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玑巷与大槐树

青海新闻网·大美青海客户端讯 要问我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大槐树和老鹳窝是中国人心中故乡的标志。然而不同于我们了解的迁徙史，到青海汉族的老百姓家里做客时，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堂屋正对的品字形面柜最前面有一个米柜。青海不产大米，也不以大米为主食，为何要放一个米柜？而且米柜常常是空的，后面那两个面柜却经常是满的，难道青海汉族不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徙而来？而是从南京迁徙来的吗？很多人始终在苦苦寻找这个答案。

一个老人的寻根梦

2011年，苏恩老人退休了，他决定为一直困扰自己的青海苏姓族源问题寻找答案。然而，无论是走访西宁市城西区苏家河湾村的长者，还是在宗庙里，苏恩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在大家的指引下，一次偶然的机会，苏恩发现了《湟中苏氏家谱》。在这本家谱里，苏恩看到了一个名字：苏明善。

《湟中苏氏家谱》记载：“青海苏氏祖籍古都金陵，唐宋时皆乃当朝望族。元朝汉将、始祖苏明善在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即居于京都。子苏世元、孙苏孟春和曾孙苏友朋、苏友宾，家居南京城东苏家街。”2013年8月，苏恩将自己寻访调查的结果汇集成《青海苏氏分支脉衍篇》一文，寄给了苏氏总谱编委会主编、北京大学教授管成学先生。希望这份报告能尽快为青海苏姓认清族源有所帮助。经管成学先生与苏氏宗亲会的其他成员认真甄别、比对，管成学先生正式告知苏恩：苏明善是苏东坡长子苏迈之子，正是有了苏恩提供的《湟中苏氏家谱》中关于苏明善的记载，经居于江苏常州的苏轼长子苏迈的后裔苏慎先生与自己家族保存的族谱比对，最终认定青海苏氏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后裔。根据家谱记载的辈分排行，苏恩为苏东坡第43代孙。

河湟汪家的文化记忆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汪得春老人。2009年10月19日，西海都市报《第一阅读》栏目刊登了《普仁寺：河湟汪家的文化记忆》一文，介绍了河湟汪氏家族与老西宁普仁寺。这篇文章引起不少文史研究专家和河湟汪家后裔的关注。上世纪50年代，这本家谱就供奉在汪维珊老人家里的佛堂上，他清晰地记得，家谱就放在一个紫檀木的盒子里，上面用一块绣有金丝祥云的红布遮盖。可以看出，汪家对这本家谱的重视程度。

《西宁府续志》第七卷《献征志孝义篇》中记载有汪和瑛行孝的故事。他曾被授予“布政司理问”一职。史料上说，汪和瑛的父亲去世后，他每天在墓前哭泣，滴水不进，“辄三五日以为常”。汪和瑛的母亲生病了，听说金县兴隆山有个医术高明的郎中，他就带上干粮，步行往返一千多里，脚趾都磨破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带回的药治好了母亲的病。再后来，他的母亲去世，汪和瑛露宿守孝三年，致寒气入侵，“遂成痿软之症”(痿软为肌肉萎缩或半身瘫痪)。人们为他的孝行所感动。道光元年，地方政府为他修建牌坊，汪维珊老人说：“这个牌坊就立在今大十字，牌坊横跨街道，十分壮观，也起到了教化的作用。”汪和瑛死后，牌位放入忠孝祠。

民间传说“先有普仁寺后有西宁城”，而西宁卫城就修建于明洪武年间。

家谱背后的秘密

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它是一部记载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的特殊图书载体。通过分析家谱，我们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隐恶扬善”，是修纂族谱的基本原则之一。就其内容而言，无论是苏氏家谱还是汪氏家谱，记载的都是每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的人与事。

所谓“谱乃一家之史”。尽管先世曾经辗转流离，遥远而不可追述，然而都奇迹般地与大槐树或珠玑巷这些意象相联系，虽然不排除作为正牌后裔的可能性，但不可否认其中有“虚构自己祖先”这一情况的存在。推究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洪洞大槐树与南京珠玑巷的传说已经被官方正统意识所认可的情况下，对大槐树或珠玑巷的尊奉为自己在动乱社会的存在身份提供了安全参考；另一方面这也是迁徙民众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

在讲求实际的民众当中，大槐树或珠玑巷移民作为具有共同乡土情结的移民集团，在筚路蓝缕的奋斗过程中，具有控制与争夺生活资源的优势地位。这种实在的利益或许是驱使民众虚构自己祖先的重要考虑。

汉人的数次迁徙

居住在青海东部西宁、大通、乐都、化隆、湟中、湟源、门源、民和、贵德等地的许多汉族群众，都称其祖先来自南京珠玑巷或珠司巷。说是明洪武年间某元宵灯节上耍社火时，该巷有人化装成猴倒骑马上，此事叫皇帝朱元璋知道后，认为是有意污辱马皇后，便将全巷居民发配到西宁一带，后流落到其他各县。也有人说在洪武某年正月元宵灯节，该巷居民为表示对朱皇帝的敬意，在灯笼上画了个骑马怀抱西瓜的大脚女人。朱元璋认为这是讽刺大脚马皇后，于是，全巷居民均遭发配。后一个故事，在《纲鉴总论·广注明朝篇·杀京民条》中有记载。山西洪洞大槐树与南京珠玑巷是众多移民及其后裔心目中精神家园的象征。有人对珠玑巷的传说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其情节并不可信。其实，不难分析，移民声称其迁移有官府的批准和被编入了户籍，其在当地自然就获得了合法定居权，并有了耕作土地的权利。

历史上青海汉人的三次大移民

“迁民往事忆当年，拄杖穿云窗夕烟。嘉木扶疏堪纪念，犹留经塔耸巍然。”这是刻在山西洪洞大槐树前牌坊上的一首诗，表达出故土难离的情节。

汉族进入青海高原，始于西汉，至明、清时代已成为青海的主要民族。其迁入形式有随军戍屯田留居、移民实边迁徙和经商、工匠迁移定居。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王朝在西宁市西设临羌县，在乐都县老鸦城及其附近设破羌县，又派官兵从事屯垦。同时，迁徙内陆贫民前来垦殖。故清初，西宁道佥事杨应琚撰《西宁府新志·纲领》云：“骠骑将军霍去病，取河西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

汉族人口第二次大量迁入青海是在隋唐时期，大批的士兵到青海高原驻防守卫而留居青海。

汉族第三次大规模迁入青海是在明代，大量的移民和军民屯田来青。明朝亦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政府多次调拨内陆民户来边屯田。西宁等卫所的兵源有四种：其中有一种重要的征兵制度叫垛集。

影响深远的明代垛集制度

垛集就是把大批群众划为军籍，世代相袭。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死对头变成垛集军。对象多为陈友谅、张士诚等敌对阵营投诚或收降过来的军士。这些归附军士与其说是被调离原籍，不如说被调离“根据地”——旧阵营控制区更为贴切。政府刻意将军士调离原籍，实行南北互易，远离乡土，同一县的军士更是不准在同一卫所或同一地区服役，以防其同谋逃亡或共谋反抗。

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自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近50年内，先后共计从山西移民18次，其中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这些移民被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余省，当时的青海东部属甘肃。“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从逯家寨、曹家寨、刘家寨、杨家寨、付家寨、彭家寨、总寨，以及曹家堡、向阳堡这些名称来看，明代移民居住之密集，盖有防范北方蒙古之意。当时蒙古对新建的明朝总是侵扰不息，直到明末，仍称其为“海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