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的言说：与精神病对比
神经症的言说：与精神病对比
Dany Nobus
Nobus先生接受访谈
在他的《罗马演讲》中，拉康注意到第二个临床悖论，是在言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上。透过把那些人们归类为精神病者，即那些自由地侃侃而谈而没有确实在言谈的人们，他可以去界定那些言说超过他们意识所使用的词语的人们，即神经症者。在第一个情况，精神病的情况，语言没有以言说的方式运作起来。而在第二个情况，神经症的情况，言说也发挥功能，但用的是超越言语化的语言。精神病者没有成功地言说，无论他们产生的句子多么清楚。神经症者则是无法阻止他们自己言说超过他们意图要表达的那些东西。
二十年后，在他的研讨班《再来一次》，拉康重新解释了这个洞识，即：“我不知道在言说地情况下言说着，我用我的身体言说，我这样言说，我自己却不知道。因此，我总是说出了一些超过我所知道的东西。”
在此，拉康派分析的目标并不是指向重新去整合精神病者的非言语交流价值—当临床医生在解释病人的身体的姿态、动作与他们的联想的关系时，他实际上贬低他们这样做。拉康的目标是要重新恢复神经症者的症状、压抑与焦虑，把它们作为是精神分析的有意义的单位。对于拉康来说，这个神经症的悖论，远超过它的精神病的同伴，它涵盖精神分析的发现的优势领域。因为假如他当时没有将神经症的症状（范围从身体疾患到口误），视为是由尝试表达它自己的无意识的观念（欲望，表象）所维持的话，弗洛伊德根本就不会发展出精神分析。
至于这个神经症式的经济活力的特性，弗洛伊德已经在1890年代中期的两篇影响巨大的论文“论神经症这与精神病者的防卫机制”中理出大部分的领地。在这些论文里，他曾经主张癔症与强迫神经症起源于无意识的防御行动，以便抵挡创伤的经验。当个人遭遇某件不相和谐的东西时，跟他们的自我的统辖的表象集团不相和谐的东西时，创伤的经验总是性的。自我的统辖集团就会凭借将事件从意识驱赶出去来尝试去维持它的尊严。弗洛伊德相信，这个防卫机制（或压抑），它的发生，是凭借将情感（精神能量的量子）从事件的精神的表象那里撤退。通过事件的精神表象，事件本身被转化成为无意识的记忆痕迹。虽然它的情感被替换成为另外一个表象。
因为压抑涵盖拆解与抹除那些不可能处理的性的表象，神经症者仅能够用记忆空缺的方式去描述他们的经验。这里的间隔和空缺就是非常明显—如有些病人说，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根本就没有记忆。要不然，就是他们被所谓的“屏蔽的回忆”。“屏蔽回忆”通常用来让故事的前后保持一致。直到1910年，弗洛伊德都相信，神经症者就是“忘记”那些难以应付的表象的人。精神分析家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在于帮助他们恢复他们失去的记忆。
可是，临床与理论的考虑将他导向去认为，病人并没有遭受到遗忘的直接痛苦。相反地，病人受的强烈的“不想要知的”所触动。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对于精神分析家要让病人充满他们明显欠缺的这些知识，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并不可能导致病人情况的改变。相反地，他可能立即竖立起保护的盔甲，对抗精神分析家的建议。
在第一个研讨班中，拉康重新解释神经症的“不想要知道”，将之当成是不识的激情。这一个维度取代知道与不知道的双重论。单纯的不识（或者翻译为误认méconnaissance ）并不相等于欠缺意识的知道，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巨大数量的意识的知识能够完美地巧合于强烈的不识。如同在20-21页所提到，拉康主张，不识强调病人接受象征移情的能力。因为它让他能够将精神分析家视为是被认为知道的主体。对照起来，“不识的激情”是一种心灵的力量，建议病人比较喜欢他们症状的情况的巧妙的现状，胜过于那甚至更加令人痛苦的遭遇，跟引起症状的东西。不识的激情因此契合于无意识的享乐，病人从他的症状获得的享乐。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压抑不但引起性的表象掉落到无意识里面，同时原初的情感也重新连接它自己跟比较无害的替换的表象。弗洛伊德将这个“虚假的连接”视为是神经症的症状的核心。无论是看似身体的疾病或是强迫性的思想的过程，神经症者的症状都是一种妥协，处于被压抑的事件（情感）的成分，与压抑的结构（替换的表象）的元素之间。因此，这也是“被压抑的东西的潜在的回转”。
经由神经症的症状，从意识里被驱赶出来的事件的一个层面会尝试要再次表达它自己。虽然个人不再能够理解这个。对于拉康而言，弗洛伊德的这个部分暗示着：神经症的症状传递了一种隐藏的意义。仅有当病人已经找到这些法则，她才能够理解这个隐藏的意义。依照这个法则，它的组成的成分彼此互相连接一块。
换句话说，神经症者具有某个意义。但是我们直到统辖它的组合的语言系统已经被发现后是不可能理解那个意义的。神经症的症状通常都是“沉默”的，它们却继续言说，用个人自己并不知道的语言言说着。这促使拉康要将它们比喻为盾章，谜团，象形文字，预言，封印，等等事物。并且最后将它们辨认为一种隐喻的结果。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包含一个信息，但是这个信息的确实的特性始终处于神秘当中，只有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符码来解答它们。
