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资本主义与欧洲的前沿：大17世纪人类对自然的征服
内容提要：荷兰共和国是17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那么环境史对理解荷兰这段扶摇直上的历史有何帮助呢?荷兰人的权力和利益网伸入自然景观、人的躯体和各式各样的生产关系之中，其规模之大乃整个地球史上所未见。从东南亚出产香料的岛屿到北大西洋的渔场，从巴西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园到北欧的森林，所有这一切在大17世纪(约1557—1763年)都被荷兰所领导的资本主义整合、改造。本文将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看做一个社会生态过程，重点考察波罗的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商品前沿。多个前沿的展开为荷兰的资本换来了廉价的食品和原材料(木材及其他林产品)，而这一点对其在欧洲其他地区和美洲实施商品经济的改造至关重要。欧洲内部的商品前沿与南大西洋地区的商品前沿非常相像，尤其是蔗糖生产对社会生态环境敲骨吸髓的盘剥和利用。目前学术界对此类前沿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有共识，但相关研究还很薄弱。商品前沿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破坏作用有二：第一，它以最快捷的方式榨取诸如森林、田地、矿山和人群(即劳动力)等生态财富，因而破坏了生产的社会生态条件，通常会在50年至75年的周期内令任何一地丧失赚取高额利润的条件；第二，一旦某一地区的生态财富价值下降，表现在该地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资本家便开始搜索下一个商品前沿。
原文出处：全球史评论2011年01期
杰森·W·摩尔 孙岳 瑞典于默奥大学历史、哲学及宗教研究系于默奥科学、技术与环境研究核心团队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
荷兰是“17世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Marx，1976：916)。对这种说法不存在任何异议。但环境史与荷兰资本主义和17世纪欧洲的世界经济又有何关联呢?
荷兰人的权力和利益网伸入自然景观、人的躯体和各式各样的生产关系之中并将其编织成更大的网络，其规模之大乃整个地球史上所未见。波兰的维斯瓦河流域(Vistula basin)、巴西的东北部地区、北大西洋的渔场均被大17世纪(约1557—1763年)以荷兰为首的资本主义整合改造。这一大规模的改造遂催生出一种商品前沿(commodity frontier)的概念，即用以重新改造全球自然环境的一种强大的现代战略。其基本逻辑，用社会生态学的话说，就是“打了就跑”(hit and run)，也就是说只要自然资源丰富易得手就“打”它一下，而一旦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态资源不再能够带来丰厚利润就一走了之。就每一种初级商品资源而言，如木材和林产品、谷物、糖、银、铜、铁、鱼类等，其格局都是当地一些顶级的生产商大获其利，然后便衰落，周期大约在50年至75年之间。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频繁地更换地点。
这种频繁更换地点的做法直接导源于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既生机勃勃又充满毁灭性——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要求。一方面，商品前沿受世界市场竞争的驱动在社会和技术方面表现出勃勃生机，从而加速了自然财富——包括人本身——的使用和分配过程；而另一方面，这种加速的使用和分配过程本身就具有毁灭性，严重破坏了区域赢利的条件。商品前沿之所以频繁更换地点且顶级生产商不断地推陈出新，其根本动力和条件正在于此。各个国家、各个资本家正是在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方能找到大规模获取自然资源的场所并进而在现代世界市场上夺得关键的竞争优势。至关紧要的是，欧洲和美洲都有这种可供发展的场所。
虽说不少学者已就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讲过许多(如Arrighi 1994：127—158; Aymard 1982; Boxer 1965; Hoppenbrouwers and van Zanden 2001; Israel 1989; 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Wallerstein 1980:36—71; van Zanden 1993)，但却很少有人从社会生态的视角加以考察。荷兰霸权的建立是一个极大胆的尝试和过程，它重构了17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生态体系。这一社会生态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体系，可谓是一种特殊的文明架构，它把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与大自然的赏赉永无枯竭的假定结合起来(Moore，2003c，2009，2010a，2010b，2010c，2010d，2010e，2011a，2011b.2011c，2011d)。①这里的“生态”是一个极宽泛的相对概念，它把人类历史与人类之外的自然史辩证地统一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从这一视角观之，文明并非是指人类作用于大自然的产物，而是在人类与大自然的多重相互关系中萌生和发展的过程。其实，现代世界史上的诸多运动莫不如是，比如工业化、帝国主义扩张、商品化等。由是观之，文明与各种运动都是人类与人类之外的大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束。
