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兰湖花市、大策花市、城门口花市、桨栏路花市、太平路花市……

导读

广州最早的花市是兰湖花市，

然后就是大策花市、城门口花市，

城外的桨栏路花市、太平路花市，

现在最著名的是西湖花市、天河花市……

不过今年是……

广州花市从珠江南岸的瑶头、庄头花市，到后期的花地大策花市；从北岸的城门口、西湖路花市，再到城外西关的桨栏路、太平路花市，继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分区花市的兴起。

兰湖花市

大致在今解放北路象岗之西，北至桂花岗，南至今东风西路与人民北路相交处附近。

有关广州地区花卉的买卖，现在能见到的最早记载为唐代卖花船和宋代花贩。唐代卖花船的记载见于张九龄的诗作《春江晚景》：

江林多秀发，云日复相鲜。

征路那逢此，春心益渺然。

兴来只自得，佳气莫能传。

薄暮津亭下，馀花满客船。

张九龄诗里提到了“津亭”又名“余慕亭”，唐代时在兰湖东岸。

1907年的广州地图上，兰湖显示的是一片沼泽地（红色虚线）。

古代兰湖今已不存在，昔日范围大致在今解放北路象岗之西，北至桂花岗，南至今东风西路与人民北路相交处附近，它是由小北江天然堤外侧洼地渚水而自然形成，是广州较大的天然湖。

它在汉代至宋代，为广州城西北的避风港和码头，并从晋代起被人们开发为游览景区。

唐代兰湖除名胜余慕亭外，还有著名的朝汉台等。明代，兰湖逐渐淤塞为沼泽区。清代成为种植茭、菱的洼地。

20世纪60年代开挖人工湖建成流花湖公园，即为古代兰湖故址的一部分。另外，今天与古代兰湖有关系的地名仅剩兰湖街。

现在地图上兰湖的大致位置。

兰湖里，现存的地名。

城门口

花市

指大南门、文明门、小南门等七个城门所在地。大致位于今一德路、泰康路、万福路一带。

城门口花市早见于明末著名诗人黎遂球的《素馨赋》：望通衢之凝霜，列七门而成市。

成书于清初的屈大钧《广东新语》之《四市》记载说：

“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

清代广州城新城的一城门，出城不远就是江边。

Part 1

靖海 永清 归德 大南 文明

广州七门一般是指老城南城墙和新城城墙（今一德路、泰康路、万福路）的五仙门、靖海门、永清门（明代称南门，今北京路与万福路相交处）、归德门、大南门、文明门、小南门。

清代外国人画笔下的城门码头。

究其远古是因为广州老城和新城之间的玉带濠一带，这一带明清便称“濠畔街”。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濠畔街西段成为广州当时的金融商业中心。

今天则是位于广州海珠中路与解放南路之间的濠畔街和玉带濠街

可见，依托着当年濠畔街的繁荣，城门口花市在此产生是合理的。反过来城门口花市也为其繁荣“锦上添花”。

清代外国人画笔下的城门口市场。

Part 2

五仙门花市

城门口花市，五仙门花市是其中最负盛名的，可作为代表。

五仙门是明代扩建的广州新城南城墙上的一个城门，遗址在今海珠广场西侧。

当此处曾为省科学馆，一度成为烂尾工地，是后建成玩具精品市场艺景园，其中有不少档口是批发仿真花。

2008年，由于消防不达标、违法搭建等原因拆除了部分。

清末油画里的五仙门一带（石室右边）

Part3 

从“花渡头”到五仙门

与五仙门花市关系最密切的地名便是花渡头。

昔日，五仙门花市的花多来自河南，每天，花客们通过五仙门对岸的河南码头，用船运来花木到五仙门，该码头啬因此得名为“花渡头”。

20世纪20年代五仙门一带。

这“花渡头”名字，原本来得随意，也很写实：因为每天花都要在此待渡，花多船有限，这里自然就成为花卉集中地，仿佛成为花卉过江的专用码头。后有人想多了，才变得浪漫和“香艳”。

