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风云鉴：痛其陨落，哀其沆瀣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潮商、徽商、晋商三大“商帮”，而影响最为深远、成就最为辉煌、财富聚集度最高的，莫过于晋商了。晋商由无到有、由弱至强、盛极而衰的风云史，也许就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高度浓缩。
晋商是就是籍贯在山西的商人的统称，特别是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首先，山西煤炭资源储备丰厚，采矿业起步较早而且发展较快，使得商业发展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资本储备。其次，山西自古人多地少，单靠耕种很多人无法养家糊口，现实需要逼迫很多人必须背井离乡，漂泊异乡，通过运输、贩卖等非农业经营获取收入。第三，从汉朝开始，山西曾经在多个朝代、很长时期处于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交错相处、拉锯争夺的区域，相对较高的人口流动率、社会动荡性，使得“一亩地、三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农意识、安稳追求在山西变得近乎奢望，动中求生、动中求财成为山西人的主流文化。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催生晋商及晋商文化的诞生。因为在古代社会，如同山西这般烽火不息、居安不易的地方很多，但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催生出了如此辉煌、壮阔的商业帝国。
一种说法认为，晋商掘来的第一桶金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在推翻元朝政权，建立大明王朝之后，虽说已经将元朝的残余势力赶到了漠北，但为了防止残元势力死灰复燃，反扑中原，至少有可能骚扰边境，就不得不在北方边境驻防重兵。然而，元末明初由于天灾人祸、兵祸连年，国家财力极度衰弱，北方边境驻防军队的供给问题让朱元璋非常头疼。于是，朱元璋提出就近解决、商为国用的想法，让山西商人为驻防边境部队提供粮草、军械、服装。当时的山西地处蒙古与中原地带的交界处，运输距离短、成本低。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山西商人虽说没有回来的那般富可敌国，但已经有一些腰包肥厚的财主了。
俗话说“在商言商”“无利不起早”，在商业领域，一个成熟的商人总是利益优先的。山西商人答应做大明王朝的军需官，当然不会是赔本赚吆喝的吃亏买卖。作为回报，朱元璋将全国的食盐专营权给了山西商人。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味以盐为首。食盐不光关乎家家户户的饭碗，更关乎国家大计和社会稳定。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盐、铁始终是必须由国家掌握资源和专营的商品。盐业获得的税收也是历代朝廷财政收入的重大进项。这并不是朱元璋头脑发昏，将如此重要的经营权轻易丢弃了。而是相比捉襟见肘的朝廷财政、嗷嗷待哺的边境军队，朱元璋再精明也不得不“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
获得食盐专营权，远比皇帝赐一个金饭碗含金量高。千家万户的一餐一饭，都要给山西商人的钱袋子里投银子。这样用不了几年，山西商人就快速囤积了令人惊讶的财富。他们也不再偏安一隅，仅仅只在山西腾挪，而是凭借食盐专营权和丰厚的资本、庞大的队伍、特有的商业技巧和商业文化，杀气腾腾地迈向了全国。山西商人的称谓也晋级为晋商。
关于晋商第一桶金的第二种说法，则相比起朱元璋赐“金饭碗”更久远一些。当年李渊父子起兵反隋的时候，军费缺口巨大，当地的一个武姓商人就倾囊相助，拿出了几乎所有的积蓄资助李渊逐鹿中原。李渊所领导的几乎是当时全国最为精锐的军队是山西的，那个敢于孤注一掷、倾其所有投资的武姓木材商人也是山西的。这次投资不但获取了一个唐朝的开国皇帝，也收获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山西商人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大概就从唐朝就开始奠基了。