鉴于此，大17世纪荷兰的世界霸权在本文中被描述成一种世界历史过程，其目的就是要重塑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符号和物质关系。荷兰霸权的资本主义特征表现在这一世界生态活动和过程实仰赖多种商品关系急剧扩张的基础之上。荷兰获取世界霸权，其核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世界生态革命。荷兰人积极投身于约1568年之后长达一个世纪左右的社会生态变革大潮之中，致力于：(1)东北部巴西的迅速崛起，并于17世纪后期取代圣多美成为世界制糖业的中心；(2)把非洲贩奴贸易从几内亚湾推进到安哥拉和刚果；(3)使秘鲁波托西(Potosí)的银矿在1571年以后达到产量的顶峰；(4)在东南亚的香料群岛砍伐了大量的丁香树，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争夺17世纪最初几十年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的控制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5)在英格兰的沼泽地和从巴西伯南布哥(Pernambuco)到波兰华沙横跨大西洋的大面积湿地从事排水；(6)将西班牙的造船厂迁移至古巴，截至1700年，那里生产全世界1/3的船只；(7)在16世纪末将欧洲的铜铁冶炼中心迁移至瑞典，从而取代了此前的匈牙利和德国；(8)不断深入北大西洋附近地区捕获那里的鲱鱼、鳕鱼和鲸鱼；(9)16世纪70年代将林木产地逐渐从波兰和立陶宛转移至挪威南部，后又重新深入至但泽(Danzig)、柯尼斯堡(K
nigsberg)、里加(Riga)和维堡(Viborg)；(10)将维斯瓦河流域改造成欧洲的粮仓(Moore，2010a，2010b)。
一 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美洲和欧洲前沿
本文的重点是上述最后两场运动，即大波罗的海地区的木材和粮食与荷兰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成关系(generative relations)问题。这一视角突出强调欧美资本主义相与相生的关系和不平衡的发展。欧洲内部自身的商品前沿影响了扩展中的美洲商品前沿，而后者同样影响前者的发展，尤其是在制糖和银矿开采方面(Moore，2000，2010e)。上述两场运动相互调节。现代性的“伟大边疆”(Webb，1964)既不限于欧洲也不全是殖民性质，其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
新世界最大规模的商品前沿是蔗糖和银矿，其之所以能够成形是因为当时的欧洲已经具备了采矿技术、林木产品、捕鱼业和粮食产业，尤其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资本主义在美欧的扩张和发展，关键在不断加剧的一系列商品化运动(commodifying movements)，这种商品化运动的目标是拓展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沿，以解放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当然这就意味着将全部自然(包括人和外于人类的自然资源)看做某种“无偿的馈赠”(free gift，Marx，1967：745)。比如，美洲银矿的开采使得北欧的商品关系持续大幅扩展，那里的粮食和林木产品为荷兰17世纪的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条件，而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资本积累过程进而为美洲蔗糖及其他产品的生产并最终运至欧洲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运输条件(Moore，2007)。
荷兰资本主义及波罗的海地区的开发是通过一种商品前沿的策略得以实现的，其中非常突出的是当地林木资源的开采和粮食的批量种植。这里的发展格局与其在南大西洋地区榨取、利用社会生态资源而后迁移的商品前沿化过程非常相似，突出表现在蔗糖前沿方面(Moore，2000b；2007：chapter six)。目前学术界对此类前沿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有共识，但相关研究还很薄弱(如Richards，2003)。近代早期的商品前沿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破坏作用有二：第一，它以最快捷的方式榨取诸如森林、田地、矿山和人群(即劳动力)等生态财富，因而破坏了生产的社会生态条件，通常会在50年至75年的周期内令任何一地丧失赚取高额利润的条件；第二，一旦某一地区的生态财富价值下降，表现在该地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资本家便开始搜索下一个商品前沿(Moore，2000a，2000b，2003a，2003b，2007，2010a，2010b)。
商品前沿多种多样且在世界各地分布广泛，比如北海的渔场、挪威的木材、巴西的蔗糖、秘鲁的银矿、波兰的谷物。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种区域的商品集团(commodity regime)往往在50年至75年的时间里异军突起，在世界市场居于主导地位，而后又迅速衰败。不过这种区域经济的大起大落并不会形同中世纪一般导致商品生产的绝对垮台；相反，上述蔗糖、木材和银矿开采集团还会维持二流生产厂家的地位。因此，仅从市场经营的角度是无法理解大16世纪先有安特卫普、后有阿姆斯特丹及更广泛的内陆地区相继维系的商品前沿的。要扩大对原材料和粮食的有效需求就必须从事环境改造，就日渐枯竭的区域生态环境(如波兰的庄园农场或巴西的蔗糖联盟)而言，这种环境改造显然有利可图。
