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周叔弢首译康德
周叔弢：首译康德养生学
肖伊绯
《聚雅》杂志总第二期刊载
1914年春，刚从崂山访道归来后不久的张士珩（1857—1917），看到一本即将出版的奇书。
看罢几页之后，拍案称奇的他，即刻为这本奇书作序，表达了惊喜之意。他写道：余维汉儒董仲舒之言曰，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心之所之谓意，意劳者神扰，神扰者气少。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
67岁的前清高官，曾主办过江南制造局的张士珩，当时看到的那部奇书，难道是有关调息炼气、道家养生的著述？其实不然。他看到的奇书，就是即将出版的《康德人心能力论》，作为书稿的第一个读者，他明确的记录下了自己的读书心得，他认为康德强调的人心意志力可以克服病痛之论，正合乎他多年的儒学修养与养生领悟。眼前的这本译著，简直就是一本来自西方的儒家养生学原理之翻版。
在张氏的序言中，除了康德与一大堆中国儒家理论之外，在上述一大段董仲舒的养生学论点之前，他明确提到了三个人，他写道：德人尉牧师礼贤，取是论重译之；建德周叔弢笔述之；桐乡劳玉初先生审定之，而属序于余。可见，这样一本译著在20世纪初中国诞生的流程，和林纾当年译介国外小说何其相似，外国牧师夹带进来，国内文人译述出来，社会名流再三言两语作个序推荐出来。那么，当时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周叔弢（书稿首页又署名为周暹），究竟系何方神圣呢？
周叔弢（1891—1984），就是著名学者周一良之父，就是后来成为著名藏书家的那个周叔弢。他原名明扬，后改为暹，字叔弢，以字行。他的祖父周馥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操办洋务多年；其父周学海体弱喜静，性情淡泊，不事名利。一家人原本书香门第，世居扬州；此刻远走青岛，也是家祸国变使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周馥一家避居青岛，周叔弢也随之迁往那里。不久，他入赘济南萧家，做了萧应椿的女婿。萧应椿原籍昆明，曾任职山东农工商务局，辛亥革命后也弃职在家，定居于济南。其女萧琬与周叔弢成婚之后，似乎一切将有新的开始，静好有序的家庭生活或可从此开启。事实上，萧氏贤淑温柔，且写得一手娟秀的小楷，还曾学习过英文，与20岁的夫君举案齐眉，恩爱有加。可惜的是，1913年他们的儿子周一良出世后，萧氏染疾亡故，周叔弢一人独撑家业，处境艰难。
时年22岁，体弱好静的周叔弢，读到了一篇著名的德国医生为大哲学家康德信札所写的出版序言。这篇序言，因种种原因，或因非康德本人的文字，或因后世研读康德者根本对此不屑一顾，至今没有看到过更新的中译本。当年，铺展稿纸，拈管徐书的周叔弢，可能也并不知晓，他写下的这篇序言之译文，正是中国第一部康德译著的开端。开篇曰：
天下之生者惟心，惟心之生为真生。故形体之生存当附丽服从于心神。勿使心神为形体所役，然后可以葆此真生。人心所具一切之善，若道德仁义皆根源于此，而人生之真乐亦在其中。
以文言文方式译解出来的这一篇序言，完全没有了欧洲古典哲学的风味。据说，康德哲学著述中多以长句著称，有时一页纸也写不完一个句子。西方哲学的溯源思考，从客体、本体到经验、先验的整个表述范式，长句之应用当然是普遍的。像康德这样的大哲，使用超长句式，显然更符合其思考能力。但这篇序言中，看不到这样的句式，或许只是因为这是胡斐兰医生的口吻，不能完全归吝于中国文言文的翻译。
接下来的翻译文字中，除了依然故我的文言文表达方式之外，竟然出现了专论“克己复礼”的段落。这不由得让人怀疑起来，这究竟还算是一个德国人的口吻吗？或者，竟可能是一位德国医生的表述吗？这恐怕已经脱离了直译的范畴，22岁的周叔弢径直运用少年时代的经学修养，开始以一位中国儒生的理解，意译这篇德国医生的序言了。他写道：