说是每天黎明时分，便有不少卖花姑娘将花担到跃龙桥边的渡头坐船到对岸的五仙门出售。渡头上花担清香阵阵，姑娘笑语频频，引得“狂蜂浪蝶”驻足，于是得名。这说法还很流行。

该地名直到民国时期仍用。

花渡头遗址在今同庆路与滨江中路交界处江边，今解放大桥南。海珠区政府曾在这里建渔鸥“花洲古渡”牌坊。后因建设解放大桥，该牌坊迁移至晓港公园。图为原“花洲古渡”牌坊。

大策花市

大致在今芳村的大策市场。

明代，广州花市已很热闹。清乾隆《番禺县志》（1774年）刻本记载：“粤中有四市，花市在广州之南，有花地卖花者数十家，市花于城，与合浦之珠、罗浮之药、东莞之香称‘四市’。”

Part 1

观音庙旧前花圩

花市即花地著名的“花圩”，在今大策。清初，这里建起了一座观音庙（又称“策头庙”、“东溪古庙”），花市在庙前，故后人提起该花市，习惯以“观音庙旧前花圩”呼之。

观音庙前花圩是一个常年性的鲜花批发市场，一年四季都有各种花卉汇集。这里是“天光圩”：每晚12时开市，天光散市，花贩赶在清早将花运到省城广州摆卖。这个常年性的花市又以春节前至元宵期间销售年宵花最旺。

由于花圩，再加花田，附近的花地河显得格外热闹，运花的船艇和观光游玩的画舫游船来往如织。有民间歌谣为证：

花田花市午潮平，

叶叶舟过打桨轻；

三月暮春真好景，

卖花声入五羊城。

清代描述花圩和花地河的诗，比如李蘅芳的《通津晓渡》：

冲过晓烟人渡河，

长年不断载花过。

花圩花市策头庙，

高阁看云掩薜萝。

大策直街观音庙遗址。原观音庙在20世纪50年代废掉，。遗址上建筑也曾做过居委会。大策直街是芳村现存最古旧街道之一。

Part 2

三种供应方式

至于花卉供应城内，多由花农花贩们上门上街贩卖，其经营方式，大致上又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叫“担花箩”，以前官僚或富有家庭的奶奶、少奶、小姐们，不能离开闺阁自己到市场买花，而花的供应，便由花贩们定期送上门，专门为她们“拾花碟”，“换花樽”。辛亥年前后，每月工钱大概是毫银三元左右。此乃熟客生意，可以登堂入室。

第二种是“提花筐”，即沿街唤卖散花。多为茉莉、白兰、鹰爪等，卖花的多数为妇孺少女，随处可见到她们踪迹。

第三种是“担花框”，出售泥头盆花，沿街接生意。这些人都是花市时的活跃分子。今天时移世易，第一类执业少之又少，第二类也不多见了。

1888年 国画《早春卖花》潘振镛作。

Part 3

1990年大策花市消失

花圩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在。解放初，花圩由当地罗姓时思堂派弟子管理，有面积2000平方米，场地用石块铺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花圩由区政府工商科接管后，花市纳入工商行政管理的范围。

1973年鹤洞公社征用花地大队联桂北的土地，建成花地农贸市场，并将原来的花圩也迁入新址。

1975年，花地农贸市场关闭，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贸市场也得以恢复。

1990年区工商局投资89万元，在花圩旧址建成大策市场，终于结束了原花圩简陋的局面。

清代花地河一角。

Part 4

花地花圩碑

2004年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中东漖北路发现一块花岗岩石板打制的石碑，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立，长140厘米，宽80厘米。

该碑原立在现在东漖北路旁的观音庙前。解放初期观音庙被拆除，石碑被不知名的好心人妥善保存下来。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之前，石碑的半截已经埋在了土里。所幸挖去积土之后，发现碑文几乎完整无缺，竖刻阴文正楷汉字共有799个。其碑文是清代的一份花卉纠纷判决书。