早期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恰恰是因为这一制度制造了一连串的生态危机，而不是前者避开了后者的干扰。凡从未接触过商品生产的地区(如美洲新大陆)或传统“自然经济”盛行的地区(如北欧)，上述的矛盾过程更容易迅速广泛地展开。在这些地区，商品前沿会锁定当地的生态财富(包括当地的劳动力供给)，将其纳入到资本的循环当中，倒好像是对当地的一种“无偿馈赠”，紧接着，土地和劳动力迅速被商品化，使得当地“虚构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Polanyi，1957)集合体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此时，土地和劳动力迅速枯竭的体制已经造就，且毫无例外地会经历一段起落浮沉的发展。及至衰落迹象浮现，寻找下一轮商品前沿的努力便开始了，扩张、危机、扩张，周而复始。
上述乃一划时代的变革，因为这种体制在工业革命之前大约300年便开始了重新规划时空的努力。
二 “优质的森林”：荷兰资本主义的林木条件与后果
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切均仰赖于森林资源。金属、建材、养殖、玻璃制造和农业都依赖于林区。缺少了木材和林产品，或砍伐森林之后开辟的空地，荷兰的奇迹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欧洲列强之中，荷兰人的森林资源占有量最不利其海外扩张”(McNeill，2004：397)。事实上，荷兰内陆可供造船用的林木资源甚至不及威尼斯，而后者在近代早期一直以缺乏林木资源著称(Appuhn，2009)。
荷兰的资本家遂在整个北欧地区开启了新的粮食和林木商品前沿。这就意味着荷兰势力所及周边地区的森林资源面临着强大但不均匀的需求压力。不消说这块大陆会经历一次森林危机，因为横扫北欧的资本主义扩张浪潮必然蕴涵着上述围绕商品展开的大规模环境改造。这种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洲新大陆的商品前沿，尤其是安第斯山脉的银矿和巴西的蔗糖(Moore，2010e，2007)。大17世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森林砍伐伴随着“损毁大西洋雨林”的巴西甘蔗种植园的开辟(Dean，1995)，也就是说，新大陆的银矿和蔗糖前沿与荷兰的农业革命同时展开，这一伴随而来的竞争实力驱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生态改造工程，加深并拓宽了北欧围绕商品生产和交换展开的资本主义进程(Moore，2010a，2010b)。
先从造船和木材商品前沿说起。在整个大17世纪，荷兰的资本不断地占用挪威、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森林资源。这一系列的商品前沿是大国在北大西洋地区获胜的地理支撑，先有荷兰，紧接着是英国(工业革命使用的是瑞典和俄罗斯的铁)。荷兰对这些木材前沿的垄断使荷兰的造船业(继而是霸业)占到了很大的竞争优势，这一状况至少持续到17世纪60年代，结果，荷兰造船的费用仅是英国的1/3至1/2(Albion 1926：156；Barbour 1930：267)。难怪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哀叹英国林木资源的贫乏，艳羡荷兰人能够享受那“东部诸国优质的森林[制造出]……大量的隔板桩、杉木板(Firdeale)、桅杆和木材”(Raleigh1653：26)。雷利所谓的“东部诸国”指的就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其中包括挪威。能够享受这里的林木资源对荷兰的兴起可谓不可或缺。
挪威原是丹麦国的一部分，后来在1570年以后成为荷兰的主要林木基地。荷兰造船业的突飞猛进——其吨位在1500年至1700年期间增加了10倍(Sella 1974；Unger 1992：260—1)——与荷兰的资本渗入挪威是同步进行的。荷兰的木材供给地转移至挪威与1570年以后但泽(Danzig)一地木材价格的不断攀升有关。是什么驱动了木材价格的攀升呢?“除了物价总体上升[即'价格革命’]以外，还有就是波兰和立陶宛木材供给量的减少”(Malowist，1960：36，39)。同样的供给量萎缩的情况在西班牙北部地区也有发生(Moore，2010a：55—62)。在肖努(Chaunu)看来，这一供给量的萎缩是17世纪大西洋地区“结构性危机”(great structural crisis)的一个组成部分：“木材危机是整体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整体危机把两个世纪连接了起来。”(1960：43)
自16世纪50年代起，伴随荷兰资本来到南部挪威，这里的锯木厂便如雨后春笋般兴建了起来。从50年前的一无所有，到1600年锯木厂猛增到500多家，紧接着发生了现代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伐木高潮(Sevetdal and Grimstad 2003：14)。荷兰在整个北大西洋地区资本广泛投资，荷兰称霸世界最重大的技术创新——快速平底船(fluitschip)——也由此诞生，挪威木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自16世纪70年代起，荷兰与挪威之间的木材贸易迅速攀升(S
gner，2004)；第一艘快速平底船于1595年问世，当然是在挪威生产的，用的是挪威的木料(de Vries 1976：117—118；Derry1979：142)。
同波罗的海粮食贸易中的做法一样，荷兰的密探就驻扎在挪威沿海地区，备好了充足的现金，总能绕过中间商在最低价时买进(Barbour，1930：273)。荷兰商人“用自己的船只装载采购来的木材，他们总是以最低价从当地农民那里购得实物，后者几乎没有什么赢利”(Kiaer，1893：332)。荷兰造船商人的经营策略非常成功，他们购买桅杆和其他建材的价格甚至低于挪威的竞争对手!(Barbour，1930：273)这样低价购得的大量松木使得批量生产设计规范的快速平底船成为可能，再加上生产过程“倾向于一种重复、规范的工艺方法”(Wilson，1973：329)，荷兰工商业的竞争力由此得到极大加强。另外，这种新型的船只“制作简便，因此寿命不是很长”(Cededund，1985：168)——大约不会超过10年的使用期，这一做法之所以可行正是基于这种低成本的木材采掘体系，而这种采掘体系又是基于这里的木材供给充分和高效的经济组织。
