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列车的终点 （王安忆）

本次列车的终点

王安忆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像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像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耩,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 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 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 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好,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 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豆”。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 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像老夫子,外号便叫做“书蠹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豆”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 “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最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像醉了。干净暖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过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了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

二

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 说:“要裁衣服��?”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像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徕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

“等下一部吧。”陈信望着满腾腾的车厢和站上拥挤的人,犹豫着说。

“越往后越挤,上吧!”弟弟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挤吧,力气他是有的。他扒开人,使劲往里钻,好容易抓住了车门的栏杆,踏上了踏板,他又抖擞了一下,重新振起,向纵深进军,终于在一片哇哇乱叫声中挤到了窗口座位旁边,抓住了扶把。然而他感到十分不舒服,怎么站都站不好,一会儿碰前边人的头,一会儿碰后边人的腰,左右前后都得不到个合适位置。周围的乘客纷纷埋怨起来:

“你这人怎么站的。”

“像排门板一样。”

“外地人挤车子真是笨!”

“谁是外地人?”弟弟挤了过来,他十分愤怒,眼看着要和人家吵起来了,陈信赶紧拉住他:“算了算了,挤成这样子还吵什么。”

弟弟轻声说:“二哥,你这样:朝这边侧着身子。哎,对了对了,左手拉把手,这样就好了,是吧?”

确实好了许多,陈信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了个安定的位置。虽然还是挤,胸口紧贴着一个背,背上又紧贴着一个胸脯但究竟能站稳脚了。他扭头看看,见人们像是有个默契,全都向左侧着身子,一个紧挨一个。这种排列方法确实足以使车厢容纳量达到最大限度。他想起那个他曾生活过的偏僻小城,人们挤汽车都是拚着命横挤,一无科学的考虑,搞得拥挤不堪,紧张不堪,而实际上,汽车里的人却并不多。上海人是十分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

“下一站西藏中路,下车的同志请准备。”扩音机里传出售票员的报站声,她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各报了一遍。这些售票员姑娘的神情就像皇后一样,又高傲又冷淡,好在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客观上还是给予了乘客们一定的方便,他又想起那地方的汽车和售票员,汽车就像是从轰炸区开来的,满是灰尘和伤疤,常常不等关门便开跑了,售票员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工作制度,不报站名,还经常把车门夹住乘客的后边衣服,到底是上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有这样的环境里,由不得也要认真起来。

下了车,弟弟带他穿过一条街,这街上是个热闹的自由市场,有菜、鱼、鸡、鸭;有羊毛衫、拖鞋、皮包、发夹; 有生风炉炸油墩子的,卖小馄饨的;还有卖纸扎的灯笼,泥做的娃娃,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民间玩具。陈信忍不住笑了,他没想到,大上海也会有这样的“集”。这集市,同前面繁华的现代的南京路相映成趣。

弟弟说:“现在上海这种地方可多了,政府还鼓励待业青年自找出路呢!”

一提到待业青年,陈信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问道:“阿三,今年你怎么搞的? 又没考上学校。”

弟弟低下了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读书好像很笨。”

明年你还准备考吧?”

弟弟不说话,沉默了半天才嗫嚅了一句:“大概也还考不 上。”

“你这么没信心就行了吗?”陈信有点生气。

弟弟厚道地笑笑:“我读书怎么也读不进,我不是读书的料 呀!”

“我和大哥想读书没有读,你有得读却不读。你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大学的,却不争气。”

弟弟不响。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弟弟又笑笑,还是不响。这时,突然听身后有人叫:“陈信。”

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很白很好看的男孩子。她烫着长波浪,穿着很时新。陈信一时上想不起是谁了。

“不认识了? 我就老成这样了吗?”

“哦,是你,袁小昕! 真认不出了,但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漂亮了。”陈信笑了起来。

袁小昕也笑了:“真该死! 一个集体户共事两年,居然会认不出来。我看你是忘本了。”

“不,我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不是第一批招工走的吗? 现在还在淮北煤矿?”

“不,去年调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

“一言难尽。你呢?”

“我也调回来了,昨天刚到。”

“哦。”她的口气很平静,“张新虎、方芳也都调回来了。”

陈信兴奋地说:“太好了! 我们一个集体户回来了一大半,什么时候找个时间聚聚。唉,总算熬出头了。”

她没说话,只是淡淡一笑,眼角堆起了薄薄的一迭皱纹。

“舅舅,”忽然那孩子对着陈信发言了,“你头上有白头发,和外公一样的。”

陈信笑了,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儿子?”你问袁小昕。

“是我妹妹的。”她脸红了,赶忙解释,“我还没结婚呢。要结了婚,哪能回来。”

“啊!”陈信不由有点吃惊,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有三十三、四岁了吧,“回来了,怎么还不抓紧解决?”

