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文/汪德仲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中央红军一军团二师六团和中央机关进驻遵义城。一月十五至十七日，中央在遵义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迎接新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必须北上。

（一）

一九三五年二至三月，中央红军胜利地二渡赤水后，又重返遵义城。中央军委在这次撤离前，决定组建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继续领导农民开展斗争，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转移。同时，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红军遵湄绥游击队正式成立，并在遵义老城杨柳街领受中央军委的指示。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派王友发同志参与游击队组建工作，并出任遵湄绥游击队政委。王友发是江西老农民的儿子，他一九三零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三年在红军大学毕业，先任红一团三师九团政委，后任红九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一九三四年十月，他随中央红军长征来到遵义，组织上选他组建和领导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以红军指战员为骨干，有桐梓赤卫队、遵义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之友社的部分成员一百二十多人组成，由姓刘的任队长，随及开往遵湄绥三县边境，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傍晚，红军游击队离绥阳边境二公里的湄潭县分水垭宿营，被湄、凤、绥三县联防和区武装团丁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游击队胜利突围，向北进入绥阳县境辅乐坝（原苦蜡坝）。辅乐坝山高坡陡，四面环山，土地贫脊，仅住着五、六户穷苦人家，经过游击队员的宣传，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红军游击队暂在这里驻扎。政委王友发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十来天的战果，并拟出下步行动计划，他们根据碰头会的意见，游击队从密林小道绕过绥阳的白泥坝（窝）、黄羊台，进入遵义县茅坡。三月十九日，游击队在碗桥设埋伏击退敌人后，回到磨刀溪，政委王友发和刘队长分别在相距一华里的两地宿营，但又遭三县联防和两个区民团尾追袭击。此战役，由王政委带两个分队突围，由刘队长带两个分队阻击，因遭受敌人重重围攻，游击队终于被打散。政委王友发突围后，来到湄遵隔河相望的属洞，并召集干部开会作出决定：凡西南藉战士都转入地下开展斗争，江西藉老战士去追赶北上的中央红军部队，其余由分队长周凤山任队长带领，去湄潭清江园，共有三、四十人，住在陈家湾大地主冉隆乾家。在这里，游击队又遭三县连防党吉成率领的民团四面包围，游击队在突围中与敌人激战，狠狠打击敌人。由于敌人众多，游击队在战斗中伤亡过重，队伍又被敌人打散。政委王友发又率游击队员撤退到绥阳的白泥坝，余分队长率十一名队员住在离王政委三公里远的黄羊台。他们十二位队员，先到达的是飞水村，并分别在樊家湾樊维新和高台钱安国家吃了饭，才去黄羊台的。事后，政委王友发率队从白泥坝来到边界小关子（场），袭击了乡长土豪王绍雍，但王家弟兄勾结蒋三师的兵进行反扑，并率武装乡保丁一起追赶红军，把游击队从长沟湾追到大堰口（大田坝），双方进行了交火，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有一名红军战士在陈登发厢房受了伤。红军战士英勇作战，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从最高的老鸦山撤退，但敌人除了在现田坝村民组的杜家院子，以土坎为掩护，狠狠朝老鸦山放枪外，还放火烧山，企图把红军游击队烧死在山上。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游击队损失了一支汉阳枪和一床红毡。这次战斗，红军游击队再次被打散。政委王友发与姓邱的一位战士撤退到山林中隐蔽，后转移到湄潭境内的南截坝关坎脚农民马和清家住，因当地土匪头秦兴成告密，由区长、区队副带领团丁三十多人包围了马家。王政委要马带路，冒着枪声突围，但刚跑出五十公尺远的岩坎上不幸中弹牺牲，邱战士和马被捉，并送鱼泉乡公所，马被罚款，邱战士不久惨遭杀害。在大堰口被打散的游击队员，都分散在人民群众之中。

