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创作：老舍与回族人民的友谊片段| 纪念老舍诞辰120周年
生活与创作：老舍与回族人民的友谊片段| 纪念老舍诞辰120周年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满族。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国家至上》等。老舍先生一生与回族人民结下许多深厚友谊，创作了以回族为题材的著名话剧《国家至上》。本期特刊发分享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节选）及锁昕翔《老舍与回民》、李存光《老舍与回族有关的一篇珍贵佚文》等文章，以表纪念。
文 / 老 舍
在北京，或者还有别处，受满族统治者压迫最深的是回民。以金四叔叔的身体来说，据我看，他应当起码作个武状元。他真有功夫：近距离摔跤，中距离拳打，远距离脚踢，真的，十个八个壮小伙子甭想靠近他的身子。他又多么体面，多么干净，多么利落！他的黄净子脸上没有多余的肉，而处处发着光；每逢阴天，我就爱多看看他的脸。他干净，不要说他的衣服，就连他切肉的案子都刷洗得露出木头的花纹来。到我会去买东西的时候，我总喜欢到他那里买羊肉或烧饼，他那里是那么清爽，以至使我相信假若北京都属他管，就不至于无风三尺土了。他利落，无论干什么都轻巧干脆；是呀，只要遇上他，我必要求他“举高高”。他双手托住我的两腋，叫声“起”，我便一步登天，升到半空中。体验过这种使我狂喜的活动以后，别人即使津贴我几个铁蚕豆，我也不同意“举高高”！
我就不能明白：为什么皇上们那么和回民过不去！是呀，在北京的回民们只能卖卖羊肉，烙烧饼，作小买卖，至多不过是开个小清真饭馆。我问过金四叔：“四叔，您干吗不去当武状元呢？”四叔的极黑极亮的眼珠转了几下，拍拍我的头，才说：“也许，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当上武状元！秃子，你看，我现在不是吃着一份钱粮吗？”
这个回答，我不大明白。跟母亲仔细研究，也久久不能得到结论。母亲说：“是呀，咱们给他请安，他也还个安，不是跟咱一样吗？可为什么……”
我也跟福海二哥研究过，二哥也很佩服金四叔，并且说：“恐怕是因为隔着教吧？可是，清真古教是古教啊，跟儒、释、道一样的好啊！”
那时候，我既不懂儒、释、道都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懂二哥的话意。看样子，二哥反正不反对跟金四叔交朋友。
在我满月的那天，已经快到下午五点钟了，大家已经把关于定大爷的历史与特点说得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金四叔来到。大家并没有大吃一惊，象定大爷来到时那样。假若大家觉得定大爷是自天而降，对金四把的来到却感到理当如此，非常亲切。是的，他的口中除了有时候用几个回民特有名词，几乎跟我们的话完全一样。我们特有的名词，如牛录、甲喇、格格……他不但全懂，而且运用的极为正确。一些我们已满、汉兼用的，如“牛录”也叫作“佐领”，他却偏说满语。因此，大家对他的吃上一份钱粮，都不怎么觉得奇怪。我们当然不便当面提及此事，可是他倒有时候自动地说出来，觉得很可笑，而且也必爽朗地笑那么一阵。他送了两吊钱，并祝我长命百岁。大家让座的让座，递茶的递茶。可是，他不肯喝我们的茶。他严守教规，这就使我们更尊敬他，都觉得：尽管他吃上一份钱粮，他可还是个真正的好回回。是的，当彼此不相往来的时候，不同的规矩与习惯使彼此互相歧视。及至彼此成为朋友，严守规矩反倒受到对方的称赞。我母亲甚至建议：“四叔，我把那个有把儿的茶杯给你留起来，专为你用，不许别人动，你大概就会喝我们的茶了吧？”四叔也回答得好：“不！赶明儿我自己拿个碗来，存在这儿！”四叔的嗓子很好，会唱几句《三娘教子》。虽然不能上胡琴，可是大家都替他可惜：“凭这条嗓子，要是请位名师教一教，准成个大名角儿！”可是，他拜不着名师。于是只好在走在城根儿的时候，痛痛快快地喊几句。
今天，为是热闹热闹，大家恳请他消遣一段儿。“嗐！我就会那么几句！”金四叔笑着说。可是，还没等再让，他已经唱出“小东人”来了。
那时候，我还不会听戏，更不会评论，无法说出金四把到底唱的怎样。可是，我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
文 / 锁昕翔
在现代作家中, 满族作家老舍与回民关系最为密切，友谊最为深厚。他生长在北京，自幼“与回教徒为邻,同学,交朋友”，后任教于青岛山东大学和济南齐鲁大学，又结识不少山东回民朋友。他曾自豪地说:“在青岛、在济南，我都有回教的拳师教我练拳，其中的一位还作过塾师”。抗战期间，老舍串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 为团结各民族爱国文化人士共同抗战，同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联系紧密，又与复旦大学教授马宗融等众多回族文化人士交往频繁，友谊深挚，亲密如同手足。
