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泰：周赧王归葬大庸史实探秘
周赧王，名姬延，周朝最后一代国君，在位59年。他在位期间，周王室已十分衰弱，地盘仅限于洛阳附近不到40座小城镇，寥寥3万多人口。面对日益强盛的秦国，周赧王忧心忡忡，一筹莫展，曾天真地寄希望于楚怀王合约抗秦之策，向城内富户举债募兵，以抗强秦。终因盟军不至，合约失败而不战自散。公元前256年，秦国大兵压境，“西周君犇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见《史记·周本纪》）。按《史记·正义》所注，此处“西周君”为“西周武公”，西周武公乃惠公之长子，并非周赧王本人。接着司马迁又说“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此处“君”和“王”的身份实在很难区分，而且对周赧王逝于何地、葬于何处也只字未提，以致后世赧王之墓多处出现，成为千古之谜。
1200多年前，盛唐著名诗人王维宦游南国，来到古庸城旧地，写下《赧王墓》绝句一首，诗曰：“蛮烟荒雨自千秋，夜邃空余鸟雀愁；周赧不辞亡国恨，却聆孤墓近驩兜。”说明早在唐代即有名家认可周赧王葬地在南疆崇山（今张家界市）境内。到了宋代，又有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续笔》中记载：“淳熙十四年（1187），澧州慈利县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盖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錞。”文中注明他的外甥在本境为官，曾亲眼目睹五里山摧的现场，并得到一件文物（錞于）。可见古代名家亦确信周赧王葬地在古大庸境内。本境现存明清方志亦明确记载：“周赧王墓，在（永定）县西十五里。县有赧王山，中有大冢，封殖甚高，周列小冢四十余，或云殉葬宫嫔也。”
看来，末代周王姬延归葬本境，原本确定不虚，只因为史料记载多语焉不详，仅记其所在，未载其所以，故两千多年来，人们半信半疑，一直没有定论。近年来，笔者苦索古籍，遍搜轶闻，总算捕捉到一些来自远古的信息密码，并确信能为人们揭开千古谜案提供参考。根据史料记载和民间古传，我认为至少有6条线索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是周、庸、荆、楚，同宗共祖。先看周朝祖先。据《史记·周本纪》（卷四）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骀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又据《史记·五帝本纪》（卷一）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又据罗泌《路史·国名记甲》载：“（有）邰，炎帝之后，周弃外家。”又据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宋罗泌《路史》载：“（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由上述史料推知，周朝始祖就父系而言乃黄帝后裔，就母系而言，乃炎帝外甥。而炎帝恰为南方火德之帝，生姜水为姜姓。我省平江县有“姜源村”、“周公塘”，慈利县有“姜女山”、“孟姜山”，桃源县有“姜水村”，津市市有“嘉山”（疑为姜山），有孟姜女传说，古大庸有“周公渡”、“夏聚渡”等地名，均与周族高祖妣姜嫄形成信息对接。由此可知，古人视周弃（后稷）为“炎帝之后”，炎帝为“周弃外家”，是很有依据的。
再看庸、楚祖先。据《史记·楚世家》（卷十四）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生称，称生卷章（亦即老童，亦即善卷），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周朝之祖）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复居火正，为祝融。”又据《国语·周语》载：“禹夏之兴，（祝）融降于崇山。”屈原《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揽茹（水）蕙（香草）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这些珍贵的史料记载为我们提供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庸楚一家，二是周楚同源。