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窑堡小煤窑史话

了解宁夏，从《口述宁夏》出发

磁窑堡地区煤炭储量丰富，开采历史悠久，煤质以低灰、低硫、低磷、发热量高等特点享誉四方，是国内稀有的煤炭珍品，素有“香砟子”之称。这种煤煤质酥软、易于点燃，燃烧时如木炭一样耐着积火，一大块煤烧完后，仅留下一点白灰迹。如将燃烧的烧煤埋进灰烬里，第二天拨开，火种仍然通红。

磁窑堡小煤窑最早始于何年代？

磁窑堡又称磁窑寨，位于灵武市区东35公里。据嘉庆《灵州志迹》记载：“磁窑山在州东六十里，为陶冶之所，出石炭。”明成化九年（1473年），抚臣马文升建议修筑磁窑堡于此，以接灵州边界。另据《弘治宁夏新志》载：“磁窑寨，城周回二百一十丈，面南开一门。”明代有官府窑匠和军部40余人居住在城堡内，说明磁窑堡在明代建堡之前即是产煤烧瓷之地。

小煤窑工人用麻包、背篼从井下往外背煤

磁窑堡小煤窑最早始于何年代？因无确凿史料记载，我们不得而知。在磁窑堡回民巷村西夏瓷窑遗址西侧，有数十平方公里烧窑遗留下的煤灰堆，从煤灰堆积层中很容易就能找到未燃烧尽的煤渣，这说明磁窑堡的采煤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夏以前。

居住在磁窑堡内的采煤世家

明朝时，磁窑堡煤窑为官府开采，煤炭主要用于取暖和烧制砖瓦、陶瓷。明正德元年（1506年），这里因非要冲之地，逐渐颓废直至撤除。

清初，官府允许百姓在明朝官府开采过的旧小煤窑采煤。冬闲时节，一些贫苦百姓便赶着毛驴或牵着骆驼把磁窑堡的煤贩卖到周边各地。

清咸丰末年，磁窑堡内居住的多是山西、陕西的商人，城外四周建有龙王庙、山神庙、东王庙等，每日钟声此起彼伏，香烟缭绕，热闹非凡。

磁窑堡城外就有灵州通往陕北方向的一条商道，商道上终日人流不断，毛驴、骆驼、车辆络绎不绝。山西、陕西商人途经磁窑堡时，把宁夏枸杞、羊皮、羊毛、甘草、发菜等土特产品运往山西、陕西等地，然后又把布匹、纸张、旱烟、茶叶、小五金、红糖等日用品运往宁夏。

1983年4月，曾居住在磁窑堡内的采煤世家传人、时年75岁的王保山老人回忆，他小时候其祖父王举口传：光绪后期，在磁窑堡开办小煤窑的是杨、孙两家大牧主，后因销路不畅而停产。在磁窑堡内居住的8户人家中，王举迁入最晚，是堡内唯一的一户回族。王举的8个儿子中，长子王万京（王保山之父）、次子王万银、三子王万玉均给杨、孙两家放羊，王举以卖羊杂碎维持生计。有一天，王万京到回民巷放羊途中，发现河床中露出一层煤，便砸下一块带回家给父亲看。王举与堡内孙、杨等7户人家协商，由王家出人力，其他几户出资合开煤窑，煤井深12米，取名“仁义井”。

此后不久，灵州城内绅士王公喜和“马老九”也开了两口煤井，产煤区由城堡以北的后槽、北梁逐步向南拓移。

旧社会，老百姓根本没钱买煤炭，都习惯烧柴草，只有少数富豪官绅家才在冬天买煤取暖。

三家小煤窑因煤炭滞销，生意惨淡。经营了两年后，“仁义井”7户人家要求退股，王举便和8个儿子在井下苦苦挣扎。三四年以后，一场大水将“仁义井”和王公喜、“马老九”的小煤井全部淹没。

宣统年间，王公喜再次恢复了煤窑，成为当时磁窑堡唯一一口煤井。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高登云为首领的哥老会攻占了灵州城，王公喜作为哥老会的大爷之一，率领众多煤工参加了武装起义。农历十一月，清军血腥镇压灵州起义军，王公喜全家惨遭杀害，财产充公，煤井被同治年间清军将领张俊之子、吴忠堡的张坤山用200吊铜钱廉价购得。

1923年2月，张坤山将煤窑改名为“永盛源”。张坤山为北洋政府国会议员，他从矿业部领取了开矿井的生产执照，注册面积为529.3亩。

磁窑堡小煤窑（1935年）

1925年，王举三儿子王万玉创办了“协力公”煤井窑。同年，有张姓、王姓两家也创办了煤井窑。

1930年，王举八儿子王万年创办了“万顺和”煤井窑。另一张姓创办了“同德昌”煤井窑。

这6家煤井均为凹字形的竖井，上井口为出煤和工人进出井口，下井口为绞水井口。井口有向下倾斜6～9米的井道。因夏季不能及时排除井内积水，各煤窑只在冬季开采。

采煤技术与采煤工人

煤井主不仅供应井下生产所需的生产工具和照明用的胡麻油，而且还要指挥井下生产。

井下每天分为两班轮流进行挖掘，每班工作12小时。每班人数为二三十名，其中5～10名砍手（采煤工），5～10名拉手（拉运工），在井口处有8名绞手，不停地绞出井下的积水，还有在井底用牛皮水桶刮积水的刮水工。