“怎么说呢,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陈信沉默了。

她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轻声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

“不要这么说,能回来终究是好的。”陈信安慰她。

“大阿姨,电影要迟到了。”孩子大声提醒道。

“噢,我们走了。”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对不起,扫了你的兴。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男的,又年轻,来日方长……会幸福的。”

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心情不由有点沉重。

“真是死蟹一只。”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弟弟在说。

“什么死蟹一只?”他诧异地回头问。

“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死蟹一只,僵掉了。”弟弟解释着。

“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她是有想法的。你没听她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懂吧?”

不知弟弟是懂了还是没懂,他不以为然地一笑:“反正是个老大难,三十几岁不结婚的男人哪儿有?要么是有缺陷或者条件极差的,要么就是条件极好,要求极高,这种人又是喜欢找年轻漂亮的。现在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接上班了,多的是。”

陈信想说,还会有一种情况,是一直没寻找到爱情的。可又一想,这话和阿三说,他未必理解。这一批小青年和他们这一代似乎大大两样了。他斜眼瞅瞅弟弟:“你可真内行。”

弟弟自负地笑了,这小家伙,连哥哥话里的刺儿都听不出来。陈信又有点不过意,便和缓了口气说:“你现在每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

“也没什么事情,反正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半导体,困困觉。”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陈信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弟弟不响,一直走到劳动局大楼下,上了台级,他才说:“我蛮想工作的。”

陈信站住了脚,弟弟走了几级台阶回过头来说:“走呀!”弟弟的眼睛是坦然而诚恳的,陈信却避开了他的眼睛。

三

上班了。妈妈的工厂很远,路上需要转三辆汽车,花一小时另二十分钟。厂里分配他开车床,这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戏称自己是三十岁学生意的老学徒。其实,难的倒并不是车床技术,而是要习惯和适应新的生活、新的节奏。这里的节奏是快速的——下了第一辆汽车,必须跑步到第二个车站,正好赶上车到站;下了第二辆,又是跑步到第三个站……这一环扣着一环,脱掉一环也不行。要想抽支烟,或者思想开个小差,都是不允许的。三班倒的工作制也是他难以习惯的。一周夜班欠下的觉,下两个星期也还不掉,于是,他老感到睡不够。两个月下来,他的脸盘已瘦了一圈。不过,人家都说瘦了好,好看了。在外地的那种胖是虚胖、海胖,吃面粉发的,并非健康的象征。

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回上海了,他心满意足。然而,满足之余,有时他却又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像是少了什么。十年中,他那无穷无尽的思念,现在是没有了。这思念叫人好苦,吃不下,睡不着。这思念叫他认准了目标,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这思念是渗透了他,充满了他,如今没有了,倒真有点不习惯,常常感到茫然。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乐极生悲,回上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好好建立新的生活吧!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生活,他尚未正式考虑。因为,一切仅只刚刚开始呢!

这天早班下班了,他拖着两条足足站了八小时的发麻的腿,洗了澡,换了衣服,走出厂门,到了汽车站。车站上简直是人山人海,人行道上站不下了,漫了大半条马路。起码有三辆汽车脱班,才会造成这种局势。他等了十分钟,汽车连影儿都不见,大家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估计是出了交通事故。他等得心里发烦,一赌气,转身离开了车站,走吧! 走几站路,直接坐第二路汽车。上次,比他小一岁的李师傅曾经带他走过,左一穿,右一绕,可以省不少路呢。他凭着记忆向前走去了,穿过一条弄堂,走上一条石子路面窄窄的小街。街两边满满地坐着人,有的在洗刷马桶,有的烧饭炒菜,有的织毛线缝衣服,有的看书做作业,有的下棋打乒乓,还有的在铺板上蒙头睡觉……把小小的街面挤得更窄了。他转头左右看看,两边的屋子像是鸽子笼,又像是口琴的格子。又小又矮,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尽是床,床,大的、小的、双层的、折叠的。因此一切娱乐、一切工作、一切活动,不得不移到室外进行。要是上班的都下班了呢? 要是下雨下雪呢? 要是儿子大了要结婚呢? 要是……原来在五彩缤纷的橱窗,令人目眩的广告,光彩夺目的时装和最新电影预告的后面,却还有这么窄的街,这么挤的屋,这么可怜的生活。看来,上海也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完美。

