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沦为军统纸篓，为何最终还是没能留在大陆？
毛公铸造“毛公鼎”
商朝武乙（商纣曾祖）时期，西北戎狄屡屡侵犯内陆，农耕于豳地（今陕西彬州市和旬邑县一带）的周人首领古公亶父被迫率领部族迁至岐山之阳的周原。古公亶父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周原北依岐山，南临渭水，远离戎狄。作为渭水平原的一部分，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非常有利于农业发展。在古公亶父及其子孙的努力之下，氏族部落逐渐强大起来，终于趁商王朝没落之际，周武王会盟天下诸侯，灭商建立了周朝。
周宣王（周幽王之父）执政时期，在召穆公、毛公的辅佐之下，内修政事，外治武功，北伐玁狁，南伐准夷，迫徐淮归降，威振南海，使周厉王以来日渐衰落的西周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宣王中兴”。毛公是周武王之弟毛叔郑的后裔。毛叔郑的封地最初就在周王室的龙兴之地周原，西周末年才随周平王东迁到了今天的河南省原阳县一带。毛公辅佐周宣王，深受周宣王宠信。周宣王希望毛公能够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予毛公大量的物品。毛公为了感谢周王，特铸青铜鼎记录其事。这件青铜鼎就是“毛公鼎”。
毛公晚年，告老还乡，携带珍爱的毛公鼎回到了周王室的祖源之地周原。周原不仅埋葬着周王朝的奠基者古公亶父，也埋葬着毛国的历代君主。也许是周幽王二年那场大地震，也许是周幽王十一年西夷犬戎攻陷镐京时波及到了周原，记载着周宣王孜孜图治的毛公鼎从此悄无声息地被埋到了土层之中，直到二千六百多年后的1843年（亦有文献称是1850年）它才重见天日。
毛公鼎重见天日
公元1843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的董春生在村西头自己家的红薯地挖土的时候，偶然间挖到一件青铜大鼎。其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重34.7公斤。两耳而三足，腹若半球，口沿下弦纹两道。鼎身铸铭文32行，共497字，因其作者是毛公而得名“毛公鼎”。
董春生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就在小山村传开了，当地的古董贩子像闻着血腥的苍蝇纷至沓来。由于此地为周朝龙兴之地，周王室历代君主多前来祭祀，遗留的物件很多，老百姓时常会挖到各类文物。在那个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年代里，并不是所有的文物都能卖个好价钱。董春生一介普通农民，哪能知道毛公鼎的价值，就把它当成一般的废铜烂铁卖给一个收破烂的货郎。货郎又把它转卖到了西安北大街的一家废品收购站。不久以后，又辗转被来自京城的古董商人苏亿年收购，带到了北京。
败家之子，国宝难守
苏亿年把毛公鼎带到北京自家经营的永和斋后，邀请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的金石学家陈介祺（字寿卿）前来鉴赏。陈介祺仔细看后，大为吃惊，深感此宝世间罕见，决定从苏亿年手中购走收藏。至于陈介祺到底花了多少钱买走了毛公鼎，则众说纷纭。有人说是1000两白银，也有人说，陈介祺拿出了三年的俸禄方才购得此宝。正常情况下，翰林院编修的年俸禄大约是二百多两银子，不过，陈介祺是当时的收藏大家，与甲骨文之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多有交往，家境都比较殷实。
陈介祺购入毛公鼎后，秘密送回山东老家珍藏起来，并嘱咐家人严守秘密，不可轻易示人。陈介祺临死前，留下遗言，希望后代子孙一不经商，二不做官，安然平谈地做学问。陈介祺生前将所有收藏品由三个儿子平分，并嘱咐分到毛公鼎的次子陈厚滋，不管什么原因，都要保护毛公鼎，不可将其从陈家散失。
俗话说得好：“富不过三代”。陈厚滋死后，其子陈陔违背祖训，开设钱庄和药铺，结识了同邑同姓的陈芙珩，并泄漏了家传宝物毛公鼎的秘密。时任直隶总督端方通过陈芙珩联系陈陔，希望能以万两白银从其手中买走毛公鼎，并许诺事成以后，将其安排到湖北省银元局任职。陈陔抵挡不住诱惑，不顾祖宗的遗训和家人的阻拦，于宣统二年，将毛公鼎转让给了端方。
