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路那幢联排公寓……

具体是哪一年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文革期间，家姐从茂名北路搬迁到靠近石门一路的延安中路某弄新居。

这一带过去是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相毗邻的地方，延安中路曾叫福煦路，南去一站之遥的淮海路叫霞飞路。

福煦和霞飞都是法国声名显赫的军人，因为历史原因，这两只高卢鸡居然飘扬过海，扬名立万到了沪上。

因为是租界，历史上有许多番鬼佬在此居住，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庄则栋的外公、当时入围世界前十的犹太富商哈同。那个俄式风格的上海展览馆，原先却是哈同和夫人罗迦陵的私宅——哈同花园。

沒见过世面的我，没事就喜欢骑个自行车到处转转，附近各种流派的建筑林林总总，让人目不睱接。因为是外行，根本弄不清何为洛可可和巴洛克，也弄不清哥特式和拜占庭。但对铜仁路上的“绿房子'略知一二。

这个绿房子大有来头，原来的房主叫吴同文，是贝聿铭的姑父。设计师是大名鼎鼎的匈牙利人邬达克。上海女作家程乃珊的获奖小说《蓝屋》，即以此作为创作背景。

家姐的新居其实一点也不清，是那种近代中西合璧式的三层联排公寓的底楼，风雨沧桑的历史感，至少已近耄耋之年。尽管如此，无论是外形还是内部结构，与常见的石库门大相径庭，档次自然略胜一筹。

据说这一带原来都是单门独户的私人宅第，寸土寸金。纵然没有悠然的田园风光，但交通、购物、上学、就医等极其方便，能在此拥有一席之地，不说富甲一方，至少是吃穿不愁的殷实人家。即便时至今日，这里更是百里挑一的上乘之选。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这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道尽了时代的更替和家族的兴衰。具体到家姐新居原房主的身上，除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让人喟然长叹，也生动地诠释了一段苍白的历史背景。

外甥告诉我，这幢三层楼的主人叫吴大羽，宜兴人。与徐悲鸿颇有渊源。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法国专攻油画，曾任上海画院副院长。诸多蜚声国内外的大师级的画家都出其门墙。

听了外甥的介绍，一时难以佐证，不免将信将疑，不置可否。

外甥还说，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木权威的吴先生自然在劫难逃，不仅大量资料、书籍、文稿，以及500多幅油画被洗劫一空，而且全家四口被赶往三楼，底楼和二楼由政府重新分配。这也是家姐一家和另外两家鸠占鹊巢的原因。

尽管是政府安排，合法搬迁，也仅仅是8平方的斗室，但毕竟是人家的房子。同时老家的房子也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冲击，和吴家一样至今被別人占据。同病相怜的境况，家姐几年来总是对吴家心怀愧疚。纵有相濡以泽之心，无有完璧归赵之力。奈何！

吴先生夫妇我从来见过，儿子和女儿虽然有幸相遇，只是因为缘浅，仅仅两三次而已。

小吴先生随母姓，叫寿崇宁。个头适中，体态偏瘦，鼻架金絲眼镜，书卷气十足。四十多岁年纪，尚未婚配。

女儿吴崇力，年纪与弟弟相仿，稍富态些也戴眼镜，穿着极普通。和弟弟一样，尽管年届不惑依然待字闺中。

姐弟俩都是中学老师，每天上下班见了邻居熟视无睹从不说话。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其心理状态不言自明。

设身处地细想一下，自己一家人无缘无故被赶往三楼，几十年习惯了的居家环境，生活方式，乃至个人的日常习惯统统被改变、被破坏。这种破坏对家庭和个人来讲，冲击力是巨大的，需要有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吴氏姐弟俩这种以邻为壑的态度，许是对自己合法权益被蹂躏的反击，抑或是被压抑，却无可奈何的情绪的一种释放方式！

尽管和邻居从无语言交流，但日常生活中琐事的沟通却是不可避免的。

那时上海居民水电表尚未分户，只有一只总表装在三楼吴先生家，每月每户使用了多少水电，该缴多少人民币，自然成了搔头的事情。

俗话说，困难没有办法多，而解决的办法还真有点滑稽。

每月抄表员登门后，各位高邻先后都会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水电总数及金额。开始各家面面相觑，不明就里，后来恍然大悟，原来是小吴先生趁邻居无人时，从门缝里偷偷塞进去的。至于该缴多少为宜，悉听尊便，您看着办！如果您革命工作繁忙，或者记性不好忘记缴费，这也无关紧要，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吴家决不会面露愠色，更不会有人上门索讨。

至于怎么将水电费缴给吴家？这种由门缝塞字条衍生出的缴费方式也颇具戏剧、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