说庸楚一家，是因为楚之始祖降于崇山，而崇山就在大庸境内，也就是屈原所说“伯庸”的由来。伯庸者，庸伯也，即庸地之伯长也。这条史料恰与上文所引“帝喾使重黎诛之（共工）而不尽”的史实相吻合。“共工”就是“鲧”的疾读（快读），而鲧曾为“崇伯”（见《山海经》）。崇伯者，崇地之伯长也。重黎、吴回诛灭崇伯共工（鲧）之后取而代之为崇伯顺理成章。崇者，充也（汉代我地又曾建充县），充者庸也。崇伯就是充伯，充伯就是庸伯，庸伯即伯庸，亦即楚国先祖，亦即屈原先祖。说周楚同源，是因为周祖后稷之高祖玄嚣与楚祖祝融之太祖昌意同为黄帝之子，乃同胞亲兄弟。而且楚祖祝融曾为周祖后稷之父帝喾的重要辅佐之臣，居火正，主管天文历法等重要皇家事务。周庸楚渊源之深可见一斑。作为周、庸氏族的共同子孙，以周赧王为代表的周朝遗族选择庸国故地作为最后归宿，当在情理之中。洛邑本都和周原发祥之地已为强秦所控，不能自由居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采取金蝉脱壳之计逃往祖先旧地，应是赧王君臣的最佳选择。
二是周族图强，庸为基地。凡对三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早在殷商早中期就有一支生机勃勃的部落，几乎与商朝同时崛起于西部周塬一带。这支充满活力的民族就是周朝的祖先后稷一族。传至文王之祖太王古公亶父时，已经成为能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强大方国。商朝晚期，残酷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无情压榨和奴役广大奴隶和平民，过着“酒池肉林”的腐化生活，甚至将大批无辜奴隶像牲畜一样处死殉葬，梦想死后在“阴间”也有奴隶为他们服务。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加速了商朝走向灭亡的步伐。一直韬光养晦的周族高层，瞅准时机，不断向外界施恩示惠，争取民心。并深谋远虑地在遥远的南方串联会盟，积蓄军事力量，只等时机一到，便向摇摇欲坠的殷商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对周族精英们这一“远交近亲”（不同于“近攻”）战略行动，史籍多有曲折记载，只是后人们未曾破解它的真实密码。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端。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司马迁在这段记述中明确告诉我们：周文王姬昌的两个伯父南下到了“荆蛮”地区。只是他把南下的原因和目的作了不合历史事实的“妄断”。按照三代历史时期帝王或部落首领传位制度（实为礼俗），古公传位于姬昌完全顺理成章，他居伯、仲之位的两个儿子完全没有逃亡的必要。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王位传长孙是天经地义的事。尤其是长子，根本没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在特殊情况下即使传给外甥也不会传给长子。这就是商周二分制和昭穆制传统之下王位传孙传甥不传子双保险传位制度。它的历史真象源于远古遗俗：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女子婚配仍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婚前怀孕是常有的事情，长子为婚后第一胎，多被怀疑不是男方的亲骨肉，他们很难摆脱遭遗弃或歧视的厄运。周族之祖后稷就是这种遗俗的活标本。请看《史记·周本纪》对后稷出生情景的记载：“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这段描述告诉我们，姜原生后稷应是无父私生，所谓践巨人迹纯属托辞。反复弃之，正说明古代遗弃长子的习俗真实存在。可见作为古公亶父长子的太伯“亡如荆蛮”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为了让位，而是另有其因。那么作为次子的虞仲为何也要一同逃亡呢？他不是长孙，他也不存在让位的前提条件。他们双双同时“亡如荆蛮”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们为双胞胎，都是第一胎，只是落地有先后而已。他们同遭家族歧视，远走高飞，回到南方祖奶奶家乡自由生活。第二种可能是他们都为古公亶父器重，受古公暗中祝托，到南方外家（外祖父家乡）串联盟约，组织积蓄军事力量，为取代商王朝做好准备。从后来大庸人在熊绎领导下从崇山出发，跨越长江天险、协助武伐纣（见《湘西苗族》）的史实来看，太伯、虞仲兄弟俩“亡如荆蛮”的真正原因乃是第二种可能，实际也是铁的事实。