老舍重友情，对朋友真诚、热情、豪爽,至死不渝。他与回族友人的相识、相交莫不如此。尤其与著名回族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的亲密交往, 至今为人们所景仰称道。老舍是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对戏剧艺术颇有研究,见解独道精深,常常坦诚至真、推心置腹地与马连良先生探讨戏剧。据老舍夫人胡青先生回忆，直至解放后，马连良先生每次到王府井北口的清华园浴池淋浴后，必到老舍先生家品茶聊聊天，切磋戏剧艺术，每句台词，每句唱腔，都要字斟句酌，决不马虎，生怕有疏漏之处。两人的友谊数十年来从未间断。196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老舍亲笔为之写序，指出马派京剧在唱、做、念、打等方面的艺术独创性，对马连良先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执着于京剧艺术创新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老舍不仅广交回族朋友,而且还关心回族教育,曾身体力行, 帮助发展回族教育。 在北京马甸回民聚居地, 至今流传着老舍支持创办马甸回民公立学校的事迹。在旧中国,回族文化教育十分落后,“五四”运动以前,回民子弟大多仅在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很少有机会学习汉文及新科学新知识。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时期,一些回族有识之士,对土耳其等一些伊斯兰国家作了考察,痛感“世界大势非重教育,不足以图存”, 于是奋而提倡 “经汉兼读”,致力于发腰回族教育,提高回民素质。为此,1921年,马甸清真寺向京师学务局提出申请, 要求在马甸建立一所公立回民学校 (国民学校)。是时,正值老舍担任京师学务局社区管理工作。 老舍对马甸回民的办学要求,给予积极支持,鼎力相助。 他风尘仆仆,四处奔走,在多次深人马甸作调查之后, 连续撰写三个报告,呈请京师学务局审査批准。在老舍的忙碌奔波下, 这所回族民众盼望已久的公立学校终于宣告正式成立。马甸公立回民学校的创办, 凝结着老舍的心血汗水。抗日战争爆发后,索以爱护国家、捍卫国土为信德的广大回民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号召下.纷纷走上抗日战场,打击日寇。 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广大省区,回民支队, 回民骑兵师等抗日武装多达几十支, 他们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一道,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解放,同敌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付出了巨大牺牲。 为表扬回族人忠贞爱国,奋勇抗敌,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为“引起国人对回民生活和回教文化的注意”,以消除民族偏见, 促进各民族进一步团结,共同肩负起拯敦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特谢老舍写一部宜传剧。 老舍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紧迫,遂邀请剧作家宋之的一道,两人合力创作,剧名叫《国家至上》。
老舍、宋之的均为北方人，从小对北方回民的生活习惯及传统美德较为熟悉,而此时.老舍又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刚从西北访问归来,途中接触了不少投身抗战的回族爱国人士, 耳濡目染其抗日热情及斗争事迹。这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依据和现成素材。“不必临时去找材料'(老舍语)。 加之,两位剧作家在创作中严肃、认真,慎之又慎,剧本写成后.又勤加修正。井拿到中国回民教国协会朗读,征求回族人士的意见。凡'情节不妥当的地方,不舍回教生活习惯的用语',均“一一改正”，这就使得该剧的创作, 获得了巨大成功。 作品艺术而真实地表现了回汉两族人民面对日寇人侵，经历了血与火的洗 礼，消除隔闽，团结抗战的革命斗争生活。
