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为什么宋代专卖和商税远大于明朝？
宋朝、明朝，最后的两个汉家王朝，常被后世用来对比。近几年网上流行这样一种言论：宋代商业发达，繁荣程度远高于明朝，而直接的证据便是两宋的工商税是明朝的几十倍。
事实真是这样吗？NO！那只不过是一群“不读史书、不了解历代财政制度”的小白青年得出的轻率结论。今天，笔者就为大家对比分析两个朝代的工商税，探索两个朝代工商税收巨大差距的原因。
数据上，看上去差距甚大
说明一下，工商税的定义：官府专卖收入和商税的总和。考虑到数据的获取情况，笔者选取宋、明两朝立国70年左右的工商税，作为比较对象，最终选择宋真宗天禧年间和明宣宗宣德年间的专卖和商税作为对比。
可以看到，宋代天禧年间的专卖和商税总额为2144万贯，而明朝宣德年间的总和为202万贯，相差10倍。看上去差距确实很大，无论是盐、酒、茶的专卖，还是商税，两个朝代都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造成这种天差地别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逐一分析。
1、酒税
酒税是差异最大的税种，宋代很早就超过1000万贯，是官府的支柱税源；而明朝的酒税规模极小，属于杂税，5万贯都是估算的，两者差了200倍。
酒业政策。宋代执行专卖政策，酒业收入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而明朝征收酒税，后世史学家认为明朝的酒税执行商税的税率。
差异分析：笔者在文章《香醇一滴酒，官府眼中金！盘点历代王朝的酒税》详细论述过历代的酒政，这里不再赘述。对比宋、明两代的酒税差异，可以看到：
1）宋代的酒价远高于明朝。宋代酒价20文/斤，而明朝只有5文/斤，前者是后者的4倍。这还只是两者前期的酒价，差异还不明显。到了中后期，宋代的酒价超过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注：宋、明两朝“斤”的差异较小，不作讨论。
2）隐含税率，宋代也远高于明朝。宋代酒业是国家专卖，酒业利润全归国家，而酒的利润率非常高，20文酒钱中，12文的利润给了国家，相当于60%的隐含税率。而明朝征收1/30的商税，因此差了18倍。
3）酒的税负，宋代是明朝的72倍。宋代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税钱，而明朝只需缴纳0.17文，两者差了72倍。这便能解释为什么宋代酒税是明朝上百倍。另外，明朝的酒税归地方征收，肯定存在大量贪污受贿、逃税漏税的情况，宋代专卖制则要好很多。
2、茶税
茶业政策。茶税的差距虽然没有酒税那么大，但宋代的茶税仍是明朝的60多倍。实际上明朝的茶业政策与宋代差异不大，但茶叶价格、税率、产量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茶税的天差地别。特别是川茶，宋代川茶产量超过2000万斤，占比50%，可明朝一直没有恢复，连100万斤的产量都达不到。注：蒙元征服四川时，十室九空，茶农几乎死绝，造成这种差异。
差异分析：笔者在文章《为什么明朝的茶税只有宋朝的百分之一？兼论历代的茶政及茶税》作过论述。对比宋、明两朝的茶税差别，可以看到：宋代专卖制度下，茶叶的价格和隐含税率均远高于明朝，每斤茶叶的30多倍，加上两者产量的差距，相差百倍便可理解。
3、盐税
食盐政策：宋代和明朝在前期差距不大，但宋代中期的食盐涨价速度远高于明朝，因此两者中后期的盐税也出现10倍的差距，例如宋神宗年间的盐课达1203万贯，明孝宗年间的盐课仍在125万两左右。
差异分析：笔者在文章《小小一粒盐，却撑起半个帝国！盘点历代王朝的盐政及盐税》对历代盐政作过论述，总结下来可以看到：两个朝代隐含税率差不多，都在30%左右，但宋代的盐价远高于明朝，因此单位税负是明朝的5.5倍。但是明代的人口高于宋朝，因此两者的盐税差距只有2.7倍。
商税：真是商业繁荣的差距吗？
盐、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两个朝代执行不同的征税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实说明不了什么，三种商品的利益就在民间，只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罢了。如果这三者的岁入高，就说明国家富裕，那没有盐税、酒税、茶税的隋朝岂不是穷光蛋？
商税则不同，它是商品交易的流转税，反映交易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程度。可是明朝有着更先进的生产力，领土范围、人口数量、耕地面积都远大于宋代，为什么商税远低于宋代，只有对方的1/15？
