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重大发现，终于探明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与文化渊源
（作者：赵辉）为了解开中华文明起源之谜，复兴中华文化，国家启动了一系列的考古研究工程，以期还原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产生历程与延绵不断的文化之谜。对此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历史问题，不仅需要调动国家资源全力以赴，更需要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倾情付出，才能穿越五千年的历史变迁，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华文明发展史。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也是探源中华文明的考古学发展史一百年。虽然一百年的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发展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研究却越来越迷茫，以致让一些一生研究考古的考古人产生了考古学信仰的问题、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与人生的目标，“当年参加夏商论战的前辈已逐渐凋零，但夏到底是什么，我们得到答案了吗？人生又有几个六十年，可以等待一个问题的答案。不仅邹先生那代人等不到，很可能许宏老师这代人也等不到，我们这代人、你们这代人，能不能等到？如果倾尽一生时间，也等不到一个答案，能不能接受这份遗憾？”。
那些信誓旦旦、口若悬河、理论满腹的夏文化研究专家教授，你们得到答案了吗？你们的夏文化研究成果与理论，对得起那些求解的学子、国家的期盼、社会的资源、民族的历史吗？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那么，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究竟体现在哪里？哪里的文化历史，可以承载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中华文明诞生发展的源头也就自然迎刃而解。
在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变迁中，从中国地理方位来说，南与北、东与西有一个交替往复的变迁历史，形成了中国与蛮、夷、戎、狄四方的历史思维模式。但是，以今天的地理位置来说，历史中的蛮、夷、戎、狄所在的地理，都成为过历史政权中的国家权力中心，也就是当时历史中的中国。如果我们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抱残守缺，思想僵化，以“中原中心论”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地理思想为基础，摒弃蛮、夷、戎、狄所在地区所产生传承的中华文明理念，那么，这些人以遗憾告别人生，得不到一生所求知的答案，也就是自然法则了。那些不能促进夏文化研究的长篇巨著，最终结局也只能是付之一炬。
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是中华文化发展集大成者，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孕育产生于哪里，哪里就是中华文化的本源，哪里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一原则将是破解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法则。
“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这是《后汉书·东夷列传》中的一段史料，为我们破解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形成来源，提供了可靠历史依据。
“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是儒家仁义思想形成的萌芽与产生的根基。东方的夷地，是万物茁壮生长的根本；万物由地而生，生活在东方夷地的夷人具有大地的“柔顺”本性，“言仁而好生”；东方夷人所在之国，也成为天下“君子之国”“不死之国”，诞生了中华文明的君子行为与思想；君子行为与思想在东方夷地的延绵不断传承，使得东方夷国有了“不死之国”的称谓，成为形成中华文明并传承中华文化的“不死之国”。这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至今、延绵不断的古文明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与摇篮，是孔子向往的地方，是孔子仁义思想产生来源与现实基础。即使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受到其他文明的不断冲击与摧残，诞生于东方夷地的本土中华文明，也能柢地勃发，生长修复土生土长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正如今天笔者本人的中华文明起源说，虽历经磨难与打击，也阻挡不了中华文明起源于淮夷之地、产生于东方淮夷之人的中国文化历史结论。中华文化将就此复兴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华民族将就此辉煌于人类历史。
