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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妙

贾谊，西汉初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年轻时就有才名，18岁便以饱读《诗》《书》，善写文章扬名郡中。他的政论文如《论积贮疏》《治安策》《过秦论》等，分析形势，切中时弊，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

文学的眼睛

读过《过秦论》的人首先会被文章那种恢弘的气势、充沛的感情所震到：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这咄咄逼人的文笔给人一种排山倒海、锐不可当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那是因为贾谊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这篇说理散文。比如“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都是同义连用，还有很多句子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用了写赋的铺陈和夸饰的手法。

另外，作为一篇说理性散文，《过秦论》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这得益于贾谊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时都采用了带有夸张意味的对比手法。

这也是一种文学性的笔法。比如，在文章中有秦与六国的对比，有秦与陈涉的对比，有陈涉与六国的对比，还有秦国自身先强后弱、先兴后亡的对比。这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使得最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的得出水到渠成，更如磐石置地，不可移易。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贾谊是用一种文学家的素养来发表政治家的见解。正是因为这些文学手段的运用，使得《过秦论》在浩如烟海的政论文中得以流芳百世，传诵至今。

历史的眼睛

从历史的角度看《过秦论》，它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版的《大秦赋》，贾谊以概括性的语言历数从秦孝公到秦王朝覆灭期间的诸多历史事件和当时的风云人物。

比如商鞅变法：

“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

比如战国四君子：

“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

比如六国名士：

“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比如合纵连横外交政策的结局：

“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比如秦始皇的祖父、父亲的短命：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比如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的骄奢和残暴：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比如陈涉起义的势如破竹：

“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

《过秦论》以史实为论据，要弄懂这些史实就要睁开一双“历史的眼睛”。

再从哲学的角度看《过秦论》。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贾谊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了秦国由崛起到一统天下再到灭亡的历史过程吗，能有什么哲学性可言？

其实不然，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贾谊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找出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但他提出的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

当秦处于“攻势”的时候，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励精图治，惠文、武、昭襄开拓进取，孝文王、庄襄王继承祖业，正是一代代秦王的功绩累积起来给始皇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候的秦国无论是在军事上、国力上还是外交上，各方面都完胜六国。当秦国走向巅峰之后，秦国还是以前那个秦国，为什么一场农民起义就打破了开国者千秋万代的美梦？秦始皇怎么就把一手好牌打烂了、打坏了呢？

因为万事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胜负都是可以转化的。彼时的“胜”可以转化成此时的“负”，彼时的“攻”里面蕴含了“守”的因子。

这正像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统治者还一味地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用以前的老一套对待新形势，那么等待他的只能是不好的结局。

这也是贾谊写这篇《过秦论》的目的所在，写古只不过是为了讽今。如果当年的统治者能明白这个哲学原理，也不枉贾太傅的一番苦心了。

其实，中国语文的传统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一篇《过秦论》教会我们学好语文就需要“三只眼”。第一只，文学的眼睛；第二只，历史的眼睛；第三只，哲学的眼睛。用三只眼睛看语文，才能看清语文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