走了有半小时,才到汽车站。他挤上了车,现在他已经学会如何侧着身子,将自己一米八十的身躯安置在最有限的空间,再不会被人误以为是外地人了。当他回到家时,已经六点多钟了,又饿又累。原以为家里已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在等他,岂不知连饭还没烧熟。原来妈妈下午去淮海路买东西,街上人多,店里人多,车上人更多,老太太如何挤得过人家,结果回来晚了。饭还是上长日班的嫂嫂回来烧上的。妈妈一边忙着洗菜切菜,一边埋怨弟弟:“这个阿三呀! 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就是听听半导体睡睡觉。你见我晚回来,帮我把肉丝切切也好呀! 唉,这个阿三!”

陈信憋着一肚子火走进“违章建筑”,屋里黑洞洞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却听见半导体没有调准频道的嗡嗡声,似乎在讲话,又似乎在唱歌。他摸到床沿去,一下子绊在一条腿上,把他吓了一大跳。床上坐起一个人:“二哥,下班了啊?”

陈信打开台灯,忍不住发火道:“阿三,你日子过得太无聊了。成天在家没事,也帮妈妈干点家务嘛!”

“下午我去买了米,还拖了地板。”弟弟辩解道。

“买米拖地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像你这么大,在农村拉犁子,割麦子。”

弟弟不响了。

“你也二十岁了,脑子里该考虑点问题,干点正事了。起来起来。一个人,怎么甘心生活得这么窝囊。你要振作起来,哪还像个年轻人哪!”

弟弟不声不响地走出了“违章建筑”。大哥也回来了,又冲着他说:“三三,你大了,该懂事了。哥哥嫂嫂在外工作了一天,回来总想好好休息,你应该帮帮忙啊!”

陈信在“违章建筑”里又接了上去:“如果你每天在温习功课考大学,我们一点不会责备你不干家务。相反,还会给你创造条件……”

弟弟仍然不响,妈妈过来打圆场了:“好了好了,也怪我,走以前没和阿三交代。饭马上就好了,先吃点饼干吧! 阿三、去拷点醋。”等阿三走开,妈妈又对两个大儿子说:“我宁可阿三在家里窝着,也不愿他出去闯祸。这些没工作的孩子,像他这样,还算是听话的,好的啦。”

七点半,饭菜终于烧好了。大家在妈妈睡觉的六平方小屋围着饭桌吃饭。因为饭前阿三引起的不愉快,气氛有点沉闷,谁都不想说话。没有闲话下饭,食欲似乎也受了影响。大嫂也许为了使气氛活跃起来,挑开了话题:“你们局里成立了'青少年之友’,其实就是婚姻介绍所呀。阿信要不要我去帮你领张表格?”

“我吃饱饭没事干了。”陈信勉强笑着说:“我不想结婚。”

“瞎讲!”妈妈说话了,“人怎么可以不结婚。我就不信像你这种相貌人品,会找不到老婆。”

“现在身高一米八十的最吃香了,小姑娘都喜欢高个子。”弟弟笑嘻嘻地说,已经把刚才受的责备全忘了,他是个没心眼的孩子。

“现在要找个对象也不容易。”嫂嫂说,“没有上千元办不了 事。”

“儿子要结婚,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帮忙的。是吧,阿仿?”妈妈问大哥。

“哎哎。”大哥傻呼呼地应着。

“有了钱,要没有房子,还是一场空。”大嫂又说。

“实在没办法,我搬到弄堂里去睡,也要让儿子结婚的。是吧,阿仿?”

“对,对。”大哥应着。

嫂嫂笑嘻嘻地说:“姆妈说话算数啊!”

妈妈也笑着说:“姆妈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的?”

