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失踪14年后，1949年男子被省委书记曾希圣告知：你爸爸是特工
1949年建国后不久，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办公室内，收到了一份老战友梁明德发来的电报。内容是：他打听到自己的儿子在安徽青年团工作，请求曾希圣帮忙找找自己的儿子。
作为省委书记，这个请求曾希圣不能推辞。先不说自己和梁明德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有着生死之交的情谊。就是普通的革命战友，对于寻子这样的事，也要予以帮忙。
图 | 曾希圣
于是，曾希圣找到了时任青年团安徽团委书记的项南，对他说道：“我的老战友梁明德托我帮忙找他的儿子，据说就在你们青年团工作，你是团委书记，这件事我就交给你了，赶紧去找找姓梁的团干部，越快越好。”
曾希圣怎么也想不到，他要找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相信有些读者朋友已经猜到了，没错，梁明德拜托曾希圣找的人，就是项南。
项南就是梁明德的亲生儿子！
图 | 项南
曾希圣作为梁明德的老战友，他以前自然见过他的儿子，可是为何项南在他眼前，却没有认出来呢？梁明德和项南两父子为何不是同姓呢？
这其中的原委就说来话长了，请大家慢慢往后看。
（一）真相大白
项南接到这个任务后，不敢怠慢，立刻就到党委机要室看梁明德发来的电报。回到团委后，项南就开始寻找符合条件的人物。
可是，曾希圣给的条件太过宽泛，只说是姓梁的，还没有其他什么具体信息，项南的这项工作一时之间停滞不前。
没过多久，曾希圣等得有些心急，在一次省委召开的干部会上催问项南：“我托你找的姓梁的干部，找到了没有？”
项南顿时就一副苦瓜脸，说道：“您交代了以后，我就一直在寻找。全省青年团干部的花名册我都翻了好几遍，姓梁的有不少，可是到底是哪个，我也分不清，您能不能再提供一些具体的信息？”
曾希圣觉得项南说得有道理，之前确实没说仔细，让他为难了。
只是说姓梁的确实比较难找，自己也知道一些战友梁明德儿子的情况。于是在会后，曾希圣就留下了项南与他谈这件事。
曾希圣根据对老战友梁明德的了解，给出了几个信息：老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20世纪30年代到上海，家住大世界八仙桥一带。
项南一听惊讶地说道：“这也太巧了，我也是福建人，也曾经在八仙桥住过。”
曾希圣一听也有点意外，想想好像也确实不了解项南的情况，于是就问他：“你住八仙桥哪里？你父亲做什么工作？”
项南回答说：“我父亲是做生意的，当时我们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
图 | 法租界中央巡捕房
这就轮到曾希圣惊讶了，因为项南所说的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居民住宅，而是当时我党在上海的一个地下联络站！
当年曾希圣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去这里传递情报。曾希圣看着眼前的这个青年，突然隐隐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继续问道：“我也在那里待过，那时一个大老板的家，你怎么会住在那？”
项南说道：“我们家为什么住在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还小，后来我在南京读书，放假的时候才回那里住几天。”
曾希圣越发的怀疑，老战友梁明德和眼前的项南有什么关系，难道说他们两人……
曾希圣又问道：“你父亲既然是做生意的，朋友很多吧？家里平时来的都是什么人？”
“家里来往的人可太多了，具体都是干什么的，我也说不清。”
曾希圣继续发问：“那他的朋友里，有没有一个大胡子经常来家里？”
一听这句话，项南就立刻笑了出来：“有！有！有！当时有一个大胡子叔叔就住我家，还经常带我去南京路玩……”
说到这里，项南突然反应了过来，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曾希圣，那眼神里分明透露出这样一句话：你怎么知道？
曾希圣听完不禁感慨，身子往后靠在了沙发上，回想以前的事。他当时住在梁明德家，经常会带老战友的儿子去南京路玩，逛大世界……
图 | 老上海
曾希圣坐了起来，再仔细端详眼前这位团委书记，样貌、神态确实和老战友有几分相似。此时，他基本已经可以确定，项南就是老战友梁明德的儿子。
这个世界真是无奇不有，竟然会有如此巧合的事！
曾希圣指着自己，对着项南说道：“你看我像谁？”
项南仔细看了看，眼神亮了，大叫道：“胡子叔叔！”
曾希圣也很激动，没想到居然这样找到了老战友的儿子，站了起来，重重地拍了下项南的肩膀：“找到了，你这个小兔崽子，你就是老梁的儿子！”
而项南，一时间还处在巨大的震惊中，没有想到就这样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父亲不是一个商人吗，怎么又是我党的人员了？父亲明明叫项与年，又怎么会叫梁明德？他后来去哪了……
