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多难我重来（3）

《宜昌府志·山川》一章记载：“三游洞在府城西北二十里，滨大江之左，面临下牢溪，岩洞幽邃。”前有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白居易与弟白行俭，加上元稹到此一游；后有宋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间），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三苏同游此洞，三游洞由此名声远播，游客络绎不绝”。按照白居易的陈述：他们三人“各赋古调诗二十韵书于石壁。”换做现代语言说，就是用诗文写上“到此一游”的墨宝。按照现在的观念，也是不文明的行为。不过好在始作俑者是秦始皇的祖先秦昭襄王在华山留下的墨宝。

想来有趣，先是白居易兄弟在此与好友元稹偶尔相逢，同游发现此洞；后又有苏东坡一家三口再游此处；那个被贬的欧阳修在任夷陵县令期间多次来游，连陆游都来此觅水烹茶；黄庭坚也有“傍崖寻三游洞”的经历。同样是“到此一游”，同样是“壁上涂鸦”，南津关是川楚咽喉，三游洞又有名气，历代名家雅士、迁客骚人纷至沓来，加之入川出楚，此处是必经之地，送行或迎接多在此处，重逢之喜与离别之情，自然是题咏不绝了。

《宜昌地名志》记载：“历代文人墨客相继来游，留下不少诗文石刻。洞内外现存宋代欧阳修题刻、黄庭坚题刻、右丞相叶衡题刻，明代匡铎《三游洞序》及跋，以及清代以来一些文人的诗刻等摩崖石刻与碑刻40余件。”前人论诗，说唐诗是深情酝染的世界，宋诗是思虑精微的宇宙，恕笔者直言，其实清朝和民国才是三游洞历史文化遗存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文和石刻不仅数量多，而且文物价值高，更有着书法艺术欣赏价值。

在那个宽20米，深约26米，高5米左右的三游洞正上方、距地面6米的前室石壁上有一方刻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的“洞天福地”四个大字，书法为行楷，横排，左边竖写为“光绪乙未秋”，右边竖写有落款“宛陵，陈之炜、刘景墉、陈之萱题”的石刻。这方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的壁刻，书法艺术精彩别致，其笔划结构与布局十分得体，墨迹粗壮，匀称圆润，是一幅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充分表明了三游洞曾经是道教的洞天福地。

石刻中最具匠心的是耳洞上的“鬲凡”二字，为清人陆维褀的隶书，将“隔”字的“抱耳”旁取掉，表示在这里可以不听尘世的喜怒哀乐，清心静气地修身养性，潜心炼丹，修成神仙。清代福建人陈建候命长女闺瑛用小篆书写的《占合掌岩》巨幅壁刻：“合掌岩高石不顽，化工有宝秘形山，辟开混沌蒙窍，露出人间生死关。”除了堪称书法上品，还有从这开天辟地留下的天然洞穴联想到的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

据说道观要保持清静、整洁和庄严，而修道又要求得“清静无为”、“离境坐忘”的出世境界，自然就要努力不受外界的干扰。所以道教徒就会避开嘈杂的城市，跑到深山老林或者荒郊野外找一地方去修道。三游洞就是这样一座企图与世俗繁华隔绝，极力营造出道教中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境界的道观。初衷自然是清修者在这里听风声鸟鸣，看日升日落，参拜神仙，观摩法术，时间长了，自然集天地灵气于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