从文中得知，当时芳村这一带的花卉贸易主要是由罗姓族人垄断。后有王姓和张姓人介入。罗姓诉讼于官府，县衙门的判决明确“所有王张两姓只可将铺出赁，不准开圩设秤、勒抽经费，及将木板铺盖涌面，而罗姓旧有之公秤仍准照旧使用。”

该碑是“花地花圩”物证，故现置于花地大策直街166号旁的墙上。

花地花圩碑”碑文拓片。

双门底

花市

大致在今解放北路象岗之西，北至桂花岗，南至今东风西路与人民北路相交处附近。

到了清代晚期，藩署前和双门底也先后成为花市点。

承宣布政使司是明清两代的官署名，简称“布政司”。明初，沿袭元朝官制，直属中央政府管理的一级行政区称“行中书省”。明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简称“行省”或“省”。

布政使司在明代是掌管一省的行政、民政及赋役征收，与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

三司不相统属，各自直属朝廷，体现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特点。清代继续设置。但清代一省的行政长官为总督和巡抚，布政使只是督、抚的属官，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与专管刑名的按察使并称“两司”。

双门底花市形成时间比藩署前稍晚。

民国初年的双门底。

双门底花市的情况，据张心泰的《粤游小志》：

“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与水仙花成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

同为花市的双门底上下街也有区别：上街所卖以吊钟、桃花为主，并杂以盆头；下街所卖以水仙花为主，并吊钟、桃花也有之。

民国八年（1919）起，广州大办市政，拆城墙，筑马路，双门底拱北楼这座千年古楼也被拆掉，双门底变成马路永汉路。该地区变得更加开阔，为迎春花市在这里定型提供了条件。

20世纪20年代的永汉路，今由大南路口向北看。

20世纪20年代永汉路，由今财厅前往南看。

桨栏路

花市

今桨栏街和打铜街，桨栏街东西走向，打铜街南北走向，两街相接处就构成一个曲尺形，花市就是在这个曲尺地形上。

永汉路花市形成的同时，西关也形成了除夕花市。

桨栏路和打铜街（今光复南），就是当日在城西太平门外，处于城墙下，西濠边，太平桥和普济桥头。花市所在地是整条桨栏路和打铜街南段相连的一个曲尺地形。

Part 4

曾经的城市中心

民国时期每年除广东省商业夽举之地。这里有驰名中外的十三行、沙面，洋行汇聚。城西近珠江，有濠河可通，而城外可免城门开关的时间限制，加上后来粤汉路、广九路先后通车，沪穗线招商局轮船通航，这些因素使得此地出现了很多业务范围涉及全省乃至国内外的大商号。因此这里的除夕花市很快就盖过永汉路花市，规模更大，人气更旺，俨然广州的“中心花市”。

清代桨栏路已经是广州最繁华的一条街道，拍摄于1870年-1872年。

Part 4

地理位置重要

当时西关花市的具体位置是在今桨栏街和打铜街，桨栏街东西走向，打铜街南北走向，两街相接处就构成一个曲尺形，花市就是在这个曲尺地形上。

这里的地理优势很明显，四周均为商业“黄金地”，一条条的“专业街”，集中了广州商业系统中经济比重最大的行业：花市的北端为太平桥；

南边的十三行路最早得名于清代洋行（数目不定，约数十三，故俗称“十三行”），洋行移走后有银行业，杉木栏路原以杉木的集市得名，当时有纱绸业；

西边的杨巷路有匹头业，下九路（原下九甫）有绸缎业，上九路（原上九甫）有土布业、金铺业，德星路有百货业；

东边的一德路有京果海味业，状元坊有刺绣业，西濠口有大酒店、大商店；

再加上花市本身的桨栏街和打铜街原都是古旧的街巷。

西关花市就孕育在这种深厚的商业氛围里。 民国时期每年除夕，城里人很多都往西关花市里去，甚至连永汉路不远的四牌楼（今解放中路），居民也往那边跑。“除夕西关睇花市，元宵节四牌楼睇花灯”，成为谚语。

