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苏25 苏黄之交始于流民：东坡门下大学士的出场

时间已经过去近千年，依然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捧读苏诗、研究苏轼、读览他坎坷的一生，除了因为苏轼有一具趣味到极致的灵魂，有惊艳了千年的文采之外，更重要的一条，是苏轼有一条永远不容触碰的价值底限，这底限，无论是在得意时、失意时、光彩时、落魄时，从未有任何动摇与突破。

苏轼诗词画作的风格，在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时，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后面会专门特别详细地分析与体会，现在先做一个特别不恰当但又比较容易被大家理解的比喻：

黄州之前，苏轼是流行歌曲。

黄州之后，苏轼是古典音乐。

但无论文学风格如何改变，他在作品中对社会最底层情绪的敏感与体恤，却是始终如一的。

三十五岁时的苏轼，可以为了一个渔夫、一个农妇而大发悲悯之情，到了五十八岁时的苏轼，依然可以为茶农、花农的悲惨遭遇而愤怒。

绍圣二年（1095），苏轼被贬至盛产荔枝的岭南惠州时，写了很多与荔枝有关的诗作，妇孺皆知的是“日啖荔枝三百颗”，太多人为东坡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但他更可贵的人生闪光点却在另一首《荔枝叹》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荔枝叹》片段

在这里突然跳过二十三年的时间，从湖州讲到惠州，无非是想说，有宿命的人，一定也是有性格的，性格，就即他的宿命。

好罢，至少在熙宁五年（1072），苏轼除了发发牢骚、抱怨一下时事，还能有酒有肉有朋友。

比如这一趟湖州之行，苏轼除了吃到美味鱼生之外，更重要的收获是，终于与东坡门下最重要的人物黄庭坚结缘。

说来好巧，苏轼的老友、湖州知州孙觉在与苏轼叙旧时，顺手取出一部诗稿来请苏轼评判，史载苏轼读罢“耸然惊异”。

此诗稿的作者，正是后世与苏轼并称苏黄的东坡四学士之首黄庭坚（字鲁直）。

孙觉当时对苏轼说，我这女婿的才华，认识的人都说好，但一直缺少一个像你这样说话有分量的人赏识。

苏轼读罢诗稿，急想寻作者一叙，但遗憾得知，此时年方二十七岁的黄庭坚，正在北京大名府国子监做教授，只好作罢。

去大名府之前，黄庭坚在叶县（今河南平顶山下辖叶县）任县尉（主管治安的副县长）期间，诗作甚多，其中有很多内容同样是关注民生的题材。

比如《流民叹》一诗，描写当地地震过后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的场景，一方面生动描述了天灾之震撼，“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另一方面描述了灾民的苦难，“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

再写下去，黄庭坚对于治灾及济民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即“治民生，如治未病”的道理。

虽然资料中没有查到，苏轼在孙觉处看到的诗稿是黄庭坚的具体哪一篇，但从苏轼“耸然惊异”的反应中可以大概判断，他一方面是为黄庭坚的文采所“惊异”，另一方面可能也在为这位后生与自己有着同样的关注角度而“耸然”。

这就不得不再次提到，所谓宿命与性格的关系，实在是一对奇妙的组合。

苏轼在未遇黄鲁直其人时，已与其神交，正是因为二人在价值取向上高度重合。

唯其如此，黄鲁直的人生，其实并不比苏轼平坦多少。

在苏轼身后两年，即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被以谤国重罪贬谪至广西宜州（今宜山县），今天此地最有名的文化名人其实是壮族歌神刘三姐，宜州的纬度虽然比苏轼遭贬谪的岭南和儋州要高一些，但在当年同样属于蛮荒之地，此地最终也成为了黄庭坚的客死之乡。

谢谢观赏，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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