譬如人乘怒马，马犹形体也。乘之者，犹心神也。形体载心神，使与接物，心神制形体，使毋逾闲。此克己复礼之道，终身之要事也。人能克其体，欲使不为心神之累，则其所行斯可以具条理、协中和、合仁义而于此中得真乐。苟体欲胜心神，犹乘者不能制怒马，任其驰骤陆梁，将终至倾覆，俱陷于死亡也。
用人乘怒马来形容人心对人体的控制，很容易跟中国古典传统中的成语“心猿意马”、“名缰利锁”等对应联动。德国人可能会用到“人乘怒马”之类的譬喻，但用“克己复礼”来作最终定论，恐怕不能。“具条理、协中和、合仁义”之类的修养步骤，德国人多半也不会联想得到；但中国人读这一段，很容易就推衍出一套孔孟哲学的说教来。果然，就在这一段落之后，整本译著的第一条译者注出现，注曰：此与孟子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及持其专勿暴其气语相表里，译者注。
进入正文部分之后，康德的哲学叙述，开始出现一种奇妙的三人对话组合。即康德本人、德译者尉礼贤、中译者周叔弢三人之间的各说各话，与其说这是一本康德哲学的中译本，还不如说是一本西方哲学与中国儒学之间的对话录。这一场对话，除了尉礼贤充当了主持人之外，大哲学家康德与22岁中国儒生周叔弢的对话，跨越百年，却颇有默契。
在书中谈到定时定点按规律作息，有益于养生时，周叔弢特意加注曰：康德无分冬夏，每日五点钟起。自五点至八点，预备大学之讲义；八点至十点，往大学授课；十点至一点，归家治事；一点后午膳，座客常满，谈笑为乐，不喜论湛深之理。辄至三四点，饭毕则或读书、或默想，至七点出外散步。其时之定准，人至有以康德之出为钟之率者。归后读书，多取新籍，十点乃就寝，康德定七小时为眠睡最足之时也。康德体素弱，因起居有时，享寿八十。最后数年，稍形衰老，生平无他病也。译者注。
这则康德生平典故，广为后世研读康德哲学者所熟知。一百年前，虽是通过尉礼贤的介绍，周叔弢这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出来，恐怕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这位德国大哲的生活规律；其中所蕴藉的颇能为当时代国人接受的亲切意味也可想而知。与康德同为体弱好读书的他，谈到康德的生活规律，不仅仅是感兴趣，也几乎是感同身受，神交心得罢。
将“生命力”翻译为“浩然之气”的儒生，同样赞叹于康德关于“娱心即养生”的理论。在“卫生之宗旨”（今译“养生学原理”）一章，周叔弢流畅的表述了“养浩然之气”与“养生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写道：
使心有所用、心有所好而用之，故不为外物累。此虽怡情之事，而有养心之力。已可使生气无窒矣。若夫能乐至善之理，一以贯之之道，可以养浩然之气，不尤足以知生死之真而外衰老之苦哉。（此即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译者注）
当时除却家塾的经典教育之外，时常到书摊淘石印本杂书的周叔弢，在写下这段文字之后二三十年间，成为藏书大家，经眼经手的善本孤本无数，那些承载着种种心神寄托的故纸古卷，不正是“娱心即养生”的哲学实践之存照吗？享年93岁的周氏，正是以一生修为应证了上述的长寿秘方。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达观之人，那种心性有所寄托自然无惧生死之人，就可以成就长寿人生。并不刻意索求长寿之人，反倒能成为长寿之人，就是儒家标准中的“圣人”，就是“养浩然之气”的人。当然，这或许并非康德哲学的字面意义，必得有周叔弢这样的中国儒生来做发挥方可引申出来。
同样的，在全书的核心章节“论幻想之病”中，“意念可以克服病情甚至疾病本身”的观念，也得到了中国古典儒家学说的响应，这种响应在周叔弢笔下，发乎情、合乎礼，让人几乎可以想象得到，一位德国大哲与中国儒生那一刻的握手致意。