一大堆的疑问缠绕在他的脑海，急需要有人来回答他的疑问。
于是，曾希圣娓娓道来，讲述了他父亲过往那不凡的经历。
（二）投身革命
梁明德，原名项与年，1894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在他目睹了家国破碎、军阀割据的情况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秋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图 | 青年时期的项与年
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革命风潮席卷全国。两广地区更是成为了革命的根据地，为了争取海外人士支持北伐，决定派项与年前往南洋开展革命运动。
派他前往南洋，主要是因为他在南洋有朋友，认识的人多，另外，他会讲福建话、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便于在群众中间交流。于是，他也就成为了不二人选。
1926年春，他离开家乡前往南洋，出发前，他跟妻子、孩子以及家乡父老都只是说，自己去南洋做生意。那个时候，项南不过才八岁，父子二人就分别了。
项与年去的是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三马林达市，这里有很多福建同胞，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工厂里做工。到达这里后，凭借他的热情、乐于助人，加之又是福建老乡，他很快在劳工中树立了不小的威信。
不久之后，他在劳工当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还在1927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发动劳工举行罢工，控诉殖民者迫害华工，号召华工团结起来，反抗殖民主义。
图 | 罢工游行
面对这样的场景，殖民当局非常气愤，出动军警镇压，并将他逮捕。在被关押审讯五个月后，经过华侨同胞以及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他被释放出狱，殖民当局将他驱逐出境。
1927年10月，他回到了家乡，不知内情的家乡父老只以为他是在南洋做生意失败。而项南见到父亲回来，却是说不出的开心。
此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国民党在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党组织全部潜入地下活动，他好不容易才与党组织建立联系。鉴于他的地下斗争经验丰富，党组织派他前往上海，在中央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是周恩来领导建立的中央情报和保卫机关，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者的安全。另外还要组织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还有惩处叛变的汉奸，营救被捕同志等任务。
图 | 周恩来
身处敌人防守最为严密的城市之一，他必须小心谨慎。这一次，为了便于掩护，他带着妻子和儿子一同从老家来到了上海。
来到上海后，他们一家就在上海大世界的附近八仙桥安了家，也就是上文项南和曾希圣提到过的地方。
来到上海后，项与年每天早出晚归，行动神秘，穿着也是一身商人打扮，家里也时不时会有一些“商人朋友”前来商量事情，“胡子叔叔”就是其中之一。而不到十岁的项南，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
在外面，项与年当然不是做生意，而是执行隐秘的任务。1929年，项与年和其他同志在霞飞路设下埋伏，苦苦等候了几天，将出卖我党重要领导人彭湃同志的叛徒白鑫予以击毙。
此外他们还组织人员准备营救彭湃，虽然营救行动失败，可是也震惊了敌人。
图 | 彭湃同志
（三）伪装传递重要情报
1933年10月，项与年接到一项任务，前往江西德安，在国民党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的队伍里开展情报工作。
莫雄是国民党进步人士，虽然在江西担任保安司令，参与“剿共”。可是他心中有大义，曾经主动要求加入我党。只不过考虑到他的身份，在国民党内潜伏会有更大的作用，于是便没有接受他的入党申请。
后面的事实将会证明党组织的这个决定有多么明智！
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莫雄为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还让他自己搭建参谋班子。这就恰好给了我党一个机会，莫雄请求我党派人前去协助工作。
图 | 晚年莫雄
而项与年作为特科的一员，敌后工作丰富，善于伪装潜伏，工作能力也很突出，自然就成为了党组织考虑的对象，并最终决定派项与年、刘哑佛等前往江西德安，协助莫雄，搜集情报。
所以，项与年再一次离开家人，走之前，他也只是说自己去九江做生意。15岁的项南在黄浦江依依送别父亲，二人开始了第二次分别。