整整一个世纪的造船木材采掘和松节油生产，加之挪威炼铁业的持续增长，终于“造成了[木材]短缺，有些地方的森林被完全毁掉了”(Sevetdal and Grimstad 2003：10)。截至17世纪60年代，相对荷兰的需求，已经出现了森林行将枯竭的迹象(Davis 1973：190)，但即使在此时，荷兰每年从挪威进口的木材还是达到了30万立方米至37.5万立方米(Sipkens 1996：36；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这个数目非同小可，至少相当于40万公顷森林的自然增长量。②至17世纪50年代，人们已经明显觉察到“海岸线上的林木日渐稀疏”(Kiaer 1893：332)，致使挪威的林木开采业在17世纪末不得不向东部转移(S
gner 2004：45；
yen et al.2006：321)。此时，为维持出口，已经“有必要……从内陆的河道漂流圆木”(Kiaer 1893：332)。南部的莱菲尔克(Ryfyllke)也大致如此，那里“最好的木材都被砍伐光了”(S
gner 2004：45)，截至世纪中叶，只有“小宗的木材供应”维持着出口(S
gner 2004：45)。莱菲尔克的板材生产在17世纪60年代—80年代陡降了75％。“后来在易砍伐地带的进一步毁林”终于造成了木材供应的崩溃(Lillehammer1986：108)。在165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荷兰从挪威进口的木材从原有的13万拉斯特(lasts)，约合26万吨，下降到38000拉斯特(Sicking et al.2004：7)。此间，荷兰捕鲱船队专用的一种新型巴斯船(buss)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这当然不是什么巧合(van Bochove 2008：224—225)。
挪威的森林正在变得稀松，这一点几乎不成问题。“早在1637年”，挪威产的桅杆“就被人视作整个欧洲最糟糕的”(Bamford 1956：137)，这个(源自英国的)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肯定还是有些道理的：
数世纪以来，挪威一直为汉萨同盟各方提供桅杆和木材，但由于近来[约1550—1650]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大量需求，供给很快变得不足。同时，由于冶金业的发展和挪威自身的林木加工业的巨大需求，加之挪威缺乏保护森林的立法和有效的保护措施，剩下的森林也大多被毁，桅杆贸易也从此[1670年至1700年间]消亡了。(Bamford 1956：136—137)
不断加剧的“挪威供给问题”(Bamford 1956：136—137)迫使荷兰——而后更多是英国——重新开始寻找木材前沿。波罗的海地区的木材贸易额在1661年至17世纪90年代期间翻了两番。17世纪60年代这10年，共计150万件木材穿越厄勒海峡(Sound)，而到了1689年，仅在一年内就有130万件木材由此通过(Unger 1959：215)。在俄罗斯，毛皮贸易很快就被松节油贸易超过，后者是为了换取荷兰的金属制品和武器弹药(Kotilaine 2003：306)，荷兰资本家很快就迁移到俄罗斯沿海地带，在那里建立了最早的锯木厂(
zveren，2000)，就像一个世纪以前在挪威开锯木厂一样。虽有木材依然从南波罗的海以但泽为中心的附近地区进口，但此时总的趋势是向波罗的海东部和东北部转移。柯尼斯堡(K
nigsberg)、里加(Riga)和雷瓦尔/塔林(Reval/Talinn)，1641年仅提供8.6％的木材经厄勒海峡转运，而到了17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提升到32％。接着，波罗的海东部的木材贸易又被芬兰超过。截至18世纪20年代，东波罗的海地区经厄勒海峡的木材贸易缩水达50％以上(仅占总贸易量的14.4％)，而芬兰的贸易量同期显著提升，达到总量近2/3(Unger 1959：215；
str
m1975；Layton 1993：283)。1578年，荷兰的商船甚至北上至芬拉河(Dvina)以北，赶走了英国的竞争对手，且在17世纪30年代再度繁盛一时(Tossavainen 1994；Kotilaine 2003：311)。
作为廉价的木材来源，挪威一度让位于但泽和维斯瓦河流域，后又屈居柯尼斯堡一梅梅尔和涅曼河、里加和德维纳及维堡和圣彼得堡之后( Albion 1926；Kirby 1990：229—232；Smout，MacDonald and Watson 2005：124—131)。一个世纪之久的向但泽内陆林区的挺进始于1550年，主要是为了获得这里出产的桅杆、松节油、草碱(potash)及其他林产品( Szcygielski，1967)。毫无疑问，这种商品前沿的转移很快影响到当地的自然景观。弗莱特考察了大量使用波罗的海木材的佛兰芒木板画，认定厚木板(30厘米以上)在1500年占当时总量的14％，一个世纪以后，这种厚度的木板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薄木板的数量由原来的32％上升到总量的92％，明显表现出当时“找不到厚木板，遂只得用较为经济的薄木板”绘画的困境(Fraiture 2009：106，110)。
1610年至1640年，但泽地区的梣木及成板材出口下降了85％，至17世纪50年代则趋于完全停止(Unger，1959)。其中部分原因是荷兰一瑞典的战争(1655—1660)所致，但最重要的原因却在出口行业本身。柯比(Kirby)的说法直截了当：“维斯瓦河流域木材供给的枯竭迫使贸易商转头向东发展，寻求那里的草碱、板材、松木板和焦油”(1990：230)。正所谓“但泽有失，里加有得”。1610年至1690年间从但泽出发经厄勒海峡的商船数量下降了一半(Kirby 1990：230—231)，相比之下，17世纪第一个10年间在里加港口停靠的商船只有96艘，而到了17世纪50年代，商船数达到了263艘，其中近85％的商船挂的是荷兰的国旗(Zoutis 1960：82)。此时的里加可谓是一个大港口，超过了斯德哥尔摩，因为从这里可以直接深入芬拉河的广大内陆地区(Stoye 1969：151)。③