端方强行买走毛公鼎不久，就被清廷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领兵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行至资州地区时被新军刺杀身亡。端方家族至此走向衰落。端方生前曾与袁世凯定下一门姻亲。端方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陶雍，许配给了袁世凯的五公子袁克权。陶雍出嫁的时候，端府欲将毛公鼎作为陪嫁带到袁家，不知何故，袁家不敢接受。随着端家世道中落，生活愈加窘迫，不得不靠变卖或典当家中藏品为生。端府就以3万两白银的价格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设的华俄道盛银行。典押到期以后，端府无力赎回，此鼎就被一直收藏至华俄道盛银行。
毛公鼎险些落入日寇之手
有一个英国记者辛普森不知道从什么渠道获得了毛公鼎的消息，愿意出5万美金将其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文化界人士竭力呼吁国宝不能流失海外。时任民国财政总长、交通总长叶恭绰决意与英国人周旋，将毛公鼎留在中国。于是，他变卖家中收藏的其他文物，终于将毛公鼎买了下来，收藏于天津家中。
叶恭绰买下毛公鼎十几年后，抗战全面爆发，华北沦陷。叶恭绰为了保护国宝，他将毛公鼎从天津运至上海懿园收藏。不料，仅仅4个月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只好远走香港，将毛公鼎留在上海珍藏。
叶恭绰避走香港后，上海“后院失火”。他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潘氏（难道也叫金莲？）因为财产闹纠纷，伙同情夫威胁叶恭绰，如果不能满足他们霸占叶家财产的条件，就将毛公鼎的秘密告诉给日本人。叶恭绰为了保护国宝不落入日寇之手，紧急致电昆明，让自己的侄子叶公超（时任西南联大教授）前去上海设法护宝。
1939年春夏之交，叶公超不辱使命，到了上海后就把毛公鼎秘密转移出去了。潘氏见如意算盘落空，抛民族大义于不顾，向日本宪兵队告密。叶公超未能及时返回昆明，随即遭到了日本宪兵队的拘捕，被投入了监牢。其间，叶公超遭到了日本宪兵队的严刑拷打多达7次，但是他宁死不也愿意透露毛公鼎的下落。
远在香港的叶恭绰获悉侄子叶公超被捕入狱，心急如焚，急忙筹措资金设法营救。叶公超的妹妹前去探监的时候，叶公超悄悄嘱咐妹妹，想法找人伪造一只青铜器以应付日本人。不久之后，日本宪兵队收到了叶家交上来的青铜器，加上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以重金保释，叶公超被拘49天后，终于得以释放。叶公超出狱后，经过数次周折，终于将毛公鼎交到了叔叔叶恭绰手中。
毛公鼎再次被易手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随之沦陷。叶恭绰又带着毛公鼎回到了上海。由于叶恭绰坚持不给日本人办事，坐吃山空，只好靠变卖收藏的文物艰难度日。迫于生计，叶恭绰就将毛公鼎抵押给了银行。后来，富商陈咏仁以黄金300两将其赎出。但是，叶恭绰向陈咏仁提出了一个条件，等抗战胜利后，要将这件国宝交给政府。
陈咏仁原为一位机械工程师，在江苏无锡开设铁工厂，因在抗战期间与日军做生意，发了大财。日本投降后，社会上响起了严惩汉奸的呼声。陈咏仁想起了当年对叶恭绰的承诺，给国民政府写信，表示愿意将国宝献给政府，以期获得豁免。
不过，当时社会呼吁严惩汉奸的呼声很大，陈咏仁也觉得仅仅献出一件毛公鼎也难避免牢狱之灾。于是，等不及政府前来取鼎，就收拾家中细软，与家人弃家而走，逃到了海外。
毛公鼎沦为了废纸蒌
国民政府收到陈咏仁的书信后，派出专员前去陈宅接收毛公鼎。此时，陈咏仁已经弃家而逃，家中空无一人，也不见毛公鼎的踪迹。为此，时任军统总务处长沈醉，怀疑毛公鼎已被 陈咏仁转手，就将上海所有的古董商召集到陈宅，要求他们说出毛公鼎的下落。古董商们面面相觑，表示都没有见过毛公鼎。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古董商人发现墙角处有一个纸篓。这个纸篓不是藤制的，也不是木制的，而是一具似废铁铸成的圆炉。这位古董商人将此“纸篓”搬出，除去里面的纸灰和废纸，俯下身去，清晰地看到了上面的铭文。原来，这个又旧又重，被军统当成纸蒌的铁家伙，正是军统寻找多日的毛公鼎。
1946年，毛公鼎出土一百多年后，终于由私藏变成为了公器，被保存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8年11月，蒋氏王朝在大陆结束了统治，蒋介石下令运走大批黄金和古董。毛公鼎从此离开了大陆，被陈列于台湾故宫博物院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