采煤工人实行日工资，一般砍手为0.70元/日、拉手为0.65元/日、绞手为0.60元/日。煤窑主在井口处设立销售煤炭的账房先生和杂役等人。

来井口处买煤炭的客户都是煤贩，小贩毛驴一次驮2块100多公斤，骆驼一次驮4块200多公斤，煤炭多销往灵武、吴忠、银川等地，少数销往陕北地区。6家小煤窑年产量为2400吨左右。

1931年，王家煤窑废除了由煤窑主全包全管的工人日工资制，将煤窑承包给采煤人收入四六分成。这种承包分成制与日工资相比，进一步刺激了工人的积极性，但增加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工人收入却不如以前。

王家兄弟8人通过这种改制，迅速成为堡内的富户。1933年，他们分别在磁窑堡内盖起了瓦房，在灵州购置了田产，拥有羊、牛、驴、骆驼等数百只牲畜。

小煤窑矿工的午餐

1936年，张家“永盛源”在新打煤井时，改变人工铁锤击打岩石的办法，雇请山东石匠用炸药进行爆破，加快了新井的建设速度。

1937年初，张坤山之子张耀祖从天津买来1台抽水机，取代了百年来辘轳绞水方式。第一次用电机抽水时，闻讯赶来“看稀罕”的老百姓将这种具有巨大神力的机器称为“吸水龙”。

张家煤井用抽水机后，出煤效率大大提高，承包班由原来3个增至9个，工人由100多人增至400余人。生产时间也改为全年生产。王家两口煤井位于张家煤井口下方，因地下水位下降，承包班也由原来的4个增加到8个。当年，3个煤井的产量超过万吨以上，是过去年产量的5倍。

张耀祖从天津购买抽水机时，同时雇请了一名机器师，张家除付工资外还提供优裕的食宿条件。后来，机器师要求涨工资，以至发展到消极怠工，甚至造成抽水机出现故障而耽误生产。1938年初，张耀祖一气之下忍痛卖掉抽水机，恢复用辘轳提绞水的冬季生产旧制，承包班也由9个降至3个。沾抽水机之光的王家2口煤井因地下水猛涨而遭毁。

宁夏德兴煤矿公司

1943年2月，马鸿逵的五姨太邹德一、宁夏建设厅长李翰园、省银行行长李云祥、省地政局局长马继德各出资100万法币，合资成立了“宁夏德兴煤矿公司”，强行占领了王万年等人的煤井，当地百姓称其为马家官井。

马家官井经理金玉书，总务股长陈兴义，有8名职员，杂役、伙夫、饲养员等13名，工人90余名，土坯房56间。初期年产量600多吨，至宁夏解放前夕发展到200名工人，年产煤2000多吨。

“炭沫子”工的苦难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采煤工人被称为“炭沫子”，煤工饱受剥削，生活极端痛苦。

每年冬季，马鸿逵部队官驼队每天有60峰骆驼过来驮煤，驼队贩煤至少获利5倍以上。因为他们不敢惹官井，所以仅有13峰骆驼到官井，其余47峰均到“永盛源”驮煤。要是炭场没有煤，他们便用棍棒打骂工人下井挖煤，有时几天都不让工人上井吃饭、睡觉。

有一次，两口煤井工人暗中联合起来把煤块打碎，让骆驼无法驮运。官驼队长要下井去查看，工人们故意在井内大喊“塌方了，快跑！”，结果吓得官驼队长急忙爬上了井。

“永盛源”小煤窑还要受当地“游击司令”刘清等17名地方民团的剥削。地方民团名为维持治安，实为敲诈勒索。刘清要求“永盛源”煤窑10个道班每月向他交10公斤白面、15公斤大米、1公斤胡麻香油和25公斤饲草。外地来拉煤的大牛车，每辆还必须交50公斤饲草。逢年过节，各承包班还要向民团送去厚礼。

“永盛源”300多名工人多数是从甘肃、河南两省逃来的灾民，也有从马鸿逵部队中偷逃出来的士兵。

他们辛辛苦苦挖煤，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埋了不死，死了不埋”便是对矿工生活真实的写照。人们说：“冬天的炭沫子工快如马！”是指煤工冬天没有棉衣穿，外出因为怕冻而常常抱肩快跑。

1939年伤寒流行，一次病死130多人，幸存的煤工只得把光着身子的工友拉出去埋葬。当地穷苦的老百姓宁可当叫花子，也不愿去做“炭沫子”工。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后，宁夏省派梁世和、李子刚等人接管了邹德一等人办的“宁夏德兴煤矿”，改名为“宁夏新华第二煤矿”，除5名职员被遣散外，215名过着地狱般生活的矿工终于被解救出来，成为新社会煤矿的主人。

宁夏新华第二煤矿工会会员大会（1951年）

文章作者系宁夏灵武文物管理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