第二种说法有历史依据，但从晋商的发家史来看，武姓山西商人投资李渊父子最大的收获是政治价值，在商业领域并未取得比出一个女皇帝更高的收益。从唐代到元末，也缺乏晋商如何活跃、如何富庶的史料记载。所以，“第一桶金”来自朱元璋的说法更为可靠一些。
我们平常说一个人有钱，就会有很多词语来形容他的财富状态。最低等次是家底殷实，其次依次是富得流油、腰缠万贯、富甲一方，而富的最高境界是富可敌国。但“富可敌国”一词却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配使用的。即便用了，也多半属于浮夸和吹嘘。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少有那个人的私人财富可以与国家抗衡。但如果将这个词用到晋商身上，那就毫无夸张的意味了，甚至“富可敌国”都不足以形容晋商的富庶。
富可敌国只能说财富可以和国家相提并论甚至抗衡，但晋商在其最巅峰的时刻，其能量不仅仅能够影响国家的经济局势，甚至会干涉国家、民族的命运。捧着食盐专营权的晋商，到了明末已经具备了富可敌国的力量。
清兵入关之前，受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的限制，很多物资无法自我满足，必须依赖商贸流通。这个时候，地处边境区域，财力、势力雄厚到不可想象地步的晋商又一次进入了清朝高层的视野。而这些晋商们才不管什么民族气节、社会责任、国家意识呢，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利用手中的资源和便利，大肆进行双向贩卖，战马、钢铁、火药、布帛等清朝紧缺，但对明朝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关外。研究历史的人可能会将明亡清兴的原因总结出很多条，但估计没有多少人会想起清朝能够强悍入关、问鼎中原，那些山西籍的后勤部长们是功不可没的。
清朝入关建国之后，自然不会忘记晋商当年“雪中送炭”的卓越功勋。当年的顺治皇帝一到北京，就立即以最高等级的皇家宴席隆重招待8位晋商代表。并恩赐给这8位商人官员资格，以“皇商”的身份编入内务府序列。皇商就是持有特殊牌照的商人，其特权之多、机遇之多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古典名著《红楼梦》里，薛宝钗所在的家族薛家就是皇商。如果薛宝钗在历史上真有原型的话，那么这个温婉美丽、精明练达的宝妹妹就多半是晋商的后裔。
客观地说，晋商对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晋商主要经营领域分布在运输和金融上，例如历史上有名的盐帮、驼帮、马帮、船帮，足迹遍及全国，涉及西域。而最让晋商骄傲的当属票号业。晋商的票号遍及全国、网点密布、兑换便利，已经具备了现代银行业的规模和基本功能。西方的金融学家则直接把山西票号命名为“山西银行”。
在明清两代，山西票号业控制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业长达五百年之久，天下的有钱人十之七八是晋商。仅从票号业来说，1900年业务达到鼎盛时期，当时全国总共有票号51家，其中43家是晋商开的。重要物资流通领域是晋商控制，京城乃至其他地方的知名店铺是晋商经营，例如现在仍属于知名品牌的都一处、六必居等，都是晋商创办的。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交通内外的地理位置，善于经营、精于计算的商业头脑，重大的历史机遇等等，是天时也是地利，如果算起来也都属于先天因素。后天努力则有各种商业决策和机制创新。例如，晋商创建了遍及全国的山西会馆，建立了“诚信、团结”的商业精神，也探索建立了类似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股份制的东伙制。但所谓“功夫在诗外”，晋商成功的根本秘密并不在以上这些方面。