“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哪!”阿信放下了碗筷。虽然,妈妈和嫂嫂都是笑着,可骨子里却像是很认真的,又像是包含着什么心照不宣的意味,使人感到很不愉快。

他在哥哥房间里看了一会儿电视,便觉得很困,眼皮子尽打架。想到明天还是早班,便站起来,睡觉去了。走进 “违章建筑”,却见阿三已经睡在床上了,在听相声,一个人“咯咯”笑着,十分快活,惬意。

“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他说。

“电视没看头。” 等到相声在一阵掌声中结束了,弟弟才回 答。

“这次相声曲艺节目,播送完了。”半导体里说。弟弟失望地关上了半导体收音机。

陈信照例看了几分钟小说,便关上了台灯。黑暗中突然响起弟弟的声音:

“二哥,要是爹爹还活着就好了。我顶替姆妈,你顶替爹爹。爹爹的工作好,是坐办公室的。”

陈信突然鼻子发酸了,他很想将弟弟搂在怀里,可结果却只是翻了个身,粗声说:“你应该说,考上学校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弟弟发出了轻轻的鼾声,陈信却一无睡意了。

妈妈退休,本来可以让弟弟顶替的,可就因为他……

他当即便打了长途电话回家,说:“弟弟在上海,总有办法可想。这却是我唯一的途径了。”妈妈那边一声不吭,于是他便反反复复地说:“妈妈,我十八岁出去,在外苦了十年。妈妈妈妈,我十八岁出去,苦了十年,十年哪!” 妈妈那边仍是没有声音,但他知道,妈妈一定在哭,并且在心里直说:“手心手背,哦,这手心手背……,”结果,弟弟让了他,是应该的。十年前,他也让了哥哥。弟弟也和他一样,并没有怨言,也没有牢骚,同他亲亲热热的。弟弟翻了一个身,一条腿又跨在了他的肚子上,他没有推开它。

唉,弟弟,真是不争气,要是他考上了学校,不就一切都解决,皆大欢喜了吗? 可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大学,上中技的。说起来,弟弟本不是爹妈打算生养的,就因为提倡“光荣妈妈”,于是又有了他。他的出生曾给妈妈带来了光荣,而今却是烦恼。弟弟对自己的出生也很抱歉,同时又为没考上大学而抱歉,对谁都和和气气,谁说他都不回嘴。

他叹了一口气,上海,在上海也不容易。

四

今天晚上,妈妈厂里的一个老姐妹沈阿姨将要带个姑娘来给陈信过目。这是妈妈一手主持的,陈信就不好太执拗了。可心里实在觉得又无聊又别扭。哥哥说:“你现在应该着手建立生活。”他听了倒是一震,新生活突然之间这么具体起来,他有点措手不及,难以接受。可他再想想,确也想不出来究竟还有什么更远大、更重要的新生活。也许,结婚,成家,抱儿子……这就是了。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又涌上心头,唉,十年里,对上海的思念虽然熬人,可却也有甜蜜,比如做梦,憧憬,梦游,神游。看来什么都是希望着的时候最好,就比如小时候总觉得星期六比星期天更好一些。

一家人却都很起劲,从下午起便开始准备了。决定在哥哥房间里进行,嫂嫂把房间扫了一遍,抹了一遍。哥哥去买了点心水果,并商量决定早早地把囡囡哄睡,免得他说出叫人难堪的话。这是有过教训的。有一次,他妈妈给人介绍对象,在家里碰头。平时大人说话也不避他,他似懂非懂,突然间,指着那一对男女问嫂嫂:“妈妈,他们两个是结婚?”搞得十分不好。

弟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建议妈妈晚上烧绿豆汤,又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让二哥穿。陈信发觉他的兴奋是由于极其无聊,生活中总算有了点新鲜内容,便开心得不得了,不免有点反感。于是也要求他到时候和囡囡一起在“违章建筑”里睡觉。弟弟百般哀求,无奈二哥的态度异常坚决,十分扫兴。尽管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但他还是帮助妈妈烧好了一大锅绿豆汤,动员二哥套上了他的喇叭裤。

七点半光景,她们来了。那姑娘一直害羞地躲在沈阿姨身后,进了屋便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拿起一本书看着。正好是个黑影地,她又埋着头,看不清模样。

“阿信这孩子不错,厂里老师傅很夸奖他。到底在外面吃过苦的,不像那些学堂刚出来的小青年骨头轻。”沈阿姨说。

“是啊,这孩子不容易,在外面苦了十年。” 妈妈一面和沈阿姨聊天,眼睛却老瞟着角落里的姑娘。

“阿信,车床上的活儿做得惯吧?八小时站着,很吃力的噢?”沈阿姨又转向了陈信。

“还好。我不怕站,在农村什么活没干过!”陈信应付着,注意力却全在那个角落里。可惜看不清,只看得见一个轮廓,似乎是短短的卷发,宽宽的肩膀。

“阿仿,儿子呢? 现在顽皮得不得了吧!”