红军游击队余分队长率十一个游击队员，从大堰口战斗后，经烂泥湾转移到红籽坝，住在杉树湾贫苦农民詹雨顺家。这个小山沟却很偏僻，森林密茂，只住着詹家一家，去来行人很少。游击小分队隐蔽在这里，其间有人向甲长苏余堂、保长彭志云告密，他们也向县里作了反映，敌人伺机观察。同时游击队余分队长和队员们，也渴望找到游击队阻力，就派一名队员化装成农民，到郑场打听消息，并顺便买了电筒和盐巴，还买了香烟，因而被敌人引起怀疑，便跟踪到红籽坝，在此发现了游击队。随即区民团组织武装团丁，包围了詹雨顺家，顿时枪声大起。余分队长率领队员，凭借土墙作掩护，猛力还击，战斗整整打了两小时。天快黑了，游击队准备利用夜幕降临时，趁机突围，但狡猾的敌人竟放一把火，把詹雨顺的茅草房烧起来了，顿时浓烟滚滚，烈火冲天而起，形势十分危急，大有烧死十二名红军战士之势。余队长当机立断，命令九个男战士保护两个女战士，把仅有的弹药集中起来，奋力夺路突围。有五位游击队员突围出来住在飞水村簸簊台袁吉轩和薛银清家。在袁家后面流水暗沟住的三位队员，饭由袁家送吃，只住了三晚上。袁家与时任保长有矛盾，对红军战士不敢久留。他们走时，袁家还打了一秤（10斤）米的糯米滋耙，给游击队员带在路上吃。住在薛家的两个队员，只住一个晚上就走了。在突围中，有一位战士不幸中弹倒在血泊里，在其后掩护突围的余分队长也负伤落入敌手。敌人将余分队长五花大梆抬到赵村坝庙子里残酷严刑烤打，妄图从他口中得到红军游击队的全部情况。余分队长虽经几天的折磨，但他坚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敌人脑羞成怒，派三个刽子手，将奄奄一息的余分队长抬到三、四里远的龙塘沟半山消坑边，刽子手们准备用马刀砍死后甩入消坑，但刚抬到消坑边，问他愿怎样死时，余分队长突然跃起来，用尽全力抱住拿马刀的家伙，誓与他同归于尽，但余分队长终因伤重力竭，被敌人活活甩进消坑，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敌人杀害了只知其姓不知其名的余分队长后并不甘心，还组织乡丁采取梳蓖似的队形反复搜山，企图把失散的红军游击队员一网打尽。他们第一次搜出三名红军战士，其中有一个在送往绥阳县城途中的汤巴沟、蒋家店子处被杀害，另两名队员被强拉到郑场区公所当区丁（后逃离）。还有两名女战士未被敌人搜查到，下落不明。

（二）

红军遵湄绥游击队遭到严重损失后，原中共贵州省工委成员邓子戈同志，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指派杨天源同志（遵义团溪人）回遵义，要尽快恢复遵湄绥游击队。杨天源同志按省工委指示，一面在遵义筹建党组织，一面积极开展恢复游击队的工作。是年，遵湄绥一带大旱，农民纷纷起来反饥饿，主张“抢劫”富豪囤积的粮仓，而被国民党诬为“土匪” , 其斗争日趋恶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遵义县委决定，立即组织隐蔽的游击队员、进步农民和知识青年二十多人，恢复了遵湄绥红军游击队。游击队长由罗君彝担任。罗君彝同志，遵义新舟区人，1910年出生在较富裕的家庭。青年时期，同与父亲一起搞副业，结实了不少农民，深感劳动人民生活之艰辛。又受二哥和族弟在遵义读书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地下党员曾慕琴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3月17日，遵、湄、绥游击队来到罗的家乡磨刀溪山上，他约徐少臣找到王政委，祥细汇报当地的敌情并带队参战，一举攻入民团驻地，将敌就擒。1935年9月，参加了由地下党员谢丰、杨天源组织的“遵义青年反帝拥苏同盟。”并为该同盟办的“黔北书店”据奌尽力，后任采购，为马列主义的宣传作出了贡献。1936年春，罗在革命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共遵义地下临时县委军事委员，后任遵湄绥游击队队长。当时，该游击队有长短枪二十余支，主要在平午场、禹门、李家坝及郑场的飞水等地活动，他们确定的任务：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严惩恶霸地主，保护穷苦人民。这年冬天，游击队进驻绥阳大、小关，遭到郑场区丁刘艮安和团防围攻。罗队长带着几个战士杀开一条血路突破了包围，但观察敌人兵力不多，当即反攻回去，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打得敌人大败而逃。游击队随及撤到黄羊台宿营，但又遭到区丁勾结火烧舟的杨占清率部追袭，游击队英勇还击，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红军游击队根据这两次激战，决定把队伍拉到泅渡川黔公路上，准备袭击敌军军车，以扩大武器装备，但因敌强我弱未于动手，后与省保安团的兵激战两个多小时，于旁晚沿山路安然退到绥阳的后水河大桥的一个寺庙里。不料，当地民团又追赶来到驻地，游击队员个个精神抖擞与敌人展开战斗，由罗队长指挥的战斗组，活捉了作恶多端的袁区长。袁狡猾顽抗，企图逃跑，被游击队员击毙，并将他的头颅割下，褂在山垭口的树上示众，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游击队在第二天转移到与绥阳县蒲老场交界的遵义河包场，再次遭到保安团和当地民团袭击，当即游击队撤到绿塘河青坑，殊之保安团又尾追赶来，为避敌锋芒，游击队连夜撤退经茅坡，直到绥阳的飞水落脚。在这几天中，游击队辗转与敌人作战五次，进出绥阳三次，可见当时斗争之艰苦与惨烈。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罗君彝同志毫不动摇，仍然坚持武装斗争。他与地下党组织紧密配合，认真按照党的统战政策，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对遵湄绥游击队的同情和支持，壮大游击队的力量，因此，游击队伍得到了逐步壮大，组建了三个支队，并筹给了枪支弹药和钱粮等用品，对游击队给养有了基本保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抗日，实行国共合作。罗君彝根据党中央的精神，通过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贵州驻遵暂编第五旅军阀柳际明谈判达成协议，由罗在火烧舟一带招新兵100名，交该柳的副官张继武，并委罗任少校处员职衔，给短枪20支，组建黔东北抗日武装宣传队。遵义地方反动势力，万般阻挠，于12月14日，在羊武场将罗君彝和另外2名游击队员抓捕。罗被捕后，虽遭敌人酷刑拷打，受尽折磨，但罗刚强不屈。1938年1月2日，敌人假借将罗押送遵义到阎王寨时，趁事先隐匿走卒故劫人放枪，他们趁机便往罗身上开枪乱射，罗君彝就被敌人暗害，壮烈牺牲。罗君彝的牺牲，使遵义县党的武装斗争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组建的黔东北抗日武装宣传队的计划未能实现，同时，遵湄绥游击队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的游击队员积极投入抗日活动，有的队员暂时分散隐蔽，有的打入敌人内部，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扩大斗争。

