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阅读《花腔》如同一次艳遇

李洱，中国先锋文学之后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

其长篇小说处女作《花腔》以寻找主人公葛任为基本线索，以破解葛任的生死之谜为结构核心，描写了葛任短短一生的生活境遇、政治追求及爱情经历，讲述了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命运。起笔深远，意味隽永。于2003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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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腔和大雪，以及植物的哲学

文 / 李敬泽

你不得不叹服古人的智慧，二十四节气里，他们把今天定为“大雪”，雪就真的来了；岁岁年年，土地和天空之间有神秘、坚贞的约定。

大雪，不宜出行。雪夜里该一个人呆着，做点一个人就能做的闲事，比如读书，再比如写诗。《日瓦戈医生》里，医生就躲在冰封的古堡写诗，在大卫·里恩的电影中，俄罗斯的茫茫雪原上鸟飞绝、人踪灭，风中有带血的狼嗥，一个人的诗直如天地间一根钓丝，无限地轻又无限重。

一个人的诗直如天地间一根钓丝，无限地轻又无限重

图片：大卫·里恩导演电影《日内瓦医生》剧照（1965）-图文无关

——发此感慨是因为正读李洱的《花腔》。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名叫葛任，葛任也是诗人，他在一生中反复修改一首诗，而葛任的诗即是“个人”的诗：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生，

是微风中的蓝色火焰、
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
 
谁于暗中叮嘱我，

谁从人群中走向我，
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

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

——“谁是我？我是谁？”，一个人念叨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就知道他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致力于成为“我”，他拒绝加入“我们”，拒绝淹没于“无数个我”、复数的“我”。这是英勇、庄严的，也是诞妄疯狂的。你得先想像出一个完整的“我”，再想像出一个“我们”，由此出发去想像世界。但世界不是用两条腿走路的，世界是瘸子，世界属于“我们”，所以这个“我”注定是薄弱的，他是影子，必须依靠“精神”滋养。好在知识分子从来不缺“精神”，至少不缺语言文字之类的精神代用品，这是咱们的专业啊，于是就有了那么多讲述“我”讲述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

他拒绝加入“我们”，拒绝淹没于“无数个我”、复数的“我”

图片：吉赛贝·托纳多雷导演电影《海上钢琴师》（1998）-图文无关

而在《花腔》中，这个“我”被迫沉默。原因很简单，葛任几十年前就死了。他死了“我们”就欢实了，终于轮到我们说话了，围绕着一个人的沉默我们尽情地说，我们的声音多么嘹亮，如同帕瓦罗蒂多明戈，如同喜鹊唱枝头。

说话者一共三个，都是葛任之死的见证人；另外还有一位聆听者，他搜集供述，寻找凶手。当然这是陈年旧案，他必须从大量的文档案卷中重建现场，所以他的角色又近似于历史学家。

——写到这里，堵车了。继续写下去，我会缓慢地、艰苦卓绝地推进一万、两万甚至三万字，《花腔》是一个小说家暗自建造的错综复杂的城市，这个名叫李洱的家伙羞怯、狡黠目光闪烁不定，他像个大蜘蛛一样盘踞于中心，等待又疲惫又亢奋的批评家们推门进来。但是我不打算疲惫，虽然我确实亢奋：阅读《花腔》如同一次艳遇，一次精致的调情，你知道它正诱惑你，它在躲闪，它有层出不穷的小花招小心思，它轻嗔薄怒，它忽然又端庄淑仪像个年轻的皇太后。“知识分子”此时常犯的毛病是问“为什么?”他一定要想清楚，似乎想不清楚说不出来他就没法儿生活。我知道我现在正处于犯毛病的边缘，我对《花腔》有一种分析的热情，但是，在这个宁静的雪夜，我就不能快乐地读一本小说?

为了说服自己，我下楼，踏雪寻小店，吃羊肉串四、面一碗，把自己调整到形而下，然后回家，接着读《花腔》。外面是冷的，床上是暖和的，《花腔》是有趣的。忽然想起谢友顺在同期《花城》上的文章：《文学身体学》，他说:
 
这就是我对文学身体学的初步理解：它不是灵魂的虚化，也不是肉体的崇拜，而是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字中自由地安居。

它不是灵魂的虚化，也不是肉体的崇拜，而是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字中自由地安居。

图片：吉赛贝·托纳多雷导演电影《海上钢琴师》（1998）-图文无关

李敬泽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著名作家、评论家

本文节选自李敬泽评论集

《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

（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