“他睡觉了,还听话。”大哥心不在焉地回答。

“听话个什么! 皮死了,我不要他了。”嫂嫂纠正道。

“这是讲讲的,人家想要还要不到呢。皮的小孩都聪明。”

“聪明倒是聪明……”嫂嫂转身向角落走去,“来,这儿坐,喝点绿豆汤呀!”

可有一个人“抢”在她前边走到角落里,说:“这么暗,看书太吃力吧!”说着便拉亮了落地灯。原来是弟弟,不知他什么时候混进来的。陈信真想揪着衣领把他拎出去,可心里也不得不感激他的灵活机动。

现在,姑娘便全都被灯光笼罩了。大家不约而同都停止了说话,向她看去,又不约而同地回过头,相互望望。大家脸上都有一种失望的表情。还是嫂嫂比较沉得住气,她怔了一会便说:“别看书了,喝点绿豆汤。”

姑娘扭扭捏捏地喝完一碗绿豆汤,用手绢擦擦嘴,便说要走了。大家也不留她,只客套了几句:“以后来玩啊!”。“路上小心啊!”然后全家起立送她到门口便止了步,由沈阿姨一个人送出弄堂。这似乎已经成了一套仪式的,每个人都自觉地遵守着。陈信刚回上海,还不大懂。但弟弟负责地站在他身边,为他作着榜样。

妈妈瞅空问陈信:“阿信,你看怎么样?”

阿信不说话,却笑了起来。

“不行不行,颧骨高,要克男人的。”弟弟发言了。

“瞎三话四,又不问你。”

“形象是欠缺一点。”哥哥说。

相貌是不好看,不知道人怎么样。”妈妈自己说。

交流只能暂时到此,沈阿姨回来了,笑着对陈信说:“人家说,看你的意思如何。小姑娘看样子蛮喜欢你的。”

陈信还是笑着,不回答。

沈阿姨似乎会意了一点什么,又说:“这姑娘人品很好,老实厚道,今年二十八岁。家里条件蛮好的,她爸爸妈妈说: 不看男方的条件,只要人好,要是没房子,可以住我们家。他们有一间双亭子间……好了,你们再商量商量,最好早点给我回音。阿信,沈阿姨不会骗你的,你放心。沈阿姨从小看你长大,最知道你了。”

全家把沈阿姨送至弄堂口,才回来。

“阿信,你对她印象究竟怎么样?”哥哥问。

“不佳。”阿信直截了当地说道。

“形象究竟是次要的,可以接触接触嘛!”嫂嫂说。

“嗯,形象可重要。要不,大哥为什么要找你。”陈信和嫂嫂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笑了。

嫂嫂又笑又气,在他肩上捶了一下。

“阿信,我说你也可以接触接触,不能太以貌取人。” 大哥 说。

“靠介绍谈对象,外表当然很重要。否则,我凭什么去和她交往下去,谈什么恋爱呢?”陈信有他的道理。

“形象不要求太好,但总要走得出去。”阿三又参加意见了。

“姆妈,我看这姑娘还不错。” 嫂嫂对妈妈说,“再说条件也好,有房子。上海的房子可是很要紧。”

陈信听见了,说:“我是找人,又不是找房子。”

“可这也是很重要的呀。我看那姑娘也没什么大难看,就是面孔稍微阔了一点,眼睛眉毛都过得去。”

阿信不耐烦了:“什么眼睛眉毛,反正我看见这个人,一点儿激情都没有。”

弟弟笑了起来,他还没听说过什么“激情”不“激情”呢!

“我也是为了你好,我看你将来能把'激情’当饭吃。” 嫂嫂 说。

“对,对。”大哥附合。

妈妈开口了:“囡囡妈妈,这是阿信的事,还是让他自己作主。”