（三）

遵湄绥游击队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组建的一支红军队伍，他们在遵湄绥战斗的日日夜夜，都在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在与敌人的作战中，个个英勇顽强，坚贞不屈，不怕流血牺牲，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都对革命事业表现出崇高的品质和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遵湄绥游击队政委王友发就是这样的人。王友发政委在难截埧突围牺牲的恶耗传出，凡他战斗过的地方人民无不万分悲痛这位英烈。解放后，湄潭县人民政府把他的尸骨安放在小关乡接址的鱼泉镇公路边的鱼泉（地名），让过路行人好对他缅怀。遵义县在九龙场阎王寨牺牲的罗君彝队长，一直被尊为革命烈士而受人们敬重，但在“文革”期中，那曾被国民党原为“土匪”的罪名，又强加在他的身上。贵州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拨敌反正的政策，正式行文追任罗君彝为革命烈士，新舟区杨绿乡党委、政府又雕石树碑，烈士冤名得以昭雪。绥阳县原底坝公社干部群众，于1976年下到红坝龙泉沟六、七米深的消坑里，把余分队长的尸骨拿出来，用一盒特大的杉木棺材重新装殓，安葬在公社驻地底坝村的山崖路边，并立“红军烈士之墓”的石碑。安葬这天，他们深切哀悼壮烈牺牲的余分队长，全社出动三、四千人，在小学召开追悼大会，人们对这位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而英勇捐躯的红军烈士，泣不成声地哭着，向英雄学习、致敬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以表示对他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哀悼。在“绥阳县革命烈士陵园”里，为余分队长等安放了“红军烈士之墓”，并在“绥阳县烈士英名录”上书写了铭言。在郑场区红籽坝英勇牺牲的红军游击战士，当地群众深深眷念即把热血撒在异乡土地上的红军尸体，悄悄在消坑边进行了掩埋。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于1955年在消坑边修耸了革命烈士的坟墓，并在坟前立下了“红军革命烈士之墓”的纪念碑，以永远怀念红军烈士。在途经清源乡汤巴沟、蒋家店子处被杀害的红军游击队战士之墓，绥府通（1987）13号文，把该墓列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该坟，原群众把它埋在小路旁，皆称“露尸坟”，但群众深知死者是红军游击队员，凡往此坟过路时，都要拾把泥或揀块石头垒在坟上。解放后，区乡人民政府，将此坟迁至二百米处的山鹿，在为墓地修建了石梯石门，两边刻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对联。每年清明节都有不少人前往扫墓，以慰忠魂。绥阳县文艺界的文人诗人，写出“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红军坟”“赞烈士陵园”、“长征故事”“丰碑的怀念”等诗文，既歌颂英雄的红军和红军烈士，又表示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奋勇前进。总之，遵、湄、绥人民没有忘记遵湄绥游击队，他们将永远屹立在人民的心中。

红军遵湄绥游击队英烈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