他在正文后加注曰：一切实有之病，当分别病与病情之判，往往病情远过于病之量，有所病之处甚小，而所感之苦甚大者，苟无此情即不觉。病情为使病感乎全体之具，而可以自制，弱者不能忍病情，即为病情所制，强者能忍病情，即足以制病情。人知有意外之愉快，可以忘其病，胡为揣心之定力，不能忘其病耶。此即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养忧，不知老之将至之意也。译者注。
在康德提到的“论调息可以防病治病”一章中，周叔弢又引庄子作陪，“此与庄子所言，古之真人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之言相通。译者注”将德国人深呼吸调节气血的学说，直接与中国道家的调息养生说对应，说到底，都是养气功夫。养浩然之气也罢，养真人之气也罢，“人活一口气”的中国俗语经验，再一次在东西方学术体系中得到铨释。
康德的养生哲学，在中国找到了默契。传播者，德国牧师尉礼贤；转译者，中国儒生周叔弢。默契归于默契，却并不能更有所创造发明。康德说的道理，中国儒生们都懂；康德说的原理，中国儒生们还都实践过。譬如说调息养气的办法，与之类似，体弱喜静的中国儒生们就常用静坐养心的法子。譬如说意志力克病，与之相近，中国的苦行僧侣，股刺锥、头悬梁的书生们都曾有过挑战体力极限的极端作为。在这些类似与相近的案例中，默契容易达成，适度发挥与引申也很自然；但若论发明新论、创造新法，老老实实只作转译，加上一点中国式笺注的周叔弢，却未能于此更进一步。
其实，就在《康德人心能力论》出版当年，1914年，周叔弢北上去了天津。这本中国第一部康德哲学译著、第一本外国养生哲学译著，同时也是周氏本人的第一部署名出版物，当时并未能在这个北上谋业的青年心中泛起多少波澜。此时，周叔弢正在叔父周学熙的工厂里从一颗螺丝钉的安装学起，一丝不苟的开始学习工业生产及其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北漂的青年而言，“养生”之学为之尚早、早已烟消，“谋生”之职才是首当其冲。“哲学”之事只是理论辩证、笔墨官司，“事业”打拼才是安身立命的关键。
1916年7月, 周叔弢得到一本傅增湘影印的宋本《方言》，由此开启了他对古籍的浓厚兴趣。1917年,是周叔弢开始收藏古籍的丰收之年，这一年他得到了宋、元、明三代珍贵古籍多部，其中包括南宋初年杭州刻本《寒山子》及绍兴刻本《诸史提要》、黄莞圃校元本《韩诗外传》、明代万玉堂本《太玄经解赞》。这些珍贵古籍，在他之后近七十年的收藏生涯中，汇聚为三万七千多部古籍，可谓点滴成海，洋洋大观始于跬步寸积。
1916年，也就是周叔弢收藏古籍兴趣日益浓厚的那一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University of London）创立。这所学院是欧洲当时的亚非研究中心，其学术专业人员不论在人数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都居于世界之冠。这所毗邻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的大学学院，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曾在此任教，足见其对东方文化之重视。学院图书馆收藏着全世界最丰富的亚洲和非洲研究资料，100多万册藏书中以东方学、法律、历史、社会学、东南亚语言方面的书籍最为齐备；其中的中文书库还藏有许多中国古籍珍本和孤本。
这一年，入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中文书库中，又多了一本新近出版的中文新书，1916年8月第三次印刷的《康德人心能力论》。书的首页和末页，图书馆工作人员娴熟的打上了入藏戳记，蓝色的双圈图章中心，亚非学院的盾形徽记标示其间。
译述、笺注康德著述的中国第一人周叔弢，此刻或许正在天津华新纱厂的办公室里，翻看着近几日的工作记录；也或许在下班之后的书房里，翻检着一册新近购得的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