民国初年的桨栏路，一派传统商业街市的风情。

Part 4

每个商家都要摆个花局

春节本来是一个农业节日，但同样受工商业者重视。

工商业者是要多方面联系和依靠的，特别是过去不少行业有赊销惯例，少不了应酬活动。而且当时的商场，平时是没有休假，年终结算，都在农历岁除前，一般在十二月廿八前后，一年盈亏已成定局。他们将把企业店面布置一番，除旧布新，寄希望于未来。

具体做法是买时花摆个花局。最普通和最有代表性的布局，是在铺面正中央，摆一张八仙桌（方台），系上红色的绣花桌围，放上花瓶，插上花枝并伴以花脚（切枝），桌面上或再放水仙花、糖果盒等，有条件的更挂几幅名家字画，借此表示店主人的风雅和阔气。

另外，广州人讲“意头”，不少老板们认为企业得失盈亏和花的荣枯互为关系。因此，老板们对花的选购多亲力亲为，绝少假手他人。如果该年顺景，获利相当，或者遇上个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的花农，讲多几句吉祥语和老板心中所想又相吻合的话，那就更加高兴，肯出高价买枝好花，认为花开灿烂，预示美好的到来。此时他们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希望年年如是，岁岁今朝。

1926年11月12日 ，十八甫甫建成典礼现场。民国期间这里举办花市。

倘若偶遇该年生意不顺，生意平和，甚至亏损，亦会忍痛买枝好花，希望时来运转，脱离厄运，从此生意兴隆，一帆风顺。倘若所买之花开得不好，便会认为全年生意不景，因而会郁郁不乐，连当伙计的也倒霉，每每遇到老板无故的责骂。还有，有些商品是以花作商标取材的，如牡丹（富贵牌）、水仙、菊花、福桃等。这些厂店，亦必然出高价，选这些上品，以作商标牌子。

以前商场一般在农历正月初六或初八开市，也有提前到年初四开市的，视乎行业习惯。这几天停业休息时，由年初二开始，作年禧酬酢，店的负责人（即司理人）、在职股东、买卖手等，均肃整衣冠，相偕到关系密切的行家到处拜年。此举是礼节上联络感情。他们见面相逢，拱手为礼，开口第一句必然是“恭喜发财”，道出共同心愿，随后是讲花市，以花为题，“花开灿烂，今年必出好生意”。

老板们平时虽不爱花，此时对花却十分有兴致，亲自买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肯出高价买枝好花，其关键之处是可鼓舞经营信心又借此而抬高声价，博取顾客乃至股东们的信任，以为该店本钱雄厚。

当时的花市没有搭棚，只是借用路边铺面摆卖，通常给店主的回报是一枝花。花市期间，特别是年卅晚不少店铺已收铺，但也有店铺（主要是杂货店）一样继续做生意，店主收一枝花只是拿个“意头”，是祝新年大发，意思意思。

有花农搭了花架放花。无档的花农、花贩也可以随时携带花枝入场站着兜售。逛花街的人很多，秩序很差，人流往往挤得团团转，有时寸步难行。若买得花枝花束，便高高举起，否则花朵给人流挤落只剩残枝。

1931年扩建桨栏路。民国期间，这里是花市的核心举办地。

Part 4

花市上男人多 女人少

花市上的人多是男人，女人很少。个中原因是与传统思想和习惯做法有关，一是不愿让女子上街抛头露面，父母和丈夫们也怕花街上人多杂乱，女子易受欺负；二是“挨年近晚”，家庭妇女们一般都要留在家里忙准备过节的工作，例如搞卫生、包油角、蒸年糕等。

又游客以年壮居多，多是企业主或户主，学生或知识分子次之。至于店员、工人等，是“一年做到晚”，年晚除夕更是大忙时候，很难有机会到花市逛游的。又过去的除夕花市，有功名者不游，除非地方官乃知名风雅之士，邀约然后同游。若地方官非名士，亦不敢邀约，担心客人不赴约也。且一般又择诚朴而有力的仆役陪同。也偶有达官贵人莅止，多是偕同家人坐汽车到街口，进入花市一转，不敢久留，还得由卫队保护。

