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李宏如:情系清凉山(八)》

李宏如:情系清凉山

文/康所平

亲 近 名 师
李宏如毕竟不是佛门弟子,在抄录、整理碑记拓片过程中,碑文中的不少名词术语、佛教典故使其产生疑惑,加之,他本人古文知识有限,连给原文断句标点都十分困难。两书最终得以出版,多亏了几位老师的无私帮助。
弘瑞师,俗名高润保,泽萌泉村人,与李宏如是同乡。15岁出家塔院寺,属临济正宗。23岁在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受戒之前,曾入胡子笏在五台山办的佛学院和藏文佛学研究院学习两年,成绩优良。受具戒后,学修念佛法门,注重实行,不收徒、不化缘、不私蓄、开荒种地自食其力,坚持佛教传统的苦修法门,可谓五台山当代高僧。他先建起了峨口白云寺,后又建起杏园正觉禅院以及禅院之华严宝塔(塔身纯石条,13层,70多米高)。弘瑞师不仅道行出众,书法和文章也好,书法尤擅小楷。他与弘瑞师交往甚厚,在如何做人、处事方面颇能谈得来。弘瑞师时居峨口白云寺。李宏如抄回的碑文,每遇到认不得的繁体字或看不懂的涉及佛教的内容,便前去白云寺请教。
《繁峙宗教志》资料收集初步完成后,又用了近一年时间,才打印出初稿。他将初稿送弘瑞师,请帮忙审阅。弘瑞师看得非常认真,发现了不少问题,提出了100多条修改意见。于是,他又下去对部分资料重新核实,并补拓了碑记,有不少寺庙,他去了五六次之多。
直至将初稿送李裕民教授前的最后一次,他与弘瑞师集中3天时间才完成了稿子的修改校对。李宏如宣称他本人并不信佛,但得一佛门知己加老师,他觉得也不失为人生一大幸事。
期间,于1986年2月20日,他还带着《繁峙县宗教志》初稿,去圭峰寺拜访了通愿(尼)师,请她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法师欣然接受,并谦虚地说:“这很好,可以使我增加一些知识。”
通愿法师,俗姓翟,民国年间奉天(即今辽宁省)省长翟文选的女儿。1937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经济系,1940年出家,1956年来五台山。
半月后,李宏如再上圭峰寺拜见通愿师。通愿法师说:“宗教志看过了,没有意见,使我增加了知识,知道了五台山的范围。原以为五台山就是台怀镇那一块。关于我来圭峰寺这一段不要写进去。因为我的户口还在五台山。1985年的统计表,圭峰寺可以填写我的名字。关于五台山传说的写法,我是同意的。不要写宗教怕涉及宗教内容,那就不成其为宗教志了。”
直到1992年4月书稿最后定稿前,李宏如又去五台山普寿寺找如瑞师、妙音师(前者时为普寿寺当家,后者为其助手,均为通愿师弟子)审查《繁峙县宗教志》历代名僧目《通愿传》。如瑞提出草稿中的“白”字应去掉,“七千多舍利”改为“万余粒”,并提出增加“美国、新加坡等国佛教界来人来函求取通愿法师舍利”等内容(通愿师已于1991年圆寂)。他均依言作了增删。
另一位也即李宏如最尊崇的老师就是李裕民教授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李教授的帮助,此书就不可能面世。
李裕民,浙江人,历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并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0年7月末8月初,时在山西大学任教的李裕民教授参加完中日五台山佛教学术会议,取道繁峙参加《繁峙县志》审稿会,偶然见到李的碑拓和正在整理的《繁峙县宗教志》(初稿),他说,这些资料很好,对研究五台山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应该出版。他觉得自己水平有限,恐力不胜任。李教授说愿意帮助出版。自此,他俩开始了长达近二十年的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君子情谊。李曾在《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序文中写道:“我与李教授由不认识到认识,再到朋友、老师,真是前生有缘,今生之大幸!”
李教授平素工作特忙,既要带学生,又要著述,还经常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尽管如此,李教授还是加班加点,牺牲了节假日,将17余万字的《繁峙宗教志》书稿逐句推敲,认真修改;将李宏如捶拓的200多方碑的400多张拓片与抄件校对并加以标点。李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令李肃然起敬。特别是李教授曾为他多次修改书稿(之后,还为李重印万历版繁峙县志、道光版繁峙县志和光绪版繁峙县志,或点校或诠释或订正)都从不收取分文报酬。他有时觉得过意不去,说点客气话。李教授总是说:“老朋友嘛,能帮你实现整理县里文史资料的理想,也是一件快事。”他倍感温暖。
李宏如虽然在1985年抄录了一些碑文,为编写宗教志提供了资料,但抄下的碑文恐有错漏,不能作为历史依据,一旦碑石损坏,则无法弥补,他因此产生了拓碑的念头。从1987年始,在前段对全县寺庙、碑记等作了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漫长的拓碑之路。
他先专程去西安买回拓碑工具,并拜县博物馆负责人张所廷同志为师,掌握了一些拓碑的要领。拓碑这活儿技术性很强,好的拓片就是艺术品。好在他的要求并不高,看清字就行了。多年下来,李宏如确实摸索出一套拓碑的门道。
从此,李宏如的背上又多了一个大包,包内是打刷、毛刷(洗碑用)、墨汁、水、放墨汁的碟子、木托、白布、和小铲(铲除碑上的杂物)等拓碑工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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