“就是,就是。”大哥又附合道。

“好了,到此为止吧。”陈信感到无聊极了,“妈妈,以后你再别操这个心了。我自己找。有本事找个好老婆,没本事活该打光棍。”说完,一头钻进“违章建筑”,睡觉去了。

睡梦中,有一双眼睛在对着他笑,这是一双黑黑的,弯弯的,像月牙儿似的眼睛。这眼睛分明在笑,笑得很甜,很温柔。他醒了,见那一尺见方的窗户外,一弯月牙正对着他。

哦,月牙儿般的眼睛,她在哪儿呢?她究竟是谁呢?在那里,每天早上,他去食堂吃饭回来,总是看见有一辆自行车从校园驶过,从后门向前门驶,老式笨重的平车上坐着小巧纤细的她。她总是回过头看他,那眼睛,那眼睛……他自信,如果他问她:“你上哪儿去?”她一定会告诉他。可是他一直没问,因此也就一直无从知道,她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他只知道,学校后门到前门,是一条捷径,常常有人来来往往,可以省去一个很大的圈子,而直达目的地。目的地有很多。前门有医院、文化馆、文工团、机械厂;后门有百货大楼、体育场、纺织厂。她一百次,一千次从他身边过去,他放过了她,心底里明明是喜欢她的,他看到她便感到愉快。他的注意力全在上海,上海这个目标上了。如今,终于回了上海,她却永远过去了,一去不回了。只在记忆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倩影。当然,他决不后悔,在他心中的天平上,一个姑娘决不会比上海重。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惆怅。

他又想起了他的学校,那是一个很宽阔的公园。可以说,上海还没有一所中学是这么大的。校园里有一条林荫道,一片小树林。他的房间门前有一眼井,夏天可以冰西瓜,他有一个班的学生,学生对他很忠实,常常把家里做的食物送给他。可他这次回来,为了避人耳目,生怕节外生枝,却是不告而别。唉,他想那个地方了。几个公章可以把这段历史不留痕迹地消灭。可是,既然是历史,就总要留下些什么,至少要给心灵留下一点回忆。

五

这天早上,哥哥忽然向妈妈提出,把户口分开,他说:“这,这么样,可,可以有两份,两份鸡蛋。按户头分配的东西,也都可以有,可以有两份了。”

妈妈没说话,抬起眼睛看着哥哥,哥哥却把脸避开了。

陈信觉得哥哥的想法挺不错,只是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似乎在说什么难于启齿的事。他在边上笑着说:“这倒挺不错,亏你们想得出。”

不想这句玩笑却叫哥哥红了脸,走了。而妈妈自始至终没有发言,眼睛却老盯着哥哥。

阿信走出门去上班,弟弟跟在他后面到了弄堂口。弟弟诡秘地压低声音说:“你晓得大哥为什么要分户口吗?”

“鸡蛋……”

“什么鸡蛋!”弟弟打断了他的话,“是为房子。”

“房子?”陈信困惑了,停下了脚步。

“房子。”弟弟肯定了一句,“一分户口,这间二十二平方的客堂就归他们了。这一定是嫂嫂的主意。”

“归他就归他啰!”陈信重又挪动了脚步,“你这个小鬼,正事上不用心,这种事倒内行得不得了。唉。”

这一整天,陈信都有点心不在焉,常常有意无意地想起哥哥的话:“分户口。”他隐隐地感觉到这“分户口”后面是有一点什么含意的。继而,弟弟的话又响在耳畔:“房子。” 他想起嫂嫂老是提起的结婚和房子的关系。这会不会确实有什么意味?他下意识地一挥手:“不会。”几乎说出声来,倒把自己吓了一跳,不觉又好笑起来。

下班,回到家,他便听见妈妈在和大哥说:“这户口不大好分。因为这房子有一半是阿信的。阿信在外苦了十年,要是他结婚,你们要让出半间,你说是吧?”

哥哥不响,妈妈又问了一遍:“是吧?”他才附和着:“是的,是的!”这时,嫂嫂端菜进来了,将菜碗放在桌子上。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碗底发出很响的一声:“砰!”

吃晚饭了,哥哥、嫂嫂的脸上像蒙了一层乌云。而妈妈却像是对他俩很抱歉似的,一个劲儿地往他们碗里夹菜。弟弟老是意味深长地向陈信递眼色,意思是:“你看,你看!”陈信厌恶地转过脸,低下头,谁也不看。饭桌上的气氛十分沉闷,幸好有个囡囡,在凳子上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 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使空气活跃自然了一点。这会儿,他干脆丢了勺子,用手往碗里直接抓菜。奶奶做规矩了,捉住他的小手,摊开巴掌,在手心上打了三个。弟弟朝他做着幸灾乐祸的鬼脸,“好极了,哈哈!”囡囡高傲地说:“一点儿都不痛!”大家都笑了,可嫂嫂一把将囡囡从凳子上拖下来,嘴里训斥道:“你不要脸皮厚,这么不识相。没把你赶出去是对你客气,不要当福气。” 大家的笑容僵在脸上了,不知道该收回去,还是该放在那里。弟弟解嘲似地又轻轻说了一句:“好极!”

