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方正之美

方正,是书法在体势方面的风格之美,主要指其结体的外轮廓。早在商代,人们对来自现实的方形、圆形,就有着亲切的知觉把握和热情的审美关注。在先民的视域中,方、圆之形既是直观的、感性的,又是概括的、理性的。商代青铜鼎曾被命为“方鼎”和“圆鼎”反映了先民们对这两种最基本的形的尊崇、喜爱、理有解和把握………作为两种基本的形,方与圆具有怎样的审美性质呢?

《孙子·势篇》写道:“木石之性……方则止,圆则行。”方、正之物,必然表现出一种静止之势;圆、斜之物,必然表现出一种行动之势,这是军事哲学名著《孙子》对现实中方、圆之势的哲理性概括。

方则止,圆则行

对形状的认识是审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作为基本的形,“圆”在人们的视知觉中产生转动之势;“方”在人们的视知觉中产生安静之感,这也是人们长期以来视知觉经验历史积淀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心理上就认为这是被观察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性质。

关于书法之美,字体有方、圆之别,端直、严正、安静、敦厚等美的特质,因而历来书艺品评也有“方正”、“方整”之目。对于东汉的《校官砷》,方朔《枕经金石跋》评道:“字体方正淳古,有西京篆初变隶风范。东京中唯《衡方》、《张迁》二碑如其结构。”杨守敬《平碑记》也说它“方正古厚,已导《孔羡》之先路。”

这都是指出其近乎方形的结体,具有端正、淳古、敦厚的美。方朔评语的价值,还在于推出了东汉隶碑中“方正”一派的代表作—《衡方碑》和《张迁碑》《衡方碑》是突出地具有方正、宽博风格的妙构,其结体特色就是以外满的宽博构成其体势的方正,并以其偏于丰肥的笔画共成其安贞敦厚之美。

《鲁孝王刻石》

其实,方正最早可追朔到西汉刻石《鲁孝王刻石》,此碑开了隶书方广平硬的先河。该刻石不但体现了隶与篆的结合,而且体现了方正与参差的结合,具有高古醇厚的风格特征。其后,新莽和东汉初年有《莱子侯刻石》、《三老讳字忌日碑》,均以笔画平硬、体势方正著称,它们“至静而德方”,给人以安贞、静穆、端严、简劲、古雅、拙朴等多种美感。东汉的《开通褒斜道刻石》,是方正派摩崖极富特色之作,宋人晏袤在《题记》中写道:“永平去西汉未远,故字画简古严正,观之使人起敬不暇。”这一品评的可贵,在于不但点出了方势具有“古”、“严”、“正”等审美性质,而且写出了鉴赏时的审美接受体验,即方古严正的美能令人肃然起敬,这就迥乎圆势所给人的美感了。再如《鲜于璜碑》,也和《张迁碑》一样,是方正美的典范,二者堪称东汉方正而兼古拙之隶碑的双璧。

这个作品,一字字取外满态势,一行行排列整齐,然而其拙朴而自然的行笔和结体,使得笔画直而不直,体势正而不正,字形满而不满,行间齐而不齐,其间还杂以极少量很不方正的字,更显现出活泼之趣。此作品是方正融进了稚拙、高古、自然、天真等品格的结果,它丰富了方正一品的表现,是书法史上不应忽视的上乘之作。

三国时魏隶出之以方正之体,较典型的有《孔羡碑》。它“方正板实”(杨守敬《平碑记》),宽厚大度,峻劲严整,古拙雄健,与《张迁碑》似有某种脉承关系;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其三)》有云:“峻严《孔羡》毓(育)《任城》。”对于《孔羡碑》,包世臣拈出的“峻”、“严”二字,也往往与“方”联结在一起,是方体乃至方笔常见的审美属性。这一诗句是说,魏隶中具有方峻、方严风格的《孔羡碑》,孕育了西晋《任城太守孙夫人碑》。这一判断,表现了包世臣的审美史识。就后者来说,其结体基本方正,但是,不如《孔羡碑》厚重,它体稍疏隽,曲折顿宕,方峻遒劲而又含圆柔,严整峻拔而又含婉丽,从而以其特殊的品格丰富了方正美的品类。又如魏隶《张君残碑》,其结体更是方正外满,亦开唐隶之渐……在东晋,介于隶、楷之间而体尚方正的,有《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等,它们界格方严,端正朴重,“方广少波势”。加以其刻凿效果,成为一种地道的“方正”,但不免带有板律之病,因此不是很耐看时间相当于晋末的高句丽的《好太王碑》,其书似隶而若楷,似楛而若隶,而又行之以篆笔中锋。

《鲜于璜碑》

它既无蚕头雁尾,又无钩挑之势,线条粗细如一。杨守敬《学书迩言·评碑》说:“《好太王碑》,近时出见,醇古整齐。”确实如此,就通幅来看,其字形方阔,笔画平直,行列整齐,章法茂密,意味尤为醇古,如仔细玩赏,可见每个字又多数不呈纯正的方形,而是各个略有大小扁长之别,堪称书艺奇品。特别是该碑在笔画转折处,虽行之以圆笔,却能成之以方势,可说在方正美的艺术创造中别辟了蹊径,这是书法美历史流程中罕见的孤例。从总体上看,它具有静穆、宽和、浑厚、严正、朴实、凝重、古朴、渊雅等多种审美特征,和味方直、圭角显露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等大异其趣,极富审美价值。

就书体来说,严格意义的方正之美主要表现于隶书,字体之“方”尤其如此,而且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看,都以汉代的成就为最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隶书,包括东晋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以及《好太王碑》等。这些碑刻,应该说还是属于隶书的范围。

《张迁碑》

与方正美有关的用笔之“方”。从历史上看,方笔虽不绝地延续着、发展着,但是,《张迁碑》那种“折刀头”的方笔却史不多见。这种“折刀头”,经由魏隶(如《孔羡碑》)影响于北魏楷碑,但数量也不多,如《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郑长猷造像记》等,仅此而已。对于这类楷书的风格美,康有为称之为“方重”(《广艺舟双楫·备魏》)。

方正书体,清代隶书大家伊秉绶,笔下却颇多方正美的出色表现。其晚年所书,更追求方正之美,如“散邑盘铭”题字,字字方正古拙,整幅也构成方形,连题款也一个个写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再如匾额“遂性草堂”,也具有“方”、“正“直”等特征。他把“方”的文化品格,融进了他对“正”、“直”的人性美的理解和理想中去了。从形式美的视角看,伊秉绶书方正美最精彩之作。。伊秉绶不愧为中国隶书史上创造了大量富于个性特色的方正美的一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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