城乡关系在此是一个关键因素。城乡关系造成了一种新式的更具爆炸性的“代谢断层”(metabolic rift)，即城市榨取农村生态财富的一种不可持续的模式(Moore，2000a)。这一代谢断层在资本主义世界生态中的具体表现就是竭力拓展主要城市的腹地，以将上述前沿运动整合纳入到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之中。
(波罗的海的木材贸易)不只影响到但泽、里加、郎桑德( Longsound)及其他木材港口。它进一步深入到波希米亚、加利西亚( Galicia)和乌克兰，为身居内陆方圆数百英里地区的人们带来就业的机会……[由于过度砍伐]原有的供给点不再能够保障供给，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地深入远离河道的内陆林区。目的就是要获取合适的木材。这自然会驱动木材的价格上涨……河道甚至会因此变浅。(Albion1926，143，145，后一部分粗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加，以示强调)
供造船用的木材前沿不遗余力地圈占木材供给的地盘。甚至到了18世纪末，供造船用的木材也只占欧洲人木材消费的1％(Warde 2006：40—41)。以此相比，造船业对木材的需求是不成比例的，因为造船用的木材非常挑剔，多选用生长速度很慢的树种，如橡树。“造船厂需要特大的树木——主要是橡树——做木材，所以最怕稀缺。这部分是因为弯曲的'做罗盘用的木材’一般不是很容易搞到”(Warde 2006：40—41)。大量的可供造船用的木材更是求之不得。高昂的运费限制了木材的运输，哪怕只是几英里远都不是很容易，何况冬季运输路途还要更长一些(Albion 1926：145；Moore，2007)。
木材绝非波罗的海森林遭受剥削的唯一商品。此外还有很多林产品从东部欧洲流向荷兰和英国的加工中心。一旦欧洲森林的商品化程度达到某种临界程度，市场竞争和阶级冲突定然会引发一场“争夺木材的斗争”(Westermann，1996)，有时是在商品生产厂家之间，有时在农民和商品采购商之间(Moore，2010a，2010b)。在波罗的海，森林面临的压力不只被林木开采和农业结算之间的竞争所加剧，还受到另外两种活动的影响：(1)焦油制造，为船体防渗漏所必需；(2)草碱生产，对制造炮药和织物漂白不可或缺。二者都具有毁灭性的影响。16世纪后期，如同上述在挪威的经历一样，荷兰商人手里拿着具有同样购买力的现金：
荷兰商人要波罗的海农民先提纯焦油然后再出口……农民们于是先把树的根部烧灼，这样树就死了，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树液就会慢慢流到树干的下端，农民再把树放倒，为树干加热……取得里面的树液。砍伐森林是焦油贸易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荷兰商人鼓励波罗的海农民从传统的森林经济转向依靠种植小麦和亚麻的农业出口经济，[提炼焦油只是其过程中的一步]……普鲁士大部、瑞典南部，然后是芬兰的大片森林就这样被砍伐、改造，造成一种仰赖廉价焦油、小麦和亚麻子油的经济繁荣，并在17世纪达到高潮。荷兰商人出具的公式是先砍伐，后提纯焦油，于是他们便能够出售廉价焦油，而这种廉价远不是焦油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所要求的。(Loewen 2005：239—240，粗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加，以示强调)
除了木材，荷兰人还争夺草碱。草碱生产可不只商业资本主义贱买贵卖逻辑的一个简单表现，草碱的利润极大，因为它是荷兰资本主义高附加值战略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纺织业最大的利润空间在哪里?不在纺线、织布或养羊剪羊毛，而在染色和加工布匹的精湛技术，这才是控制市场的关键”(Wilson 1968：31)。
如同造船用的木材一样，草碱也有赖于橡木(oak stands)而且利润更高。约在1650年，“一装货港的中间商”有40％—90％的利润来自草碱贸易，只有16％的利润来自隔板销售，而且后者是最重要的……一种类型的木材”：
分包商和地主根本不关心森林的未来前景。他们砍伐了大量的硬木林，如橡树和山毛榉，因为后者是制造草碱最好的原料。森林砍光了，分包商就与另一个拥有适当木材的地主签下合同。这种做法对橡树而言是灾难性的，因为橡树要生长好几十年才能做壁板用……短视的乱砍滥伐行为，再加上上述多种内外部因素，给但泽地区的木业贸易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Tossavainen 1994：73—74)
但泽地区的森林遭受重创，表现在1625年以后经由厄勒海峡的但泽草碱出口终一蹶不振。1600年至1625年间，这里的草碱出口量增长了20倍(达到每年1.1万磅)，到了17世纪30年代的高潮期甚至达到每年2万磅(ship pounds)，但却从此一落千丈，以至一个世纪以后这里的产量才达到每年3900磅(Noah 1996，Ⅱ：11—13)。接下来的是瑞典，但瑞典的全球化草碱前沿终不过半个多世纪(约1675—1725年)，随后被圣彼得堡取代(North 1996，Ⅱ：12—13)。
三 波罗的海的粮食、廉价食品与荷兰的资本主义
在大17世纪，波兰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单一作物种植区，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以粮食为主的单一种植的集合体。粮食和木材，这两个前沿，“毁掉了维斯瓦河流域甚至中南部波兰”(Richards 1990：169)。16世纪后期，这里的“过度开发”(exhaustive cultivation)运动已经步入高潮( Szcygielski，1967：97)。至此，谷物出口占到了波兰出口总量的70％；到了17世纪初，这一数字又攀升到80％(Bogucka 1978：14)。难怪格拉曼( Glamann，1974：459)要说16世纪波兰的“农业在西方大量需求的压力下经历了畸形的发展!”导致这种畸形发展的是商品前沿。鉴于早期遭受盘剥的地带日渐枯竭，新的前沿就必须来填补空缺。这种发展模式也许并不新颖，但现在的周转期大大缩短了，是几十年，而不是过去的几个世纪。17世纪初，“即使远离维斯瓦河和但泽五六百公里的地区”都在忙着出口粮食和木材(Ma