莫雄既然是自己人，可是却又不得不听从蒋介石命令参与“剿共”。为了迷惑蒋介石，让莫雄获得信任，红军和莫雄开始了一场心照不宣的“表演”。
红军的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故意减少在德安地区的游击活动，还和莫雄的队伍交了几次手，每次开打没多久，红军就佯装败退，给莫雄创造“剿共战绩”。
如此一来，国民党方面对他大加赞赏。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特地嘉奖德安地区，说莫雄得力能干，还把德安地区评为“模范区”。而蒋介石也很高兴，通令嘉奖。
图 | 蒋介石
也正是因为红军和莫雄的这一配合，在后面的事情中才让我军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当时面对红军在赣南苏区的发展形势，蒋介石深以为忧，把红军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在发动了四次围剿后，都失败了。
蒋介石决定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他召集江西、湖南、山东、湖北、河南五省主席和高级军事将领，让他们前往庐山开会，商讨“剿灭红军”的计划。这次会议高度机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的人员也是国民党高官。
本来按照莫雄的级别是不够参加这种会议的，可是蒋介石鉴于他之前“剿匪”有功，而且附近也是他的防区，就让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也正是他的参加，得知了这次围剿红军的绝密计划。
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建议，蒋介石计划调集150万大军，另外还有大量的飞机、坦克、大炮，向中央苏区围剿。
在同一时间，所有的部队一起行动，向中央苏区实行严密封锁，然后步步推进，逐渐缩小包围圈，像铁桶一样围歼红军，消灭苏区，所以这个计划也被称作“铁桶计划”。
图 | 国民党军队
这个计划制定得非常具体，大到部队围剿的方向，小到各个部队的联络口号，都规定的一清二楚。每个与会人员都发放了一本围剿计划，盖有“绝密”字样，每本计划书标明序号，声明一旦有人泄密，立即格杀勿论。
莫雄看着手中的这一份围剿计划书，表明上装作认真地翻看，内心着急不已。会议一结束，他就立马赶回德安，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项与年等人。
项与年看到这份计划也是大吃一惊，头上冒出了不少的汗，他们明白这一份计划如果实施，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不亚于是灭顶之灾。
项与年急忙启用秘密电台，先将这个计划的要点用电报发给中央。然后他采用一种特制药水将计划的具体细节书写到4本字典上。
因为项与年熟悉江西各地的地形以及交通，人也长得文质彬彬，因此决定由他化装成教书先生，火速赶往中央苏区传递情报。
从德安到瑞金，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国民党军队，又有多少的关卡，一旦被发现，小命立刻不保，这就是一次生死之行。
在南昌的一个哨卡，他遭到了严加盘查。好在他够冷静，主动拿出了字典，跟哨兵说自己是教书的，只有几本字典。哨兵翻了翻字典，没有什么异常，又见他一副书生相，就抬手放行了。
项与年经过的关卡越多，心中就多一分不安，身上装着四本字典确实有点显眼，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关卡哨兵会不会没收。
图 | 项与年
为了安全起见，他找到了沿途的一个地下联络站，连夜将字典上的情报写在一张薄纱纸上，然后藏进布鞋垫层里，穿在脚上继续前进。
越往南走，敌人的盘查也越多，为了身上的这一份情报，他决定白天休息，晚上行动，走山路，避开大路。快到瑞金时，项与年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再次化装。
他躲进了一个树林，把自己的衣服弄得破破烂烂，还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几颗牙齿，把自己弄得满脸是血，头发也乱糟糟的。
于是在前往瑞金的路上，少了一个教书先生，多了一个疯乞丐。
在前往哨卡时，他装作一个乞丐，疯疯癫癫的，嘴角还流着口水，身上也是一股臭味。敌人的哨兵见到这样一个疯乞丐，巴不得赶紧赶他走，纷纷端着枪轰他快走，谁也懒得去盘查他。
就这样，他一路将这份决定红军命运的情报送到了瑞金，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图 | 在苏区时的周恩来
由于项与年送来的情报及时，党中央立刻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中旬，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毛主席谈到红军大转移时，曾感慨地说：“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四）父子离别14年终相认