妈妈沉下了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嫂嫂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妈妈干脆把话挑明了,“你是在为房子生气。”

“我不为房子生气,有没有房子我无所谓。不过,我儿子长大了,没有房子是不会让他娶人家女儿回家的。”

“你不用讲这种话来气我,我做婆婆的虽然穷,可是我心里疼孩子。三个儿子我要一样看待,手心手背都是肉。阿信出去,有一半是为了阿仿。你们不要忘恩负义。”妈妈哭了。

“我们怎么忘恩负义?人家小姑娘结婚,谁不是一套家具,沙发落地灯。我结婚时,阿仿有什么?我有过一句怨言吗? 阿信在外地,逢年过节不都寄包裹寄钱。做媳妇做到了这种程度很可以了。”嫂嫂也哭了。

哥哥傻了眼,不知劝谁好。

弟弟不见了。真的出事,他就害怕,开溜,是个小草包。

“别哭了!”陈信烦躁地站了起来,“妈妈,我不要这房子,我不结婚。我们插队落户的,能有回上海的一天,就满足了。”

妈妈哭得更伤心了。嫂嫂看了他一眼,哭声低了下去。

晚上,大家都睡了,大哥抽着烟走进“违章建筑”,说:“你别生你大嫂气,她就是这么个脾气,心并不坏。当时我们结婚,我没有储蓄,只买了一只床。她并没抱怨。这几年,我们省吃俭用,买了家具,装修了房间,她心满意足,觉得苦了几年终于有了结果,自然要竭力保护。她心不坏,她也说,应该让给弟弟半间,只是舍不得,我慢慢劝她……”

“大哥,别说了。”他猝然说道,“我刚才不是说气话,我不要这半间,我发誓。你让她放心,只是不要分户口。妈妈要伤心的,老人家喜欢子孙团圆。”大哥哭了,抱住他肩膀。他也想抱住大哥的,可结果却一把推开他,钻进了被窝。在外十年,把他的感情也磨粗糙了。

可是,在上海,确实也不容易。

六

陈信过惯了独自一人省心的日子,如今感到真烦心。第二天是厂礼拜,他天不亮早饭没吃,谁也不告诉一声,便出了门。他想出去走走,找个开阔一点的地方。在空阔的北方过惯了,在上海总感到气闷。高不见顶的高楼挡住了风,密密的人群混浊了空气。去哪儿呢? 去外滩吧。

他下了汽车,向前走去。马路对面是黄浦江。看不见江面,只看见大大小小停泊着的轮船。江岸上绿树、红花,老人在打太极拳,小孩子奔来跑去,年轻人在散步,照相。生活有了这些,就变得愉快、美好起来。他心情稍稍轻松了一点。他穿过了马路,哦,黄浦江,这上海的象征。可它并不像记忆中和地图上那样是蓝色的。它是土黄色,并且散发出一股腥臭味儿。也许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只能远看,走近去一细看便要失望的。

他顺着江岸向前走去,前边是外滩公园,他买了门票进去了。一进去便是一个喷水池,水从假山顶上落下,落在池子里,激起一圈圈涟漪。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水不是这么直接落在水面上的,水珠子落在一把伞上。伞下是一个妈妈,搂着两个孩子,笑嘻嘻地挤在一起躲雨。他小时候第一次看见这座雕像时,是多么惊讶,多么喜欢。他看个没完没了,硬赖着不肯走。现在想起来,雕像是在冥冥中引起了共鸣。他们,从来就是这么生活的。爹爹很早就死了,妈妈带着他们三个,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什么苦都吃过了。可就因为大家挤在一起,再怎么苦都是暖融融的。有一次刮龙卷风,四口人全挤在大床上,紧紧抱成一团。闪电,霹雳,呼啸的狂风,引得大家又害怕却又兴奋。弟弟夸张地尖叫着,妈妈笑着咒诅老天,陈信以保护人的身份坐在离电灯开关最近的地方,这个开关被刚懂一点电知识的哥哥视若虎豹。雷打得真吓人,可真开心。是的,暖融融的。这温暖,吸引着他,吸引着他归来。

水,落在空荡荡的水面上,激起一个个单调而空洞的水圈。一滴水珠落在他撑在池边的手背上,他忽然意识到,这水珠是从自己脸颊上滚落的。他是怎么了?当年离开上海,妈妈哭得死去活来,他却一滴泪不流。今天……他感到一种莫大的失望,好像有一样最美好最珍重的东西突然之间破裂了。他扭头走出了公园。