剧作重在宣传团结抗日,但却攫脱丁当时流行的一般抗日宜传剧模式。 没有说教，没有空洞的呐喊,全剧着力表现的是大敌当前,回、汉人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除了累积多年的成见而复归于好',共同对付凶恶的敌人的美好心灵品质。主题深刻，情节感人，人物性格生动真实，令人信服。
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创作, 其意义也为一般宣传剧所不可比拟。 在历史上,回汉民族由于信仰与生活习惯的不同,互有误解,加之历代反动统治者居心叵测的挑拨, 造成了根深蒂圊的互相轻蔑的偏见, 甚而发生过流血冲奕。在现代,自大革命失败以后, 国民党反动派又公然背弃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革命主张,他们在民族问题上, 承袭了历代统治者对回民的歧视和 '消灭政策',不承认回回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就连“回民'二字都不准用'。直至抗战时期, 在国民党官方文件以及蒋介石的“训令”中,都把回族称为“回教徒”, 或 “具有特殊生活习惯之国民'。“国民党的选举法,没有回族参加的选举资格“,“政府所召开的主要会议与国民党参议会, 不准有回民的代表参加',“甚而在回族聚居的村、镇,回民也没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据此在河南、河北以及陕甘宁等回民众多的地区,挑拨离间回民与汉民族的关系,妄图破坏民族团结, 以达到 “以华制华”之罪恶目的。话剧《国家至上》的创作、演出,对于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走狗的反动宣传, 粉碎其分裂中华民族的罪恶阴谋, 对促进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团结抗战, 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该剧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呼声, 剧作在重庆上演后,轰动了山城,引起了各民族各界的强烈反响。 继之,又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乃至西康演出,深受各族民众的欢迎,影响遍及香港及整个国统区乃至敌占区。 广大回民同胞更为剧作的演出欢欣鼓舞。在重庆上演时,剧中女主角张孝英系由著名女演员张瑞芳扮演,回族人士亲密地称之为“我们的张瑞芳”。1941年夏天老舍到大理时，回族人士争先恐后前往迎送。有ー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定要看看这位《国家至上》的作者,并请老舍写几个字,留作纪念。可见此剧在祖国边陲早已家喻户晓, 更可见回族人民对老舍的感激之情。 老舍也因此而兴奋地说,“因写这剧本,我结识了许多回教的朋友”。
老舍对回民的深厚情感, 在他写于六十年代初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也有着鲜明、突出的表现。清代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其中,对回民的仇视、压迫尤甚。满清反动统治者历来将富于反抗精神的回族人民视为眼中钉,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一次又一次组织了对回族人民的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北京的回民,幸有康熙皇帝的“圣谕”庇护,悬挂在北京牛街清真寺的圣旨匾额就明白告示:“恩准”回民“逐日五时朝主拜圣”,“官民”不得“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教谋反”, 如有违者,“职司官先斩后奏”。但满清统治者对北京回民的仇视和政治压迫并未松懈, 仍心存戒备,百般猜忌,严加防范。
老舍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正红旗下》,通过对回族朋友金四把叔叔遭际命运的描写, 真实地反映了清朝末期满清统治者对回民的仇视和残酷的政治压迫。金四把叔叔勤劳、能干、“爱清洁”,“严守教规”, 人格高尚,“是个真正的好回回”。在他身上,充满着伊斯兰传统美德的光辉。其超群的武功,更令人赞叹、敬佩:“近距离摔跤,中距离拳打,远距离脚踢”,“十个八个小伙子甭想靠近他的身子”。在人们看来,“应当起码做个武状元”。然而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金四把叔叔终不得志,只得在街头摆摊做小买卖, 聊以维持生计。 作者深感愤慨,为他的遭遇,为所有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压迫回民的悲惨命运鸣不平。 他沉痛地写道:“在北京,...受满族统治者压迫最深的是回民”,“在北京的回民们只能买卖羊肉,烙烧饼,作小买卖,至多不过是开个小清真饭馆。”进而,对制造“民族牢狱”的罪魁祸首满清最高统治者作了强烈谴贵:“我就不能明白, 为什么皇上们那么和回民过不去!”。 金四把叔叔的遭际命运,是满清时代, 无数个惨遭压抑迫害的回民子弟悲剧命运的缩影。 在他身上,寄寓了作者对回族人民的深切的理解、尊重与同情。