摆档花农也几乎清一色是青壮男士，可能是与要长途跋涉、挨更抵夜有关。主要来自芳村和花县（今花都区）。没有银柳、白菊（谐音“白做”）、梅花（谐音“倒霉”）、大丽花（广东人误称为“芍药”，而芍药别名“将离”）。花色品种以应时与否而分优劣，市价以供求关系而定贱贵，优质优价，见货议价，如意即成，手续简便。甚至市民把刚买来而认为不甚满意的花可以降价脱手再买。

1938年民国花市情景。

由于民国时期太平路、长堤一带商业兴旺，有很多旅店、酒楼，故桃花（大宏鸿图）最卖俏，一枝中等桃花可售数银元，好的可以卖到20银元一枝（当时记者的月薪才25银元）。花农售出一枝花就可维持全家短期生活，所以花农肯下工夫栽植，若有应时好花，或者运到香港卖到高价，则一年茶饭可以解决。因此禺北和花地的花田其时开拓不少，形美好花不断在市场出现，并且运到香港出售。

花市上的桃花有的人购买后并不立即取走，书上某宝号某先生购下，一是表示“名花有主”，二是起宣传广告作用。花市至年初一凌晨两点才散，卖剩的花任由人取走，并不毁坏。故花市到十二时迎春爆竹声响起后，如花多客少，即花价暴跌，贱价出售，所谓“想平就夜D来”，是花市的买卖实况。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月，广州经常受日军飞机轰炸，但花市仍照常举行。是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在此后长达七年，花市也没有间歇，地点仍在桨栏路。但花市的规模小多了，市道也很淡。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以后，香港比广州更加不稳定，人口回流广州，花市情况稍有好转。当时花市成交货币多为汪伪纸币及日本军用券。

1938年民国花市情景，战火纷飞的广州，。花市仍然举办。

Part 4

日占时期花市照开

抗战胜利后，西关花市再度转旺。

1947年起，各地工商业逐渐恢复，出现了“不吝千金买繁华”的暴发户。大酒楼等大行业的厅堂出现大型花枝，每有高达丈余的花树，出现了高价花。

1948年桨栏路除夕花市，一枝号称花王的桃花高2米多，花蕾满树，标价港币1000元，半天便售出。据闻系十三行某银号因炒金融得获厚利，得意之余，以400元成交（当时黄金每司两约港币二百七八十元）。一些高价花巧立名目曰“花魁”、“花王”、“泰斗”，大幅度讨价还价。一般规格的桃花上品者约百元（港币）以上，中品者七八十元，中下者二三十元。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迎春花市也进入了新阶段。原来民间自发的年宵花市逐步地变为由政府举办的现代型的迎春花市。

1950年春节前夕，解放刚满4个月的广州举办了新中国后的第一个年宵花市，沿袭民间自发举办的形式，全市只有桨栏路一个花市点，有数十花档。

民国花市情景。

太平路

花市

今人民南路。从上九路口至晏公街口这一段马路和大新西路一段为花市。

太平路花市，是解放后新型花市的开始。

原桨栏路花市由于所在的马路较窄，迁到了较为宽阔的太平路（今人民南路），具体是太平路上九路口至晏公街口路段和大新西路一段为花市，这里路面宽阔，有回旋余地，不仅档口增到了200个左右，长约几百米，而且方便搭建牌楼和花档棚子。

由于政府重视，在花市原有基础上作有秩序的管理，再加上美化工作，比如搭有彩门牌楼，名之曰“迎春花市”，两旁伴之以由本市书法家撰写的内容吉祥美好而又有革命意义的春联，并缀上五彩电灯，辉煌壮丽。场内还设有花市指挥部和医疗队，有专责人员管理，并且加强秩序与保卫工作，及时播放优美乐曲或情况通知等。场里分出口入口，秩序井然。