虽然朱元璋偏爱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单就商业而言，明朝秦淮河的风流不逊宋代，扬州、苏州、杭州仍是繁荣的大城市，京杭大运河上，船只穿行如梭。可是明朝商税远低于宋代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不妨从商税的结构寻找答案。
先看宋、明两朝商税的课税差异：宋代商税既有过税（流通税），又有住税（交易税），明朝前期只征住税，明宣宗开始在全国重要关口征收关税。宋代税关有2200个，而明朝税关只有11个。税率上，宋代过税2%、住税3%，加起来5%，明朝官方的交易税3.33%。
再看二者的税基。宋代的课税对象涵盖了布帛、米粮、茶、盐、牲畜、香料等几乎所有生活物资。农民挑着米粮、家禽、布帛、土特产到城里售卖都需要交税，商人携带铜钱离开地界也要交税，只有遇到天灾，粮食偶尔会免税。明朝对农民的农产品实行免税，洪武7年，朱元璋得知彰德府课税司对农民自产的茶、枣、饮食之物征税后，勃然大怒，将相关官员问罪下狱。洪武30年，朱元璋曾下诏，免除老百姓自织的布帛粮食、水果疏菜、竹木蒲草的交易税。因此，明代农民挑点粮食、水果、家禽到城里售卖，是不用交税的，而且历代皇帝都不敢违背太祖定下的规矩。
简单小结：宋代的粮食、布帛、茶叶、食盐等大宗物资，基本都要交税；明朝在州县附近的农副产品不用交税，只有远距离转运要交税。主要还是朱元璋的小农思维，中小城市的粮食和布帛都是附近农民跑到城里销售，不用交税；而大城市的物资由商人转运而来，所以明宣宗开始在重要关口征收关税，课税对象是商人，不违反祖制。
结果上，明朝的税基大幅减少，大部分都征不到关税，只有重要税关能征到关税；而宋代则无所不税，商税随着经济繁荣而增长。
对宋代商税进行拆分：
1）粮食贡献72万贯商税。参照《中国人口通史》（路遇编著）的统计，宋真宗天禧年间人口约4500万，按漆侠《宋代经济史》估计，宋代城市人口占比20%，人均吃粮每年4石，此时粮价400文/石，5%税率，商税为72万贯。
2）布帛贡献14万贯商税，特别是丝绸都是卖到城市有钱人手中，按粮食20%估算，产生约14.4万贯商税。
3）食盐贡献商税50万贯。盐税340万贯，按33%税率反推，价值约1000万贯，贡献商税50万贯。
4）茶叶贡献50万贯商税。茶叶与食盐差不多，330万贯，反推得出商税50万贯。
可以看到，宋代粮食、布帛、茶叶、食盐对商税的贡献为186万贯，占比34%。实际宋代税卡林立，每种商品从生产者卖到消费者，要交纳多重过税，实际税率远高于理想状态的5%，可能达到10%，实际四种商品对商税的贡献可能达到68%。
明朝商税少的原因
与宋代相比，明朝只能在粮食、布帛等远距离转运中，征收到少量关税，大量中小城市的交易受到朱元璋的“祖制”限制，属于免征范围。至于底下官吏是否真正实行，便不得而知，就算收了过路费，也成为底下吏员的私房钱，不可能上缴国库。明朝官员收入那么低，十之八九肯定会征收，那是后话。
估算明朝粮食的商税，4万贯。宣宗年间7500万人口，城市化率10%，人均吃粮3石（明朝1石是宋代的1.4倍），粮价300文/石，2%关税，假定只有30%远距离转运，则商税贡献为4万贯，只有宋代的1/18。所以我们看到，明朝的商税制度决定了它很难大幅提高商税，除非突破“祖制”，制定新的税法，明朝后期的财政困境恰好说明这个问题。
几点说明：
对宋、明两朝的商税估算，只是帮我们探讨两个朝代商税差异的原因，并不一定正确。
宋朝商税很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粮食、布帛、食盐、茶叶等大宗商品征税，由于税卡众多，百姓的实际税负很重。
明朝对农副产品的免税政策大大削减了税基，百姓的表面负担减少，恰恰预示朱元璋“藏富于民”的思想。
总结：专卖和商税多，更是税负重的标志
1）宋代专卖收入远高于明朝，主要原因是物价高、税率高，单位税负重。特别是酒与茶的专卖，明朝基本放任民间经营，只收商税，而宋代却是重要的税源。
2）专卖收入的高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只是经济和税收政策的差别而矣，不能作为判断经济繁荣的标志。否则的话，没有盐税、酒税、茶税和商税的隋朝岂不是穷光蛋？
3）明朝免税多，税基小、商税少。宋代的商税远高于明朝，因为宋代课税对象无所不包，粮食、布帛、食盐、茶叶等大宗商品对商税的贡献比例很高，34%至68%之间；而明朝有大量关易是免税的，只有商人长途转运的交易要交关税。单从粮食而言，明朝粮食贡献的商税只有4万贯，是宋代的1/18。
4）从城市人口比例看，宋代商品经济更繁荣。商品经济繁荣的前提是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城市劳动力，资源才能流动，交易才会活跃，宋代无疑是领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