著名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曾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证。他说：“太伯、仲雍（虞仲）之在吴（荆），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始”，因为“太王之世，周为小国，与殷商国力敻（qiong）乎不侔（mo）（意即相差很远）。当其初盛之时，决不能与殷商正面冲突，彼必先择抵抗力量小而又与殷商无甚关系之地经略之，以培养其国力。”这个说法非常合理，只是说以古庸国为核心的“荆蛮”地区与商朝“无甚关系”，有失大学者的严谨风范。另据何光岳先生《周源流史》引当代著名川藉学者梁白泉教授的评语说，周族“王季以后的大好局面，是太伯让位开始形成的”。专家学者们的分析论证都客观肯定了太伯、虞仲所逃之古庸荆蛮一带，实际成了周族奋发图强的重要军事策源地。周赧王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是否带有思慕先贤、暗示后人不忘国耻、发奋图强、东山再起的愿望呢？这些猜想是高看赧王呢，还是妄下断语？请读者批评。
三是武王伐纣，庸当先锋。太伯和虞仲来到古庸荆蛮一带取得重大外交胜利。庸楚著名先贤鬻熊（亦称鬻子），为南方著名学者，曾有著作《鬻子》传世，经太伯、虞仲二人引荐，竟与周文王姬昌一见如故，文王以师事重之，鬻熊则子事文王。据《鬻子古龙虎经·鬻子原序》载：“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师也。年九十见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兽农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文王师之，著书二十二篇，名曰《鬻子》。”鬻熊博怀大德，善谋政事，文王重之而如虎添翼，为后期武王伐纣奠定了内政外交方面的坚实基础。公元前1035年，文王次子姬发即位，师修文王绪业。11年后，即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看准商纣王多行不义，“自绝于天”、天怒人怨的时机，调集以庸国为首的南方八路诸侯“共行天罚”，八国联军一路“前歌后舞”，直捣商都牧野，商师阵前倒戈，纣王自焚，践祚500多年的商王朝烟飞灰灭，800年周朝基业自此拉开帷幕。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这段历史有较为翔实的描述：“二月，甲子昧爽（天还未明），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冢，大也）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举）尔干（盾牌），立尔矛，予其誓。’……誓已（毕），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武王誓词中蛮师八国中“庸”、“濮”两国均在今大庸、桑植为核心的武陵山区境内。《史记·集解》孔安国注曰：“庸·濮在江汉之南”。并引《括地志》注曰：“房州竹山县及金州（今宁乡县境），古庸国也。益州及巴、利等州，古蜀国也。”
通过上述史料的引证，我们终于明白，武王伐纣，大庸何以如此积极，活像美国攻打伊拉克，英国积极响应和支持一样，作为同宗共祖的亲缘友国，除了利益相关以外，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互助可能占居重要因素。请看道光刊本《梅里志》（卷三）所引南朝陈时和尚释智匠所撰一段文字，淋漓尽致地道出了长期融于庸濮荆蛮族群中早已成为荆蛮一分子的太伯、虞仲与周朝皇族割不断的血肉亲情：“太伯见太王传季历，于是与虞仲俱去，被发文身以变形，托为采药。后闻古卒，乃奔丧，哭于门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于是季历谓‘太伯长子也，伯当立，何不就？’太伯曰：‘吾生不供养，死不饭含，哭不临棺，不孝之子，焉得继父乎？断发纹身，刑余之人（被逼或自愿去势之人乃歧视长子之遗俗），戎狄之民也，三者除焉，何可为君矣？季历垂泪留之，终不肯止，遂委而去……’”后来季历作《哀慕之歌》，更是感情至深，如泣如诉：“先生既俎，长霄异邦，哀丧腹心，未写中怀。追思伯仲，历我何如？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宫馆徘徊，台阁既除，何为远去？使作空虚。支骨离别，垂思南隅，瞻望荆越，涕泪交流。