花市顾客方面，合营后，由过去以工商户为主转为以广大市民群众为主了。随后因太平路有电车通过，花市有碍交通，同时，广州市人口增长，人民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普遍提高，为适应需要，乃分开几个地区开设花市，以方便市民买花游乐。

1953年西关的杨巷花市上的古董摊。

分区花市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按“区”而设立花市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

分区开设花市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广州划分为“中区”、“西区”、“东区”、“南区”等几个区，并分别开设花市。

中区花市设在教育路，为市中心花市；

西区花市在多宝路、逢源路；

东区初在东较场，后迁东川路；

南区在河南滨江路。

1954年的花市。

1954年 广州除夕花市。

1955年

教育花市从此固定下来

1953年光复路花市地段扩大到杨巷路南段和装帽街一带。花农来自广州近郊的芳村、花地，有的来自南海、顺德、清远。从广宁来的要划三四天船才到广州。

1956年，原永汉路花市迁至教育路，该花市此后基本没再变动地点，成为广州市迎春花市中地址最固定的一个。随着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改造的迅速完成，花市顾客方面也有了变化，过去是以工商户为主，现在是以广大市民群众为主了。

1957年花市分设三个地区：教育路、桨栏路、同福路。其中同福中路是新增设育的。逛花市的人群中多了大批的归国华侨。

1955年永汉路上的花市、

1954年的广州春节花市，吸引着广大市民的兴趣。这是在光复南路摆设的花市中选购鲜花的情形。

1958年

第一次实行统一价格

1958年，花市出售的花第一次实行统一价格。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插曲：有一个老太太还不知道已经统一价格，她要买一盆金橘，花农要价8角，老太太还了7角，花农笑着说：“今年不比往年，这是统一价格。”老太太也说：“就是今年生活比去年好，我第一次买盆金橘…”花农一听老太太说是第一次买金橘，就卖了给她。

1957年一年一度的广州春节花市。

1958年的花市。

1959年

花档全部是公社

1959年花市，随着公社化的完成，花档全部是公社的。教育路上一枝高达数丈的“桃花王”、太平北路的牡丹，还有用飞机运来的“仙客来”，都引起人们的轰动。

1959年的花市。

1959年花市上的解放军战士。

1959年花市上的解放军战士在选购物品。

1960年

东区开始设立花市

1960年，太平路花市档口从1959年的270档左右增加到500档左右，教育路花市的档口从1959年的100档左右增加到200档左右。

东区新增设迎春花市，地点在庙前街东山公园（后来该花市迁至东川路，再迁至东较场，1965年又迁回东川路）。

至此20世纪60年代四大花市的格局基本形成。

几个花市的特点是：西关近芳村花地，货源便利；东区为军政、教育界住宅区，多售上等花；中心花市人口集中，品种多，但价稍贵。

1960的花市。

1960年花市，花木价格的管理是先由市花木公司根据花木种苗，肥料成本，栽培时期、工资运输，加上一定的利润，分别不同品种，根据市场平均价格，征求花农意见，订出初步价格，再请市物价局参加意见，然后召集各人民公社及参加设档单位代表讨论决定后由花木公司统一印制发给各出售单位依价出售，并在花市张贴公示。要求明码实价交易，不得抬价，并由有关部门组织小组进行检查。

1963年花市上选购金鱼。

1963年花市，纸制、塑料花受到欢迎。

1966年

市区的鲜花买卖、花市被禁

1966年花市又有了新特点。

其中教育路“迎春花市”以展览为主，原定摆6天（1月18-23日），结果延长了2天，开放时间之长为历届花市之最。

太平路花市、东川路花市均以售卖为主，展期从1月18-20日。

同福路花市也是以售卖为主。

东川路同福路两花市摊位比去年增一倍，太平路花市将大新路段的摊位改在大德路后，摊位数量也比过去加一翻。教育路花市也增加了一条惠福东路。

1966的花市

1966年，教育路中心花市牌楼高达3层，用无数银灯装饰得金碧辉煌，上写着“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大标语。花市中心有11米高的火炬造型，炬身是用七百多盆金橘砌成的，底座用一千多盆大丽花和各种鲜花组成，用40支日光灯和聚光灯做成光芒，再用鲜花砌成“将革命进行到底”7个大字围在底座上。花市上还有红军过雪山、狼牙山五壮士和非洲人民革命斗争为题材的盆景。