现在很清楚的是神经症的言语与上面详述的精神病的沟通不一样。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神经症患者无法获得其言语的真实含义及其通常的生活条件。他们一直认为他们使用的单词并不能完全捕捉到他们想说的内容，或者反过来说，这些单词表达的内容比他们想要的要多得多。虽然精神病人采用定型的交流形式，而这种交流形式充满被冗余和模棱两可的东西，但神经症者不断意识到语言在传达经验方面的不足。有时他们觉得他们只是缺乏词语或找不到要说些什么的话; 在其他时候，他们惊讶于他们说了一些他们根本不想说的话。
此外，虽然精神病患者正在被关于他们自己和大他者的绝对正确的知识所充斥，但神经症者一次又一次地被认识到他们的知识是不完整的，不一致的和不连贯的。
不信任和怀疑，这两种通常与偏执相关的影响因此可以像精神病一样很容易地在神经症中遇到，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是坚定的信念，而在前者中，它们则来自深刻的不确定性。一个精神病患者会因为他已经阅读了对方的意图而接近他怀疑的人，而神经症会怀疑是因为由于大他者的干涉而对小他者有所怀疑。正如拉康在研讨会III所说的那样，未知的维度，“大他者的言语......是神经症的决定因素”（Lacan 1993[1955-56]：168）。
神经症者和精神病患者之间的这种结构差异，尽管他们的症状和影响是相似的，但在患者反思他们正在取得的进步时所谓的“初期会谈”（拉康的等同于弗洛伊德的“尝试性阶段）中常常表现出来。当一名神经症者表示他对自从会谈开始以来他的病情没有任何改善这一事实表示担忧时，他会在他的分析师可能不太好的诱人想法之间找到并且保持一种平衡（事实上，她可能不是一名受过适当训练的分析师，并且因为她的敏锐和魅力而感到痛苦并且认识到他自己就是选择了她的人。）而另一方面，精神病患者很容易得出结论，因为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她的分析师必须参与同样的阴谋，这一阴谋应对她所有的苦难负责。在这两种情况下，患者担心分析师不是他假装的，但在前（神经症者）病例中，怀疑是依赖于怀疑和不确定的而并非坚定的信念。
与精神病患者相反，神经症者考虑到大他者的言语，而言语又是基于说话者和她的对话者之间的“语言墙”的设定，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缝合点以及对父亲的名字的存在。神经症与精神病患者不同，因为它们同化了语言中嵌入的社会文化规则，其原则是父性的功能。
在他的作品中，拉康将这种象征秩序的精神同化与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联系起来，认为象征系统的整合是压抑发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根据弗洛伊德著名的狼人案例研究（1918b [1914]）收集的内容，他在研讨会I中说：
nachtraglich【德文：事后的、补上的】 即在创伤之后发挥了干预作用。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一个主体的某些东西在他参与整合的象征性世界中被变得孤立起来。从那时起，它将不再是属于该主体的东西。主体将不再发言，将不再整合它。尽管如此，如果有人能说出来的话，那么它仍将存在于某个地方。[这将是人们随后称之为症状的第一个要害。] 26
（Lacan 1988b [1953-54]：191）
在这里，拉康试图解释事件如何变得痛苦，从主体采用规范和价值观的象征框架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压抑的牺牲品的。弗洛伊德所指定的是两种心理表象之间的不相容，拉康翻译为象征秩序中能指的“脱落”，仅仅是它被主体同化招来的结果。因此，任何事件本身都不是创伤的; 它通过一个象征系统的干预，在“事后”之后获得了这种意义。
拉康的观点认为，只有将符号秩序及其在好/坏与错误之间的区别整合在一起的神经症者才能以文化上可识别的方式将创伤与非创伤的事件分开来。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的精神病患者，可以将神经症可能经历的创伤事件视为是中立的甚至是愉快的环境，这令人震惊，而反之亦然。例如，一个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受到表面上非侵入性现象的极大影响，同时由于他被放到一辆面包车后被一群暴徒多次强奸而却无动于衷。27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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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研究》第三辑中已经部分刊载了我在2016年翻译的Nobus先生关于临床诊断的章节中精神病和倒错的部分。由于暂时没有继续刊载的版面，我们把原计划继续刊载在《研究》中的原本翻译的部分内容陆续发布在这里。
Nobus此前发布的部分译文，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