伯兮仲兮，逝彼来游，自非二人，谁诉此忧？”周皇族对太伯、虞仲的深厚感情也衬托出庸濮等国为周朝立国所建立的巨大功勋。由对伯、仲二人的念念不忘转化为对庸濮功臣的分封赏赐。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周公旦辅政。为安抚诸侯，巩固政权，而大封功臣。鬻子重孙熊绎因自崇山率兵渡江伐纣立下汗马之功而被封于楚地，赐以子男之田，荆楚由此立国，延祚800余年，几与大周共始末。司马迁以非常简洁的文字记录了楚先祖受封立国的史实：“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与鬻子原序所记矛盾）。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仑、卫康叔子牟、晋候燮、齐太公子侣伋俱事成王。” 赧王选择旧臣封地作为最后归宿，多少有点投亲靠友的传统意味，人在落难时投亲靠友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一代君王寄人篱下，苟延残喘，博得了历代文人的深切同情。故此，王维之辈才有“却怜孤墓近驩兜”之慨叹。
四是周伐荆楚，庸为保障。西周初年，由于商王朝统治被推翻，当初响应太伯、虞仲盟约一同灭商的南方“荆蛮”各氏族部落得到发展机会，实力不断强盛起来，昔日盟友成为今日劲敌。据《古本竹书纪年·周纪》记载，大约公元前11世纪，即周昭王十六、十九及末年，昭王姬瑕御驾亲征，先后三次征伐“荆楚”，而且战事均不顺利，遭到“荆蛮”各部落的激烈反抗。最后周昭王“南巡不返”、“卒于江上”。很多人认为这里的“江上”指长江或汉水，其实都未必正确，按《太平寰宇记》和《大清一统志》的说法，应该是指湘江。今湖南长沙与湘潭之间的湘江岸边有“昭山”，传说是因当年周昭王南征至此而得名。其江中有深潭名“昭潭”，就是昭王葬身之处。看来，昭王南征“荆楚”显然是以庸国作跳板或大本营的，不然周朝大军从陕西南下是不可能一下从空中飞到湘江流域的。尽管昭王所征之“荆楚”并不一定包括“封以子男之田”的“楚国”，但一定有许多楚国的亲族或附属部落，周朝征荆蛮的战略意图，显然在于削弱和限制楚国的发展。周楚关系出现裂痕并逐步恶化。夹在中间的庸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微妙地位。一方面周朝不断向自己示好，将其作为周土南疆的一道屏障，控制南土的一座营盘。一方面作为子族的楚国又不断坐大，对母国大庸早就想取而代之。于是一步一步蚕食庸国领土，最后将大庸贵族压缩到长江北岸的上庸一带偏安苟延。想当初周朝统治集团分封庸国战将于楚地，本来是想借机分化削弱庸国，现在看来目的确实达到了。我们不得不佩服姬氏精英们的政治智慧。但始料未及的是庸国虽然被削弱了，一个强大的楚国却悄然崛起，成为一只桀骜不驯的烈马。
为驯服这只烈马，大约公元前11世纪末或10世纪初（见《湖南省通鉴》），周穆王姬满继昭王之后，前后两次对南方“荆蛮”、“楚越”诸部落发动战争。据《古本竹书记年》记载：“穆王十七年，起师至九江（古洞庭九江之汇处）……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以鼋鼍为梁。”又据《穆天子传》载：“乙亥，天子南征……，癸亥，天子南征……，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曰宗周氵厘水（即澧水）以西，南至于舂山（即崇山）。……癸亥，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夏庚午，天子饮洧上（即酉水之上）。……辛未，天子北还，钓于渐泽，食鱼于桑野（疑即桑丘或桑植）。……甲寅，天子作居范宫，以观桑者，乃饮于桑中。穆天子姬满既然南征到达洞庭湖平原，不可能不到太伯、虞仲的老家大庸、桑植一带视察或招兵买马。上文同音地名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史实真象的重要线索。穆王几次南征大约得到古庸贵族的支持，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终于达到“荆人来贡”（见《今本竹书纪年》）的目的。
