手续已经办清，资金已经给付，土地所有权已是冶金机械厂的。问题是厂方当初明确厂子建成后，为失地农民在厂里解决12个就业岗位，这是当初写在征地协议上，签字、盖章，画了押的，后来厂子准备开工建设时，又增加3个名额，双方协定后因厂长出事并未成文。乡村组强烈要求，要解决15位农民就业。再是城郊乡方坚持认为，土地是城郊乡的，周边农户都是城郊乡人，基建项目要由城郊乡承担。城关镇则认为，土地都是国家的，现在征收了，是城关镇拿钱建城关镇的小学，学校建设工程必须由城关镇承担，双方互不相让。至此，我问大家，还有没有重大的关键问题？大家说就是这两个。我于是宣布暂时休会，私下与建委和经委的同志交流一下想法。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我首先对参会各方对城关镇新建小学工作的重视与支持表示感谢，认为各方提出的问题都是有依有据、合情合理的，也希望大家多多体谅政府的难处，各退一步，帮政府把建校的事做好。对于具体工作的协调，我着重讲了三点。

一是失地农民安排就业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厂方提出来是容易办到的，在征地价格中也考虑了这个因素。现在厂子不建了，改为建校，劳动力安置就成了大问题。政府可以认定第一个协议的12人，但补充协议因未形成文字，恕不能认可。请城郊乡政府督促村组同志尽快落实人员名单，所推荐的招工对象应该是年龄在30岁以下，文化在初中以上，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的优秀劳动力，在近两天把名单报到政府来，由政府安排补入市属企业。

二是基建队的问题。周市长和我商量的意见是由城郊乡承担。属地属人，有好多事情便于处理些。请城郊乡安排落实好，一定保质保量，尽快施工，力争在秋季招生时学生正常入校。城关镇要指派专人加强工程质量监督，建设一流工程。这个学校是城关拿钱建校，又不能承担建设项目怎么办，请市建委在市内安排一个同等规模或者略高的项目给城关基建队。这个事建委朱普泗主任大局意识强，有为政府分忧的担当，已表示同意，请城关镇放心。

三是关于征地款拨付、过户和用地变更、报建等相关方面的手续，主要涉及国土、财政、建委、税务局和城关镇、冶金机械厂，请经委全力协助尽快办好。其他方面手续，一切都要从快。

我讲话后，询问了大家意见，都表示同意。会后我即向市长和分管市长作了汇报。市长李湘岳认为事情协调得比较好，可以发政府会议纪要，并当即请经委刘楚贤主任过来，把12人安置任务分配到了市属相关企业，附在纪要后落实执行。市政府办主任，我们的“大内总管”左国祥在审核会议纪要稿时对我说：“湘岳对你这个协调处理意见非常满意。”

会议后，由于各方重视，小学建校顺利进行，达到了如期招生的预期目的，学校定名为“实验小学”。1992年三四月间，城关镇教育办又来找我，说学校已经正常招生，正常教学，但资金压力非常之大。因为办学校毕竟不只是砌房子，还有许多东西要添置，到处都要用钱。这时我找到湘岳市长，湘岳说：“你以政府名义向国家教委写个报告，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有个同学在国家教委，看能不能搞点钱。”当年5月下旬，国家教委的姚晓曦回了一封信，先是说国家下拨资金的年度计划已下达，委里搞钱比较困难，只能解决10至15万元。信中对报告怎么写作了交代，并说报告写好后，省教委要签具意见。李湘岳把信交给我，要我去办。我按要求把报告搞好后，就随周立标副市长到省教委去签字盖章。省教委有个规定，凡报国家教委的报告要有主要领导签字，我们敲开陈白玉副主任的办公室。陈白玉是从岳阳市政府副市长的任上就任省教委任副主任的，自然对汨罗很关心，我们说明情况后，他看都没看，就签上了“呈请国家教委照顾解决”的字。

其实在我办理报告文稿的时候，岳阳市委组织部正在汨罗考察领导班子。相关事宜办妥后，李湘岳则正式离任汨罗市政府市长一职，赴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任湖南城陵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因为国家教委的关系是李湘岳私人的，北京去还是不去？这个报告在我手上就成了“烫手的芋头”。从内心上讲，我是想去的，这不单单是我在政府协助市长分管教育，更重要的实验小学是周市长和我手上协调的，劳过不少神，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实验小学把学校办好。我思来想去，还是当面向李湘岳作了请示，他想了一下，说：“你还是去吧。去的话你先到国务院办公厅找找徐海滨，让他帮你先与国家教委协调一下，你办事顺利些”，并把徐海滨和姚晓曦的电话告诉了我。

得到湘岳同志允许后，我即带领市教委计财股长袁望云和城关镇教育办主任鄢克斌赴京了。我们先到国务院办公厅见了徐海滨，当时徐是国务院综合处处长。徐海滨非常热情，先为我们联系了姚晓曦，然后对我们说：“你们难得进一次中南海，我带你们去看看吧。”我们就近看了怀仁堂和紫光阁。在看的时候我请徐海滨一起吃个饭，徐说他有事要处理，既不能陪我们吃饭，也不能请我们吃饭。

到国家教委后，我们见到了姚晓曦。进办公室之前，我瞄了下办公室牌子，是“党组秘书”。姚见面后，说了些很客气话，随后带到我们到了另一层楼的另一个办公室。进门后，对我说：“这位是许小伟处长”，随后向许小伟说：“这是湖南汨罗的同志”，并将我们报告交给他，“你们尽可能帮一下”。许小伟接过报告放在桌上，马上拨了个电话，接通后他说：“汨罗的同志到我这里来了，他们的事你处理下。”“十至十五万吧”。放下电话，他对我说：“你到省教委找一下计财处鄢东阳处长，他会给你们落实的。”我问：“您需不需要写个条子？”他说：“不用。”一个多月后，省教委向汨罗拨付了15万元。市教委按我的意见，亦将钱拨给了实验小学。

1993年，我离开了市政府办，当然也离开了为之服务的教育事业。1995年，我赴岳阳任职，汨罗成了名符其实的“娘家”。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每次回“娘家”时，只要经过实验小学，我都要深情地望它一眼，并很想进去看一看。早几天我随朋友去汨罗，又到了实验小学那个地方，于是开车进去了。我在校门口拍了张照，又进校门对着教学楼拍了张照。这时一位很漂亮的女老师走过来，笑容满面问我有什么事么？我说实验小学建校时，我曾做过一些工作，现在只是来看看。这个美女老师见说，便讲：“您是我们学校的功臣啊！”我说功臣不敢说，但确实劳过不少神。美女老师告诉我，现在学校正在搞扩建，到了明年学校会大变样，成为城区最好的学校之一。她拿出手机上保存的学校远景图片，脸上洋溢着满满的自信。

拥有记忆、能够记忆、善于记忆，在记忆中积累、在记忆中成长、在记忆中完善，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人生有记忆是件非常幸福的事，特别是人到晚年时有可供记忆之事尤为幸福。人生的环境不同、际遇不同、遇到的人和事不同，但只要你勇于奋斗、不懈努力，就会留下记忆。在过去的奋斗中真心实意地付出过、扎扎实实地工作过、无怨无悔地努力过，或者说被人为难过、被人赞赏过、被人肯定过，都会化为物象、留下痕迹、走进记忆，成为人生的财富。当时默默无闻地做事，纵有千难万难总会过去，到老会幸福满满地回忆，当我们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走到生命的尽头，离开这个曾经无限眷恋的世界时，能够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努力过、奋斗过、成功过，无愧于来人世一回”，这应该是灵堂里最好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