其实晋商最擅长做的就是人情文章。晋商的根在山西，但枝叶、藤蔓则伸向了全国各地。在北京以及各地的票号、山西会馆，其首要的职责并非商业经营，而是社会公关。在票号业的巨头日昇昌，就有一个属于高度机密的账簿，上面并非记载资金往来和交易明细，而是各级官员的信用额度。几乎所有的票号业都有一本专门记载官员信用额度的秘密账簿。他们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详细侦查所在地方各级官员的出身、潜质、人脉，评估出该官员的“前途”，然后计算出信用额度。只要名册上有名字的官员，可以随时根据额度在票号借款。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早年不得志，想花钱打通关节又苦于没有银子，就曾经向日昇昌提出借钱的请求。但年轻时名不见经传的张之洞，名字并未在日昇昌秘密账本上，所以就遭到了拒绝。而另外一家票号协同庆则可能是独具慧眼，也可能是出于“烧冷灶”的投资考虑，为张之洞支付银子3万两。张之洞后来飞黄腾达，成为封疆大吏，立即让协同庆垄断了两广地区的金融业，辖区内所有财税粮款流通全部由协同庆代理。协同庆自此日进斗金，势头直逼日昇昌。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感恩教育，所有人情文章的根源就在“感恩当图报”上。不光懂得“烧冷灶”，晋商更擅长投资潜力股。不论是京城的还是各地的山西会馆、晋商铺面，均会有意识地关注当地一些天资聪颖、为人机敏、名声较好但家境贫寒的年轻士子，在这些人日常生活窘迫或者上京赶考资金匮乏的时候伸出援手。在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的晋商看来，出手的往往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的“小钱”，而在那些处于困苦之中的士子看来，则不啻是救人危亡、扶危济困的齐天洪福。
并不是所有的俊士都有张之洞那样的飞黄腾达，也并非所有的资助都能获得“苟富贵，勿相忘”的回报，晋商这种投资潜力股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肉包子打狗”的投资。虽然这是一种成功率万不及一的投资，但即便是小概率也是一种概率。在明清小说里，经常出现富家千金拿出私房钱资助贫寒学子，甚至以身相许的情节。如果用晋商的投资思维来看，这些公子小姐的桥段极有可能是就是一种投资。
一旦这些被资助过的学子榜上有名，鱼跃龙门，从此踏上仕途，那么内心里根深蒂固的报恩意识就会将他与当初提供资助的人捆绑起来。甚至不用再收买，不用再贿赂，这个官员及其手里大小不同的公权就会心悦诚服地为之提供各种便利。这就好比今天的人们花两元钱买彩票，只要一旦中奖，那获当初的投资与得的收益相比，就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论是因为武姓木材商资助李渊父子，还是因为山西商人承揽北部边防军队的后勤供应，总之从晋商掘得第一桶金的发迹根源上看，善做人情文章，特别是构筑“官商共营”的格局，才是晋商成功的根本秘诀。也就是说，从第一桶金的来源里，就奠定了晋商的商业基因，以至于成为影响晋商兴衰存亡的决定因素。
晋商最后一次“官商共营”的大手笔是乔致庸与慈禧共同写就的。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一行狼狈西逃。到达山西境内时，晋商乔致庸盛情款待、礼敬有加，临走又送了20万两银子的零花钱。后来辛丑条约签署，连本带息十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慈禧指名由乔家票号全权办理，其回报率之高不言而喻。
能团结是大智慧，会团结是大本领。在晋商的苦心经营下，晋商与明清两朝的官府高度团结，关系极度密切，几乎达到了不分彼此、血脉相连、骨肉难舍的地步。而无原则、无底线的团结就会演变成沆瀣。晋商不仅可以牵着各级官员的牛鼻子，也可以影响朝廷决策。甚至一些黑恶势力也非得投靠晋商才心里踏实。一旦有事，由晋商居中调解比官员还得力，俨然“黑白通吃”的“第二政权”。
这种官商极度密切不仅严重影响了明清两朝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也成为晋商导致最终陨落的致命因素。晋商靠做人情文章、官场公关立足，就难免会卷入官场帮派斗争的漩涡。官场人员的荣辱升降，就直接影响着晋商的生死存亡。
因为具有决定因素的背后是朝廷党争，这样一来，商业竞争、商业智慧就不那么重要了。朝廷风云变幻、动荡不安，晋商也就不能在商业经营方面做长久打算，奢靡无度、极端享乐成为晋商整体精神状态。从投资方面讲，晋商从明朝发家开始到清末衰败，其主要经营范围始终主要围绕运输和商贸流通，除过煤炭开采外，在制造业等新兴工业方面投入甚少。这或许并非晋商财力不够、远见不够，而是晋商们或许已经从他们的商业基因里感受到了并不容乐观的未来。
晋商们被逼丧失远见和商业开拓的一个有力铁证就是至今依然留存下来的乔家大院、曹家三多堂、常家庄园、王家大院等古建筑群。这些历史遗留，既让人们感受了山西民俗、领略晋商文化，也让后来者有了哀其陨落、痛其沆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