西周末年，周厉王姬胡实行暴虐统治，社会矛盾激化，国人暴动，姬胡出逃，周王朝统治动荡，长江和洞庭湖南北的荆蛮“各部落得到恢复和发展，纷纷起来反抗西周王朝的统治。经过所谓“共和行政”14年后，周宣王即位，周朝恢复元气，再次发动了大规模征蛮行动。据《诗经·采芑》记载：“宣王南征也，方叔莅上，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文中“其车三千”应是战车三千乘，可以说是全国的军队倾巢出动，可见当时荆蛮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周王朝一次次南征，并没有达到削弱楚国的目的。相反，楚国却在战争磨炼中一天天强大起来。深受其害的是庸国君臣和国民，作为宗主母国顺周抑楚则辱没亲情；作为传统友邦，顺楚抗周则大逆不道。周楚两国多次用兵，在夹缝中生存的庸国早已疲惫不堪。公元前611年，江南荆楚地区发生特大饥荒，尤以庸国境内最为严重，饥民纷纷出山筹粮度荒。预谋已久的楚庄王熊侣看准时机，借助巴秦两国等外力，成功地发动一次军事政变，将自己的母国一举打败，庸国的宗主地位由楚国取而代之，完成了庸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庸国”二字自此退出历史舞台，被淹埋在历史烟尘深处。自此以后，周王朝对楚用兵再也没有可靠的跳板和营地了，周王朝南土用兵成为一段远去的记忆。楚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作为一国之君，赧王姬延对庸强楚封、庸亡楚强的这历史应该是十分熟知的，当周朝走向庸国相同命运的时候，选择庸国故址作为安身之地，并最终长眠于这块文明之墟。大国之君归葬方国故址，不知有何深意或寓义？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某种有意选择？我们不得而知。但周朝与庸国的传统渊源却多了一份难得的物证。
五是强秦崛起，周楚修好。庸国的改朝换代标志周朝国力衰退，到了战国时期，周王朝基本处于名存实亡状态。各路诸侯都在关心鼎之大小和轻重。最先“问鼎”的是一举灭庸、一鸣惊人的那位楚庄王熊侣。在遭周官王孙满“在德不在鼎”的一番抢白后，终久未能将周鼎收为己有，倒是一直韬光养晦的秦国君臣在积蓄国力，暗中谋取九鼎。在秦相张仪几次戏弄楚怀王后，各路诸侯终于看清了秦国的本来面目，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等一批有识之士决心联合诸侯各国，一举吞并秦国。公元前257年，楚考烈王派使者请求周赧王以天子名义号令各路诸侯联合起来，任命考烈王为主帅讨伐秦国。周赧王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居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虽然自不量力，却也让这位死后谥号为“赧然羞愧”的末代君主显示了一回男儿本色。公元前256年，周赧王不惜向城内富户举债，在30000多人口的“周朝”组建了一支5000多人的“抗秦救国军”，不久楚国和燕国也派军队赶到，加起来已有30000多人的军队，但其他各国却迟迟不见动静，一直等了三个月仍不见一兵一卒。赧王和考烈王两位天真的盟主和联军统帅只好偃旗息鼓，无功而返。联兵抗秦虽然流产，但周赧王与楚考烈王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顾双方先祖联兵伐纣的那段辉煌历史，料也感慨万千。周赧王在位59年，考烈王在位25年，两位君王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相互合作创下了春秋战国史上的一段统战佳话。周赧王选择昔日庸属后日楚属的古大庸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地，当与这段经历和友谊有着不容置疑的联系。我想作为庸楚国民一定会厚待这位生不逢时的末代君王，这位豪气冲天而又力不从心的情性中人。
六是丁姓旧臣，护送故主。上述五条线索，笔者所引《史记》等书并未写明周赧王卒、葬何时何地，但联系周、庸、楚三国历史渊源判析周赧王归葬古庸的可能性，本条线索却很有补充价值。本境古传：周朝灭亡时，周的居民向东逃亡，人群中有位姓丁的旧臣，因世世代代受恩于周君，便携赧王趁着月黑风高，远走高飞逃到南国大庸。这一传说是否可信无法判定，但这位“丁姓”旧臣的身份却向我们透露出几条可靠的信息。一是赧王墓前确实一直住着丁姓人家，墓址所在地也一直叫丁家溶。这丁姓旧臣在周朝时代为官更觉可信。据《潜阳丁氏宗谱》记载：“吾丁姓出于姜齐太公，子伋为丁公，因以命氏，此丁氏之由来也。……吾丁氏始出山东也。”山东为周朝开国勋臣姜尚（姜子牙）的封地，丁公吕伋为姜尚之子。姜子牙的子孙在周朝“世代为官”应是可信无疑的。丁姓旧臣将自己长期服侍的君王护送隐蔽到安全的地方既符合君臣之义，也符合人之常情。看来周赧王归葬大庸故址应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至于他是生前逃来还是去世后运回来，是避债而来还是被驱逐而来，有待于进一步寻找更加扎实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