zak 1970：125)。
波兰一跃成为幅员辽阔的农产品出口区导致了相同面积的大规模森林砍伐。波罗的海向北部荷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与波罗的海地区大规模毁林造田几乎同时发生，都是在1550年之后。威廉斯和理查兹认为，近代早期期间，这一地区毁林造田的总面积达50万—70万公顷，就是为了满足西北欧及地中海地区的粮食供应(Richards 1990：169，177；Williams 2003：176)。这其中有关波兰的数字还不是很清楚，但绝对不会少于2/3。
通向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道路是廉价的食品铺就的(Moore，2010c，2011d)。食品廉价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致，而另一方面则是全球范围农田的扩展。城乡的地理分布至关重要。北部荷兰的快速城市化——16世纪这里的城镇人口增长了几乎两倍——与波兰的快速农业化是同时发生的，两场运动紧密相关。17世纪波兰的城镇人口下降了1/3，而此期间的总人口增加了20％。在欧洲主要国家中，只有西班牙经历了城镇人口下降，但比例也不过5％(据Allen 2000：8—9的数据计算而来)。城乡这种重叠演变的生态过程常被学者忽视或仅是轻描淡写。首先，由于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城镇人口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余粮可以出口。假设其他的条件不变，那么波兰城市的人口少了，荷兰城市的人口就可以多一些。此外，1650年以后波兰农民的饮食进一步恶化，因此荷兰人能够获取的余粮又多了一些，而这就意味着波兰的人口素质进一步下降(Topolski，1962)。其次，城市消费林产品的速度非常惊人，建筑需要木材，生产需要木炭。城乡关系在改变剩余食品分配比例的同时也决定了剩余能量和木材的比例。波兰人享用的能量和木材少了，荷兰人能够享用的也就多了。这是解开维罗比茨“悖论”(Wyrobisz's paradox)的关键之一，由此可见早期近代的波兰是欧洲具有战略意义的木材和林产品出口国，“而与此同时……自身的工业发展却缺少原材料”(Wyrobisz 1985：38)。
16世纪50年代之后，波罗的海的粮食出口急剧增长，贸易额高达半个世纪前的四倍(Malowist 1959；van Tielhof 2002：43)。在1550年至1650年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共有11.3万艘货船搭载650万吨粮食驶过丹麦的厄勒海峡(Wilson 1976：20)，其中约有一半是从波兰出发的，而这其中有60％是荷兰的平底船，直到17世纪中叶(Glamann 1974：461；Bogucka1978：14)。
如同巴西的甘蔗种植园一样，波兰的庄园种植很快就破坏了土壤，因此被迫毁林造田，大片的森林也因之被砍伐。被砍伐森林所占的比例根本没有确切的数字统计。将毁林的责任归咎于农民还是庄园主已经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厘清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格局。有一种说法(Parker，1979：326)称东方有“封建资本主义”(feudal capitalism)，西方有“资产资本主义”(bourgeois capitalism)，所以出现了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如此大规模的森林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还有一种有关不平衡发展的说法将多种资本主义经济与农民经济对立起来。总之，我们在这里探讨的问题有多个层面。库拉(Kula，1976：114)认为在大波兰地区1550年至1750年间毁掉的森林就达3310平方公里，主要是围绕西部的波兹南(Pozna
)地区。理查兹(1990)估计仅在维斯瓦河流域就有50万公顷。实际的数字有没有可能比这更多呢?我们知道，17世纪30年代，仅草碱出口一项每年就要消耗350万立方米的木材(North 1996，Ⅱ：9)。假定森林出产率很高且提取木材非常高效，比如每公顷森林出产200立方米的木材，这就意味着仅在10年内草碱出口要消耗掉17.5万公顷森林，比理查兹估算的1550年之后两个世纪消耗的森林的1/3还要强。④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砍伐速度，与此堪比的只有同期(1550—1750年)巴西东北部甘蔗种植园区的毁林速度(Dean 1995；Moore 2007：ch.6)。
维斯瓦河流域的粮仓每年要输出多少粮食?理查兹估计16世纪年均从厄勒海峡通过的谷物运输应在6万吨。这里的具体断代非常重要。布罗代尔(1953)所谓的“第二个”16世纪(约1557—1648年)可能更具参考价值。马洛维斯特(1958)称15世纪末每年有1万拉斯特——1拉斯特大致相当于2吨——的粮食从波罗的海出口西欧，到了16世纪40年代，更猛增到每年4万拉斯特。16世纪90年代的年均发货量增至10万吨，后在1618年又增至12万吨(van Tielhof2002：43)。
森林的命运和土壤的命运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波兰16世纪的粮食高产——也就是比欧洲的均值高一点点——是毁林造田的产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很好解释为何随后会出现产量的下降，其实在17世纪初粮食跌价之前这一趋势已经很明显。毁林造田和产量下降也有一定的关联。保障粮食有剩余主要有两种策略，虽然其间已经出现土壤枯竭的趋势。第一，“通过翻耕土地时偏离轮作的基本原理”(Szcygielski 1967：97，94)；第二种策略是第一种策略的结果所致，即放弃枯竭的土地，重新毁林造田。土壤枯竭和毁林造田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重叠运动不可能用现代世界市场扩张的理论加以解释。