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与臣下

人主或者说国君，与臣下或者说大臣，彼此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在唐太宗李世民看来，应该是一种彼此恪尽职守，戮力同心，各尽其职，知无不言的关系。而他的这一观点，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一次与臣子们的会议上，阐释得相当充分：“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二·论求谏》）

这次会议，最初的议题是由唐太宗提出的。他说：明智的君主能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且不断加以改进，然而昏庸的君主总是力图掩饰自己的短处，蒙蔽视听。像隋炀帝，他自以为是，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又拒绝别人的意见，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敢于直言不讳了。大臣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许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商代的时候，箕子假装发疯来保全自己，孔子还评价他仁义。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难道就该一同去死吗？

在唐太宗看来，明智的君王与昏庸的君王的区别之一就是对于自己过失或者说错误的态度。反省并加以改进，这是明主；掩盖与拒绝接受批评意见，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滑到底那是昏君。不仅如此，他还举出了前朝皇帝——隋炀帝的例子加以证明。又用更为久远的商代，纣王的伯父也是太师箕子，在比干以死相谏，被纣王剖心供人观赏，他自己劝谏多次都没用，并意识到再劝谏只会落得和比干一样的悲惨结局之后，只能假装发疯以求自保的故事，表明他对做臣子的，到底在遇到昏君的时候该怎么做的困惑。比如说，隋炀帝的重臣虞世基，在隋炀帝被杀之后，到底该不该为隋炀帝陪杀？

细细揣摩，唐太宗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内心应该是相当复杂的：作为明君，他应该知道昏君因为不可救药，所以，他手下的那些大臣如果不敢进谏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昏君被杀之后，这些臣子也未必就该为其陪杀。但是，即便是明君，他也一定希望其手下的臣子为自己死谏乃至为自己陪死。所以，他以问题的方式提出，不过是想听听自己的臣子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希望他们再一次向他表达忠心罢了。而接下来大臣杜如晦果真如他所愿，讲了这样一番话：虞世基身为宰相，在该进言的时候却保持沉默，他的确该死啊！

唐太宗自然十分赞成杜如晦的观点：你说得对。君主必须有忠臣辅佐，才能够自身平安，国家太平。隋炀帝难道不就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才使得罪恶和灾祸越来越大而导致灭亡的吗？如果国君行为不当，臣下又不尽职，只知道阿谀奉承，苟全性命，凡事只知道说好，那么这样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臣子就是阿谀的臣子。君主昏庸，臣子阿谀，那么距离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因此，现在我要使朝廷君臣上下，恪尽职守，戮力同心，共同成就一番功业。你们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及时地指出并纠正我的过失，我们君臣之间切不可因为开诚布公，指出彼此的过错而相互误会和怨恨。

比起隋炀帝商纣王们，唐太宗无疑是十分睿智的：至少他看到了作为君王，反省与纳谏的重要性，并因此倡导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努力消除误会与怨恨。当然，他不可能想到，也有可能想到但未必会说出口与付诸实践的是，封建制本身存在先天性的弊端，这就是世袭与排外——龙椅只能传给自己的子孙，外人，哪怕是你的才能比我与我的子孙强一千倍、一万倍，你也只能居于我之下，做我的臣民。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终身制与世袭制，贤者能人都有上升的机会，没有谁的位置是不可动摇的，不可替代的，那么，反省与纳谏将成为必然，甚至于批评与反对也会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只有指出你更多的问题与不足，别人方才能够显示出他的能，获得取你而代之的机会。

说到底，人主与臣下的关系和谐与否，在封建社会主要取决于前者而非后者。也可以说，如果政治制度不变，这样的关系也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