“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或寇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几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后汉书·东夷列传》）。东夷之人都是在一地世代定居，土生土长，喜欢喝酒、唱歌和跳舞，头戴冠弁，身穿丝帛衣服，器物用俎、豆。这就是中国丧失礼仪礼制，而在四夷那里可以找到的原因。蛮、夷、戎、狄总称为四夷，就好像公、侯、伯、子、男都称为诸侯一样。
“夏”字诞生于淮河流域的花鼓灯歌舞，五六十种不同的原始“夏”字是对淮河花鼓灯舞蹈代表动作的不同象形刻画，是笔者夏文化研究的历史结论。时至今日，淮河儿女在进行花鼓灯舞蹈表演时，依然头戴冠弁，身穿华丽丝帛衣服，载歌载舞，将华夏文化的传承载体——花鼓灯歌舞，传承至今，原汁原味地传承着正宗华夏文化。
虽然《后汉书·东夷列传》写作于1600年的南朝时期，但“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的描述还是将东夷淮夷之地的淮河涂山人民刻画的生动而真实。喜欢饮酒、唱歌和跳舞，是淮河人民的基本特征。任何时间，如果来到淮河涂山地区，如果不能够让客人喝好喝醉，将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热情好客、仁而好生，是淮河文化的人文特征。
“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 《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俎豆是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用的礼器，亦泛指各种礼器，后引申为祭祀和崇奉之意。东方淮夷不仅是孔子仁义思想的来源，也是孔子恢复礼制，推崇祭祀和崇奉文化器物的学习对象。由此可知，“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学习传承华夏文化的真实性与历史性。
“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几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后汉书·东夷列传》是作者专门记述东夷的事情，“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是作者的引述语句，陈述了中国礼仪与东夷“四夷”的历史关系，其后的作者解释部分就是画蛇添足，背离了历史，曲解了华夏历史与文化。“几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显然是作者的注释，为了让读者清楚“四夷”的含义，却是一个原则性历史错误。
中国失礼，要到蛮、夷、戎、狄等四个地方去寻求，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蛮、夷、戎、狄在传承延续中华礼仪，而中国之地已经不知道中华礼仪了？这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违反客观事实。以“中原中心”的核心中国，竟然要去没有文化的“四夷”偏远之地去寻求中华礼仪，这个“中原中国”的文化自信、自豪、自尊，还能寻找得回来？难道中国礼仪是由蛮、夷、戎、狄四个地方各自贡献而来？中国之礼仪，难道不是中国之人土生土长形成的中国礼仪？“求之四夷者也”中的“四夷”显然另有所特指，而非蛮、夷、戎、狄等中国之外的四个地方。
“四夷”“四方”“四国”频频出现于中国的传世文献典籍及《诗经》中。“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四方有羡，我独居忧”“经营四方”“纲纪四方”“四方来贺”“四方之纲”“岂弟君子，四方为则”“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周公东征，四国是皇”“交乱四国”“四国无政”“斩伐四国” “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有觉德行，四国顺之”等等。在上古国家形态概念中，“方国”是我们对上古国家的统称，方也就国，国也就是方，某方某国特指某地地某国。因此，方与国具有相同意义，四方等同四国。当“四”作为特定名词时，“四方”“四国”是同一地名；当“四方”“四国”位于东夷淮夷九夷之地时，“四方”“四国”也称为“四夷”。此种情况下，“四夷”并非是蛮、夷、戎、狄概念，而是专有特定名词“四方”“四国”的专有称谓，即“四夷”等同“四方”，“四夷”等同“四国”。
在笔者个人的独立夏文化研究中，淮河流域的四方湖古城为夏王朝国都，是夏文化的中心，是尹吉甫为官采集《诗经》的地方，是淮河花鼓灯歌舞民间传承的地方，是“憙饮酒歌舞”的东方淮夷之地。四方湖的名称就直接来源于《诗经》中“四方”“四国”称谓，是青铜器兮甲盘中尹吉甫来到“南淮夷”的“成周四方”。因此，“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的真正含义为：在“中原中心”的中国丢失了中国礼仪时，需要到东夷地区的淮河四方湖古城“四夷”来寻求恢复中国礼仪。因为，“四夷”的淮夷四方湖古城是中国礼仪的原生地，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土生土长的中华文明、中国礼仪。
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求之四方者也，求之四国者也，求之四方湖古城者也；所谓中华文明探源，成之南淮夷者也，成之淮夷土著者也，成之东夷民科个人者也，成之四夷赵辉者也。（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