太平南路的“年宵花市”牌楼正中间是四卷巨大的《毛泽东选集》模型，两旁是两行金光闪闪的大字：“雄文四卷光日月”、“五年计划建河山”，牌楼顶红旗招展。进入牌楼，一个高举革命大旗的青年工人模型迎面矗立。

中山路入口和永汉路入口

1966年永汉路花市的示意图。

1969年

花市被禁

1969年有花市，但规模很小，仅荔湾和越秀两个点。大部分来自郊区和花县、从化、南海、番禺、四会、广宁、中山、高要、高鹤等地人民公社或农场。

最初市区的鲜花买卖也连同花市一起被禁。

不过人民群众买花赏花行为无法抹除。例如东山有位爱花如命的小学教师，过年前她在郊外偷偷地买到一束鲜花，用布袋包着回家，用花瓶摆设，一遇有客敲门就立即把花瓶收藏到房间去，不料因搬来搬去，竟不慎连花瓶也跌破了。

1965年太平路花市。

1970年

花卉买卖出现自发市场

一方面是由于有需求，另一方面是花农要解决生计问题，于是慢慢的，花地又成出现了花卉买卖的自发市场。

先是1970年人除夕，芳村有少数花农躲躲闪闪地拿些鲜高花去花圩出售，市民得悉后，竟连夜渡江弯买花。

尽管圩中的高音喇叭一再地警告，但卖花者和前来买花的人全然不顾，我行我素。

1970年代珠江啥摆渡桃花的场景。

1971年

轮渡上能捡到一筐鞋子

到1971年，全市仍只有芳村花地一处的花农维有花出售，结果该地的交通很紧张。

据统的计，春节期间到该处买花木的达二三十万人次。市渡轮公司从黄沙至芳村航线2月25日至28日，客运量从节前平均每天点18000人次跃增至47000人次，增长1.6倍。其中26日（除夕）高达81000人次，增长3.5倍，不包括售花的约40000人次。

1970年代的花市

每趟轮渡，工作人员都能捡到满满一筐被起踩掉的鞋子！由于客流的高度集中，事故能不断发生：使黄沙码头两个临时售票处被小摧毁，走桥、码头均站满人群，浮排也下束沉，有人跌下水。

有关部门一边宣布芳村已无花出售，动员大家回家和停止前往，并派出工人纠察队到珠江大桥进行拦截，一边组织抢运滞留的群众，抢运的船舶从平日行驶的3艘增加到11艘，其中还有广钢和广船两艘大客轮，从该晚的11时起至深夜2时多才基本疏通人流。

此外，当时唯一走芳村的汽车19路线路也从平日18辆车运行增加至50多辆，直至深夜4时才完成疏通人流。

1973年花市。

1972年

共有5个摆卖点

1972年，政策逐步放宽，分别在市区边缘的芳村大街、新港球场、三元里村前大街、东风五路尾钟ㄏ门前、沙河十九路军坟场内的农贸市场设了5个摆卖点。

1973年花市。

1973年

进城摆卖鲜花由指定干部带队

1973年，广州终于正式恢复迎春花市。

最初通知没有使用“花市”一词，而是用了“春节期间摆卖鲜花”代替，并成立“春节摆卖鲜花领导小组”负责管理和领导，办公室设在市工商局。

后来有新闻单位专门请示领导，认为把这种群众活动称为“摆卖鲜花”在报导上有些别扭，可否仍称“花市”？

并说去年的一期《人民画报》有一幅报道广州春节摆卖鲜花活动的照片，其文字说明也仍称“花市”，之后得到同意。

1973年迎春花市分五处举办：越秀区西湖路、教育路，荔湾区新风路（即今多宝路），海珠区滨江路，东山区东较场，郊区芳村大街，摆卖时间统一为节前的3天。

至于进城摆卖鲜花的社队、农民，要由所属公社统一组织，指定干部带队，对进城卖花的人员要进行政治审查从做好宣传教育，凭公社革委会的证明到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