商店开门了,营业员都在卸排门板,亮出了橱窗。橱窗里的商品令人目眩。街上走的人,更令人头晕,那似乎都是一些活着的、生动的模特儿。他走到一个橱窗跟前,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橱窗里是一些电动的装置:一个滑梯上,一个个大头胖娃娃鱼贯滑下,两个娃娃抱在一起荡秋千,后面几个红领巾少年在试飞机模型,一架架银色的飞机在蓝色的云幕上飞翔。

他站在跟前,走不动了。他感到心里忽然有什么被唤回了,是的,被唤回了。这是他的童年,他的少年,他离开上海时,心中留下的一片金色的记忆。这记忆在十年中被误认为是上海了。于是,他便拚命地争取回来。上海,是回来了,然而失去的,却仍是失去了。

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漫下了人行道。像是排队走路似的,想快也快不了。他想起早晨挤汽车的那种形势; 想起饭店里站着等人,坐着被人等的情景;想起三角花园一条长凳上坐着三对伴侣;想起豫园假山上排队轮流照相……看来,人,不仅能创造奇迹,还能创造窘境。唉,他何必一定要挤进来呢,何必呢?

人和人,肩挨肩,脚跟脚,这么密集的在一个世界里,然而彼此又是陌路人,不认识,不了解,彼此高傲地藐视着。哦,他忽然想起弟弟前几日录来的一个歌,歌词只有反反复复的两句:“地上的人群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拥挤,天上的星星就像地上的人群那样疏远。”

那个地方却不是这样的,那里很清静,也许有些荒凉了。但走在街上,可以奔跑,可以信步,可以畅快地呼吸。因为城市小,人和人,今天不见明天见,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面熟的,相识的,一路走过去,几乎要不断地点头,招呼,倒别有一番亲切和温暖。看来,大有大的难处,小,却也有小的好处。

他身不由己地跟随着人流向前走,自己也不知道走向哪里。他很茫然,十年里那点渗透他心灵的、苦苦的而又是甜甜的思念,消失了。十年里那种充实感也随即消失了。他的目的地达到了,下一步,他该往哪儿走?人活着,总要有个目的地。完成西装革履、喇叭裤、录音机的装备,跟上时代新潮流? 找对象、结婚、建立小家庭? ……这些都可以开始了,是的,可以开始了,只是还需要很多努力,很多辛苦。并且,如果时装里包裹着一颗沉重而不愉快的心灵,究竟又有什么幸福? 为了建立家庭而结婚,终身伴侣却不是个贴心人,岂不是给自己加了负荷。他不由又想起了月牙儿般的眼睛,唉,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生的目的地,总归应该是幸福,而不是苦恼。他忽然感到,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是的,再扩大一点。

他郁闷的心情开朗了一点,好像沉重的乌云启开了一条缝,一线朦朦胧胧的光透了进来。虽然是朦胧隐约的,但确实是光。

“阿信!”

他站住了,似乎有人叫他,嗯?

“阿信!”又是一声。他转脸一看,见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中间,无可奈何爬行着的一辆公共汽车窗户里,伸出大哥的半个身子,向他伸着手。他背后还有大嫂。他们脸上的表情很怪,似乎是十分惊慌恐惧。

他不知出了什么事,掉转身子追着汽车跑去。大哥一把抓住他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就像十年前,陈信坐在火车上,哥哥跟着火车跑的时候那神情一样。他心里一酸。大嫂也伸手抓住了他:“阿信,你可别想不开!”她又哭了。

“你们想到哪儿去了?!”陈信笑了,眼泪却也滚了出来。

“回家吧!”哥哥说。

“好的,回家。”回家,家毕竟是家,就因为太贫困了,才会有这些不和。亲人,苦了你们了。他忽然感到羞愧,为自己把十年的艰辛当作王牌随时甩出去而感到羞愧。妈妈、哥哥、弟弟、嫂嫂,都有十年的艰辛。当然,人生中,还不仅是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的欢乐,真的,欢乐! 比如,林荫道,小树林、甜水井,天真无邪的学生、月牙儿般的眼睛……可全被他忽略了。好在,还有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该怎么过下去,真该好好想一想。

又一次列车即将出站,目的地在哪里?他只知道,那一定要是更远、更大的,也许跋涉的时间不止是一个十年,要两个、三个、甚至整整一辈子。也许永远得不到安定感。然而,他相信,只要到达,就不会惶惑,不会苦恼,不会惘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归宿。

(原载《上海文学》1981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