“创作之根总归于爱”(鲁迅语)。作品叙述了作者一家与回族朋友金四把叔叔的深厚情谊,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清真古教”、对回民的人格情操的深情赞美。 书中写道:“我至今仍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人民的庆祝的。”这正道出了作者的情感之源。只可恨,六十年代初“左”的干扰,扼杀了作家的创作生命,使这部拟以作者的经历,从ー个侧面展现清朝末期社会风云,揭示在人民的反抗下,腐朽、反动的满清王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巨著,仅写出十一章,作家就不得不搁笔。继之,“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揪斗, 又将老舍逼死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太平湖上,留下千古遗憾。
“斯人已去,伟绩长存。”老舍与回民的珍贵友谊和对回民的深情关怀，永远铭刻在广大回族人民的心中，激励着回族人民与各兄弟民族团结一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共同奋斗。
本文原发于《民族工作》2000年第12期
老舍与回族有关的一篇珍贵佚文
——1941年在重庆“圣纪大会”上的致词
文 / 李存光
22年前，我曾在《中国民族博览》创刊号(1992年10月出版)发表一篇短文，题为《沉睡五十年的一页珍贵史料——介绍新发现的老舍讲演词》。介绍的是堙没了51年的老舍先生一篇佚文。1941年(伊历1360年)4月9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重庆十八梯清真寺举行“至圣默罕默德诞辰暨明忌纪念日”扩大纪念会，出席者有白崇禧、唐柯三、时子周、麦斯武德、达浦生，马松亭，王静斋，丁歧山，温少鹤等回族政界人士、伊斯兰教大阿訇和在渝回胞五百余人。会上，老舍代表教外来宾致词，由克行记录的全文载于1941年4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第3卷第6期“本会主办圣纪大会讲演词”专栏。该栏刊出四篇讲演词，依次为：白崇禧致开幕词，达浦生讲穆圣史传，马淳夷讲举办圣纪意义，老舍代表来宾致词，唐柯三讲圣纪三点意义。可见对老舍讲演的重视。
大概因为《中国民族博览》发行面有限，创刊号更为难见之故，22年过去了，这篇佚文仍为老舍研究者所不知，证据是迄今各种老舍年表、年谱、著作目录、研究资料无一记载此文。汇集老舍全部著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老舍全集》1999年版遗漏此文，2013年新版仍未收录此文。可见编者全然不知。此文是老舍先生在伊斯兰教圣纪大会上面对五百多回族同胞所作的演讲，鉴于它在老舍全部著作中的唯一性和特殊性，很有必要再次介绍。
现在重读老舍的讲演词，我没有更多的新见解，因此，摘引1992年文中的有关段落作为诠释。
我在短文开头说：“深受人们敬重的文学大家老舍先生是满族人，他杰出的文学建树早已彪炳史册，有口皆碑，成为现代多民族文学史上的瑰宝。值得提起的是，在现代中国，以少数民族的身份而关注同为少数民族的回族，并致力于促进回汉团结的作家，老舍先生堪称第一人。”
关于这篇讲演词，我的看法是：“老舍的讲话仅寥寥七百字，谈的也只是'几件小事’，却充分表现出这位享有盛名的作家关注民族大家庭中的回族、推动民族团结合作的远见卓识和拳拳之心。在讲话中，老舍肯定回族喜习武，因此身体强健，并把这'似不紧要’的事与回族人卫国保家、对日本侵略者'抵抗很强’联系在一起;他赞扬回族人'爱清洁’'讲求卫生’等生活习惯，并称之为'优良精神’;他希望别的民族学习回族的长处，并立足于抗战的现实，特别强调回汉同胞应该多交朋友，消除隔阂，'联合起来，去打共同的敌人’;他强调回汉人民应在文化上、生活习惯上互相了解，调协合作，共同发挥生活推动的力量。这些意见，乍看并无惊人之语，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很可宝贵，也很有见地的。这篇讲话因小见大，言简意赅，感情真挚，语言朴实，体现了老舍先生说话作文的特色。”