1973年花市现场。

1975年

首次恢复用“花市”的字眼

1974年花市，恢复后首次在通知上用“花市”的字眼。负责管理和领导的机构也改称“花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仍设在市工商局。市革命委员会还同意国营花木店、书刊报画等参加花市。

花市分别设在西湖路、新风路，滨江路、东川路和芳村大街等，其中东山区花市地点是从原东较场迁到东川路。

1977年花市分别设在海珠、东山、越秀、荔湾告示区，花卉主要来自南海、清远、顺德等县，还有广州郊区。

1975年前后的花市。

1978年

最大的花市设在滨江路

1978年花市共设有2145档，比1977多了3成，盆花4米为1档，枝花2米为1档，最大的花市设在滨江路。图为1978年广州花市。

1979年

郊区设有卖花点

1979年，市内各区均分别设花市：

越秀区设在教育南路、西湖路和向阳五路（今惠福路），海珠区设在滨江路，荔湾区设在新风路（今多宝路）和逢源路一段，东山区设在东川路。

为方便当地居民就近买花，郊区、黄埔区的边缘地区以及芳村大街均设有卖花点。

1979年教育路花市夜景。

1979年烈士陵园迎春花会。

1980年

花市首次出现郁金香等洋花

1980年，花市规模之盛，品种之繁，广数量之多，都是往年罕见的。

花市总长度影超过5公里，花档有3000个以上，最大型的一株橘结果4000多个，售价400多元，或最大的一枝桃花高达4米多，售价80多青元，后者被一位老工人买走。是年花市首次出现有郁金香、西洋杜鹃等洋花，并开始有商业广告画。

1980年花市。

1980年 海珠区花市。

1981年

规模最大、销售额最高

1981年，东山、海珠、荔湾、越秀4个老区都设有花市，开放时间统一为3天。

花市较之往年，创下了三最：规模最大、销售金额最高、治安秩序最好。

1981年西湖路花市.

1981年滨江路花市.

1983年

芳村开设花市

1983年，除老区4个花市外，黄埔、郊区分别在港湾、芳村开设花市和卖花点。

这年，买主很多是个体户和农民、工人，而往年主要是港澳同胞。在教育路花市里，有个个体户开着摩托车来到花市；在门口下了车，进去后很快就把一株50元的大桃花买走。有一株标价200多元的大桃花，摆了没多久，也被人买去了。

1984年老区四大花市在进出口处搭建察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气息的彩牌楼、屏风、四角亭共10座。

在越秀区中心花市上，法国剑兰首次与广州市民见面。越秀画会在花市开设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画廊，画家们即席挥毫，并且欢迎有兴趣的月鲜花陈列。

1983年越秀花市。

1984年

从化第一次举办花市

1985年

番禺市桥清河路花市

1986年

电视台上直播花市盛况

1986年，新增加了天河花市，地点在禺东西路。

是年广东电视台在除夕晚上直播花市盛况，这是花市历史上的第一次。

是年广州市政府规定花市广告统一由广州市广告公司负责。

是年花市费用，得到一些单位的支持，据统计，7个区花市共得到赞助款八万多元。

东山花市。

1989年

芳村花市

1990年

花市上热闹场面

1991年

黄埔花市

1997年

江南西路的海珠花市

1998年

花都区首届花市

2000年

荔湾区花市

2001年

东山区花市

2020年

广州花市

2021年

广州年花销售点

参考书目

《广州花市》，作者陈国康、邓广彪，《广州文史资料》第第三十五辑；

《春来南国花如绣》，广州市档案局等编著，广州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