项与年跟随部队一起参加了长征，只是中途他又被安排了任务。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逃出了包围圈，大发雷霆，调集军队在沿途围追堵截。
图 | 红军长征
为了阻止敌人，项与年被再次安排任务，让他紧急回到上海，带领两名爆破队员赴江西南浔铁路炸毁桥梁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以破坏敌人的后勤运输线，打乱敌人的“围剿”作战部署。
只是这次的任务并不顺利，他们一行人在南京就被国民党抓了，好在他凭借自己的智谋逃出来了，为了安全，他再次乔装成商人在各地游荡。
党组织考虑到他已经暴露，让他回到家中，不得外出露面，同所有人员断绝一切交往。这一次，他在家中待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在项南的印象中非常深刻，父亲与他聊了很多。
在项南的心中，那是和父亲接触最久的一段时光，也是最幸福的时光。可是分别再次来临了，1935年春节刚过，项与年接到组织任务，再次离开家庭，和儿子开始了第三次分别。
而这一次分别，一眨眼就是14年！
时间拨回到1949年！
项南听着曾希圣介绍他父亲以往的事迹，听着听着不禁泪如雨下。他万万没有想到父亲原来一开始就在从事革命运动，他根本不是一个商人，而是我党的一个红色特工。
图 | 项南
曾希圣讲完后也感慨不已，对项南说道：“你爸爸以前是我党的红色特工，现在是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他一直在找你，没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如今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你们父子赶紧联系吧。”
项南一时间也非常开心，没想到寻找多年的父亲竟然一下就找到了。
当天晚上，他就给远在沈阳的父亲写了一封书信，信中倾吐了14年离别的父子之情，也汇报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
虽然他们父子已经相认了，也开始了书信的联系，可是由于双方工作都很忙，相隔又太远，因此，项南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前去探望父亲。
直到1953年，他们才有了一次相见的机会。
当时担任华东团工委书记的项南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项与年也在北京，于是父子二人相约在颐和园会面。
图 | 颐和园
那一次会面注定是难忘的，父子二人从1935年春节分别，到1949年建国后相认，再到1953年才见面，中间相隔近20年。父子二人见面后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一刻，欣喜、激动、辛酸的感情交织在一起。
1978年，项南正在准备带领中国农机代表团赴意大利考察时，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梁明德老人因病治疗无效，已病逝龙岩，享年82岁。
项南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不已，没有想到父亲就这样撒手而去。可是由于任务在身，他不得不忍住悲伤，飞往意大利执行公务。
1978年11月17日，辽宁省在沈阳为梁明德召开了追悼会。因为项与年常年从事地下工作，所以他一直没有改名，都是用的梁明德这个名字。
图 | 晚年项与年
项南得知消息后，携妻子前往沈阳奔丧。此时的他，已经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但是他没有告知辽宁省委，自己和妻子悄悄找了一个旅馆住下。
在项与年的追悼会上，很多的领导都来了，包括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项南没有通知别人，自己默默地排着队，跟随着悼念的人群慢慢往前走。
项南夫妇长期是在中央任职，很多人也都认识，当看到他们出现在追悼会上，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连任仲夷也不知原委，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悄悄把项南拉到一旁，问他：“你是怎么认识梁老的？”
项南缓缓地说道：“他是我父亲！”
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有很多潜伏在隐蔽战线的同志，他们隐姓埋名，跟妻子、孩子也不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心中只有一个信仰：一切为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