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老舍的上述认识，在一年前为话剧《国家至上》所写的说明中就有过表述，他说：“我们晓得回教人的一般的美德。他们勇敢，洁净，有信仰，有组织。……在这故事中，我就按着我们的理解，要表现出回胞的美德，同时也想表现出怎样由习俗的不同而久已在回汉之间建起了一堵不相往来的无形墙壁。在抗战期间(对不起，我们还没有离开抗战八股!)我们必须拆倒这堵不幸的墙壁。怎样拆倒?第一，须双方彼此尊敬，彼此认识;除去了那点不同的生活习惯，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兄弟。第二，地方官须清楚的认识问题，同情的一视同仁，公平的判断，热诚的去团结。这是我们的八股。”(《〈国家至上〉说明之一》，载《扫荡报》1940年4月5日。)
我在那篇短文中还说，“老舍先生同回族人的关系一向密切，'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回教同学，长大了又有不少回教的朋友’，抗战以后，他同回教救国协会常务理事、回族作家、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马宗融交谊尤深。他不仅对回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比较熟悉，对回族人的美好品格怀有感情，更以极大的热诚从事推进回族文化和回汉团结的工作。1939年，他同郭沫若、胡愈之、阳翰笙、陶行知、梁漱溟、曹禺、贺绿汀、顾颉刚等知名人士一道，参加了以'打破回汉门户、冶民族文化于一炉，发扬光大，以促进抗战伟业’为宗旨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文化研究会。1940年，他又应马宗融和回教救国协会之约，与宋之的合写了表现回汉人民团结抗日的四幕话剧《国家至上》，这个剧本尽管不是他的上乘之作，但在全国各地上演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促进回汉团结，激励抗日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回族人民生活和回汉团结方面仅有的硕果。联系这种种，老舍先生作为唯一的来宾代表在这次圣纪会上致词，就是当之无愧的了。”
我认为，这篇讲话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于研究老舍，研究回汉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无疑都增加了一页珍贵的史料。”这个看法，我至今没有改变。老舍先生的篇佚文，值得让更多的人知晓。
老舍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主办的“1360年圣纪大会”上的致词
各位先生：
今天我能够参加这个盛会，实在非常荣幸。去年我和宋之的先生编了一本话剧《国家至上》，在这个剧本里提到了回教的问题。我对贵教历史和文化没有什么研究，为什么去年敢写这个剧本呢?就是因为自己是北方人，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回教同学，长大了又有不少回教的朋友，回教的生活习惯略有所知。今天我没有高深的意见，仅就几件小事谈谈：
第一，回教人身体强健：凡是练国术的大多数是贵教人，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不紧要，其实很有关系，抗战后河北省沧州、通州日本人杀人很多，就是因为这两处贵教人很多，他们的抵抗力很强，所以贵教人壮烈牺牲者也很多。
第二，回教人爱清洁：如饭馆，贵教所开的总要清洁，一般人常说这是清真馆，清真馆怎么干净……即在我们家乡看来，虽然水缺，不像南方这么多，但贵教人总爱干净，因此贵教人身体强健，讲求卫生。抗战前后，我国竭力推行新生活运动，而贵教人却已实行了一千多年，贵教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动大荤，这些长处应该介绍出去，使一般人都来仿效。回汉同胞时常打架，大概我在小时也曾和回教同学打过架，因为习惯不同，彼此一不了解，结果非打架不可。今天抗战军兴，回汉同胞应该互相了解，联合起来，去打共同的敌人。回汉同胞应该多交朋友，不信回教的人起码也应该受回教严格的新生活教训，回教人也要别人学习我们的好习惯，这是回汉朋友中应该互相了解而努力去作的。这点，我在《国家至上》里已明白写出。不但在文化上，而且更要在生活习惯上保持这种协调合作的精神，不信回教的人应该学习回教的优点，使这种优良精神成为生活推动的力量，而且在不浪费的原则下，自然地发挥出来，使一般都能互相了解，共同发挥。 (原刊题目为《老舍先生代表来宾致词》)
本文原刊于《中国穆斯林》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