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森林砍伐与土壤枯竭的扩张周期绝不是没有中介的农民一封建领主经济的发展周期所致，后者在中世纪往往表现为很长的周期(Seccombe，1992)。简单说，封建领主经济和农民生产都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世界市场的力量很大，但却不是那样大；封建领主经济和农民生产都有一定的扩张性，但其扩张性却不是那么强。所以毋宁说，这是两种力量不稳定的结合导致的紧张发展的结果。在某些方面，这种紧张关系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某些组织形式(如农奴制)，哪怕整个世界都已被夹带着步上了荷兰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组合的结果远不是农民、封建领主和商业关系的简单相加，此间的商品前沿充满活力，因为它懂得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和非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波兰的粮食出口在1600年至1625年间达到了顶峰，而在1655年波兰—瑞典战争爆发的前夜就已经下跌1/4(Parker 1979：39)。16世纪的波兰出现了持续的人口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农民经济的不断扩张(McEvedy and Jones 1978：73—77)，可谓波兰毁林造田的原因之一。1540年至17世纪初这一期间波兰粮食出口呈三倍增长的扩张趋势是毁林造田的另外一个相关但相对独立的原因。
封建领主竭力采纳“征用农民田产”(Blum 1957：829)的政策与毁林造田的行动在第二个16世纪经常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16世纪后期的波兰，如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依然是一片待开垦的开阔地。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似乎还有足够的……处女地可以满足封建领主扩张领土的野心，所以农民的田产很少被吞并”(Blum 1957：829)；不过1600年以后，封建领主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农民开刀，结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并沦为佃农，或原有的田产大打折扣”(Blum 1957：829)。粮食产量的维持愈来愈仰赖毁林造田和领主圈地这样一种混合的经营模式，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枯竭和领主敲骨吸髓的剥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期间，“贵族们纷纷削减农民的田产”以扩大自身的庄园种植。但这是封建领主唯一采取的一次攻势，而且是伴随上述资本“向东方”的扩张而发动的(Malowist 1959：186)。
但东向前沿的扩张却只能推进到此地，因为波兰的粮食产区在17世纪中叶遭受了一次深刻的农业生态危机。范·蒂尔霍夫(Van Tielhof，2002：54)认为这是17世纪60年代以来土壤枯竭所致，而西格尔斯基( Szcygielski，1967：86)则主张危机的起因在农业生产力的“灾难性”下滑。可以大致确定的是粮食产量几十年来一直在稳步下滑，学术界普遍认为(Topolski 1962；DuPlessis 1997：82)粮食产出的穗粒比从16世纪中叶的5：1下降到17世纪后期的3：1(或更低)。更为糟糕的是，自17世纪起，大规模的毁林造田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这一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水土流失意味着土壤中的养分大量的丧失。此外还有小冰期带来的严寒和冬季降水过多的问题(Wyrobisz 1985：38；Dunin-Wasowiczowa 1993：178；Klimowicz and Uziak 2001)。
这场危机是波兰农业的市场导向造成的吗?抑或是庄园领主农业经济自身内部的惰性死灰复燃所导致的吗?17世纪对整个欧洲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农业萧条”的时代(Abel 1980：182)。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萧条是大14世纪危机的重演(Seccombe，1992；Moore，2003a)。不过有一点重要的差别。凡农村经济相对较强的地区，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农业危机的影响都不甚显著；凡农村经济受制于世界市场或依赖市场的庄园主阶层，危机的影响则相当严重。但泽的粮食出口自16世纪末算起至18世纪初整整下跌了90％。所以说正是波兰商品前沿的力度而不是虚脱驱动了这场危机的爆发。
到17世纪末，英国取代了波兰成为欧洲的粮仓。1700年至1760年间，从英国运出去的“[粮食]比波罗的海所有周边地区加起来的还要多”(de Vries 1976：81)。当然，英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前沿。毫无疑问，英国在农业上的成功部分取决于大17世纪在农村强制推行的资产阶级的产权关系(Brenner，1977)。不过，英国的农业革命却不完全是新产权关系促成的，此外还有来自改良土壤的纵向前沿的影响。这场农业革命是遵循商品前沿的基本生态逻辑展开的，那就是“打了就跑”。就英国农业革命的具体情况看，是“为了短期利益动用永久牧场的氮储备”(Overton，1996：117)。英国的粮食出口在1760年之后很快锐减，恰恰是因为这种短期的暴利根本无法持续；农业生产此时呈停滞的状态(Allen 2004：409)。在跨海的另一端，但泽的出口优势地位在18世纪被东波罗的海的前沿生产商所取代。后一商品前沿重复着前一阶段粮食前沿毁林造田的故事，所以在爱沙尼亚和波罗的海俄罗斯沿岸多个地方18世纪末都出现了大片森林被毁的现象(French，1983)。
