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作为“污点证人”的行贿方
行受贿作为一对一隐蔽犯罪，从刑事政策上来说，为了追究受贿一方，很多时候，行贿方只能是被当做“污点证人”来对待。在全球范围内，基本都是如此。例如，日本大谷实教授在他的《刑事政策学》一书中写道，日本几乎没有对行贿罪科处实刑的情况。大多数也是不追究，就算追究也不会判实刑。又如，在英美，在普通法国家，不是有个污点证人出庭作证豁免制度吗？行贿人只要出庭作证就能被豁免。在新加坡也是这样。
当前，在“行贿受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下，因领导受贿案发，往往三类老板大概率会被移送法办：一是这个老板是不是领导的“钱袋子”。这个老板从起家就跟着领导一路发家致富，领导到了一个行业后这个企业家也马上到了这个行业发展，领导到了某地任职后，这个企业家也马上转战当地商圈。平日负责替领导请客吃饭、迎来送往及日常花销用度，两人相交慎密，体现出的是很强的攀附或者人身依附。领导一旦被查，这种企业家大概率是要被留置、被法办的。第二类是单笔行贿特殊，要不就是因他的这笔行贿案发、成为了线索，要不就是数额十分巨大，上百万、上千万的，数额占整个受贿数额的比例越大，被移送的可能性越大。第三类原本平平无奇的行贿人，在调查期间不配合，态度恶劣，最终被法办。
钱袋子、单笔行贿特别特殊这两种情况毕竟是极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平平无奇的行贿人坦白是最好的应对审讯的策略。
首先我给大家要澄清一个思维误区：很多人认为行受贿双方在审讯阶段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双方的最优解是两方都不说，次优解是谁先开口谁受益。但实际上并不全是，只有扮演钱袋子的老板与领导之间可能多少存在一些囚徒困境意思。但也未必。大多数平平无奇的行贿方，只要态度好，就能出去，他能不能出去不取决于受贿方，而是取决于自己，这里哪有什么谁先开口谁受益的囚徒困境？对行贿人来说，这明明是只要开口就能自救的一个人，咋能和别人形成了什么二人对决的囚徒困境？再说，如果监察人员已经找到老板谈话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受贿一方已经先开口了，或者外围已经有些较为扎实的证据。往往行贿人是最后找到的。哪怕说有囚徒困境，也是别人占了先手优势。
要想想明白这个问题，你必须站在办案人员的立场思考。站在专案组长的立场思考。专案组有点类似剧组，专案组长才是这起案件的执行导演。监察机关办案的对象永远是领导干部，是冲着领导去的不是冲着老板去的。是要在三个月内把领导所有的几十笔几百笔受贿弄清楚，还要把他其他违法违纪犯罪事实搞清楚，比如贪污、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又比如，有没有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等，涉案人员就有几十个、甚至几百号人中的一个。对于专案组长来说，肯定是需要给行贿人从宽的政策的，一到案几乎都会告知说了就没事。他对行贿人的期待就是个污点证人，作完证就能走。办案点专案组都是三个月的办案期限，大家都在比拼哪个专案组可以不延期还办大案，如果不给行贿人政策，为了几个配角，把案子办的一延再延，办上几个这样的案子，那还能有脸在办案点出去和人打招呼吗？都是抬不起头的。
一个合格的配角，就应该按照配角的剧本，你来了就是作证的，你的角色是个污点证人而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会发展成被告人，到案后作完证，就赶紧走。
结果有些原本平平无奇的行贿人，到案后内心戏很复杂，并不相信真的有这样的好政策。想起了那句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受这句顺口溜的毒害，还想着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呢。这就不是按证人的戏路来的，就有些跳戏、抢戏了，要逆天改戏，从一个平平无奇的污点证人的戏份，一举变成犯罪嫌疑人。
跳戏、抢戏基本上就两种出路:一种比较好的出路是随着领导留置期满，直接以行贿罪另案移送审查起诉。例如，这笔事实很好突破，领导已经开口了，钱也是从公司拿的，取款记录和出纳都找到了，领导安排下属帮助对接谋利，这个下属也找到了，已经在零口供下证据链闭合了，突破后十有八九会被移送审查起诉、会被法办，这是法办最好的一种结局；怕就怕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这笔事实实在突破不了，随着领导的留置期限届满，专案组要收工要解散了，肯定在留置期间还是能发现一些线索的，这个老板要是外地的，就把这个案件以涉嫌行贿犯罪指定给当地监委以行贿立案，再好好查查有没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要是本地的，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呀什么经济犯罪为由头，送到公安机关那边处理。硬是把配角演成主角。
大家注意一下，行贿人就连留置期间都体现出了很强的附随性，都是没有自己独立的留置期间的，就算他才留置了一个月，但要是领导那边已经三个月期满要被移送了，所以实际上对行贿人来说，他到案以后并不是有大把的时间用来矜持、犹豫的。
当然，可能也存在不属于上述情形的，行贿人既不是人家的钱袋子、单笔也不巨大、态度也很好，还是被移送被法办了，也有态度很恶劣，一直没交代，也没有被移送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是有幸存者偏差的。本文适用于绝大多数情况：那就是对绝大多数行贿人来说，最好的出路就是坦白，这也是行贿罪的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