在沃勒斯坦看来，这是一种“自我消耗的方法”(1980：133)。
四 欧洲与崛起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的商品前沿
沃勒斯坦使用“自我消耗的方法”一语加以评价可说是非常到位。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态历史创新就是它有能力摆脱非资本主义文明必须面对的“自我消耗的方法”。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方法破坏了赖以维持农业剩余的社会生态条件，这就是封建时代危机的农业生态条件(Moore，2003b)。到了早期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式的地方主义的机构将原有的劣势转化成了优势，自我消耗的方法演变成一种自我驱动的方法。快速的榨取及其后的地方生态环境的枯竭反倒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更多的生态剩余价值。商品前沿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投入少见效快的获取大自然无偿馈赠的方法，因之得到了廉价的食品、能源和原材料。这种策略过去和现在都非常强有力(Moore，2010c)，因为它能够抗拒大都市利润下降的趋势。
欧洲的前沿在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常被学者所忽视。北欧的商品前沿为征服美洲并在那里实施商品化经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铜、铁、造船用的木材和松节油，还有供给生产这些原料的工人们吃的廉价食品，所有这一切使欧洲得以在海外建立帝国、开辟新的商品前沿。换句话说，欧洲的商品前沿是支撑早期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根本条件，而这一系列征服以大17世纪的世界生态革命而告终。由此可见，挪威的森林和波兰的麦田丝毫不亚于安第斯山的波托西银矿及巴西巴伊亚地区的甘蔗园。截至1750年，一个庞大的整合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生态体系业已凸显，从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到北美的五大湖区，从北大西洋的鳕鱼场到非洲罗安达的蓄奴港。从长时段观之，无人不见新旧大陆的政治生态泾渭分明，但在本文看来，欧美的前沿实际包含某种共同的——哪怕有些许不平衡的——历史地理特征。商品前沿的转移、繁荣、破产然后再奔向新的前沿，如此周而复始，一般在50年至75年内完成一个周期。
145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见证了资本主义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凸显，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无休止的征服自然、凡间的万物都须商品化，三者有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尽管有时也会出现些许的不平衡)。随之而来的一场商品革命——中经一系列的生产技术创新，如造船、采矿、冶金、印刷、制糖等——极大程度地一个一个地改变了各地旧有的自然—社会关系。这场革命的序列特征非常重要，是世界历史上所从未见的。国家和公司为夺取商品生产的原材料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因而这个时代围绕商品进行的革命给大自然提出了无休止的生物和物理需求。当一地的人力、生物和物理资源走向枯竭之时，哪怕时代赋予资本家以卓越的技术和组织能力也无力回天，此时又需寻找新的绿地，而绿地终会枯竭，直至商品经济走向全球。
非常感谢下述人员参与有关本文议题的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Diana C.Gildea,Richard A.Walker,Henry Bernstein,Dale Tomieh,Carole Crumley,Jessiea C.Marx,Jeff Sommers，Ulf Jonsson及Richard Lee。
注释：
①“世界生态”指连续的历史体系中曾具体存在过的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格局，故此涵括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中国、古罗马、古波斯等农业帝国等。“世界生态”并非“世界的生态”，而首先是一个辩证的有机体，借指人类组织财富积累(常言所谓“经济”)、权力追求(“政治”)、塑造自然(“环境”)的具体方式。这一世界生态视角的提出，目的在超越笛卡尔所谓的“社会”(不包括自然)和“生态”(不包括社会)的二元对立架构。在笔者看来，历史应被视作生命的网络，由此视之，世界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如科学革命、帝国主义、城市化、家庭结构的变迁、商业化等就可以被看做人类与人类之外的自然之间具体的关系束，这种关系束在连续的世界生态中表现为特定的生命过程。依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Wallerstein，1974)便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组织生命网络的一种具体方式，它服务于无休止的积累并把世间万物都做商品化处理(Moore,2011a,2011b,2011c)。
②假定自然增长率是每公顷1.5立方米，且保守地估计运输和锯木过程中的损耗在50％左右(Moore 2007：chs 2，4)。
③这里的芬拉河是指西芬拉河，而不是北芬拉河，后者在阿尔汉格尔入白海。
④有关森林生产和砍伐的详细情况可参阅Moore(2007：c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