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甲肝 泽被苍生——病毒学家毛江森院士访谈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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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道德的激情让毛江森悲天悯人，所以他干了一些有风险的事情。他记得小时候得麻疹，母亲每天来看他，在他床边说的几句话他一辈子都难忘。毛江森母亲说道：“维书啊，你怎么还起不了床呢，病我帮你生吧，你快好起来吧。”他当时躺在床上眼睛睁不开，只听到母亲的眼泪“啪嗒”落在竹席上的响声。母爱使毛江森一辈子难忘，他又把这个爱传递给病人，甘冒一些风险。
体弱多病，立下从医宏愿
毛江森又名维书。他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的一个毛姓聚居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农民，毛江森出生时父母根据家族的命名规则，为他取名毛维书，是维字辈。毛江森小时候常常生病，别人麻疹十天半月就可痊愈，但他要四十天才能好，他父母为此非常操心。上世纪30年代，农村没有医生，只有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毛江森命里缺木，要改名，所以就将毛维书改为毛樟森，有四个木。但光名字有四个木还不够，还要拜村口的大樟树做干爹，才能保证平安。上学以后，毛江森嫌名字笔画太多，就自己做主改了毛江森，一直用到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他在老家建了一个希望小学，村里用维书做校名，维书这个名字又被用上了。改名是件小事，但自幼的体弱多病对毛江森的影响很深，其中包括择业。
毛江森高小的时候身体很弱，体育不及格，按规定是要留级的。父母急得四处求人，好在校长善心，考虑到这孩子除了体育不及格，其他功课都是全班最好的，便网开一面，准予升级。毛江森后来考入全国闻名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高中还没毕业，老师就建议他以同等学历考大学。父母叮嘱说：“你从小体弱多病，把你带大实属不易，你还是念医吧。”毛江森在高中时最喜欢物理和数学，对生物不是很重视，而且从未见过白大褂，从未吃过一片西药，但考虑到弟弟尚幼，姐姐长期生病，生存不易，便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即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读了六年的医科，毛江森明白了一个道理：医学是一条奉献之路。这和上医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有关。他们对病人的爱护无微不至。虽然没有选择钟爱的数学和物理，但毛江森认为，数理基础的训练并不一定为了择业，而是训练脑子，训练逻辑能力和思维速度，即使以后不从事相关工作，也是得益匪浅的，人生需要这样一个基础。现在学医的孩子们多半对数学没有兴趣，他担心这对培养将来的医学科学家是不利的。
走上科研道路
虽然毛江森学医的初衷是为了行医，但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了，需要一批学生。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了医学科学院的病毒学系从事研究工作。1960年，在中国病毒学的奠基人黄祯祥教授（1980年学部委员）的领导下，他开始研究干扰素，目的是想找到一种类似抗菌素的东西治疗病毒。这个论题开始得很早，目标也很吸引人，小组研究了3年，建立了干扰素的产生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并找到了如何得到最高浓度的干扰素用于治疗的方法。这3年有6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微生物学报》上。但毛江森及其同事们后来认为，这个用于治疗是不可能，不是质的问题，而是量的问题。在体外用病毒和细胞的系统并不可能获得高浓度的干扰素。因此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想用生物工程的办法解决干扰素的生产问题。
当时，新中国刚刚合成了胰岛素，这一成果鼓舞了毛江森他们，于是想到走生化工程的路子。毛江森在协和进修生化的时候，导师是李仕谔教授，他是从英国回来的著名酶学专家。当时有个美籍华人牛满江教授，在PNAS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声称他分离出的mRNA可以在体外诱导多种生化大分子，甚至是很多酶的合成，轰动了全世界。毛江森也设计了一个系统来研究看看能不能分离出诱导性的mRNA，能不能诱导出酶。结果多次研究证明，牛满江的成果不成立。美国也有个实验室做了这项工作，现在看来，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不可能做出来。他们也认为牛满江的工作不可靠。但当时相当多的人迫于牛满江的威望而人云亦云。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科研不端”问题。当时这项研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很多年以后才可能实现，比如现在就可以通过转基因手段来做了。当时，毛江森作为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感觉到诚实很重要。
毛江森家就住在协和图书馆旁边。即使是困难时期，协和图书馆里也有很多外文书籍和杂志。毛江森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每天晚上看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发现了一篇文章。美国有学者报道，用Rous Sarcoma病毒感染啮齿类动物后的细胞产物里能分离出病毒特异的DNA。但Rous Sarcoma病毒是RNA病毒，怎么会有DNA？他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很多RNA病毒合成蛋白质后就完成任务了，那病毒的DNA是从哪里来的？李教授认为这是病毒前体，但毛江森从更高的遗传学信息传递层面来考虑。当时中心法则非常权威，信息储存在DNA里面，DNA会把信息转录给RNA，RNA再转译合成蛋白质，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个中心法则。但是Rous Sarcoma病毒在感染后分离出了DNA，这就让毛江森产生了一个想法：莫非RNA能把信息交给DNA？这就是逆转录了。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文革随即开始，科学家们自身难保，科学思想的火花自然难以顾及了。
“道德的激情能使人无所畏惧，但是科学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1962年起，经中国医学科学院批准，毛江森被黄祯祥教授招为助手。文革开始了，导师黄祯祥教授被关牛棚，而毛江森是所谓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执行者，这棵苗子自然也被认为非连根拔掉不可，研究工作便被停止了。
毛江森工作后被下放过两次。一次是1958年下放到北京市昌平县一个自然村，任务是种菜，一次是1970年全家下放去西北接受再教育，每次他都尽力做点有益于老百姓的事。
在昌平县，有天夜里老乡来找毛江森给孩子看病。毛江森说既没有听诊器，也没有药箱，怎么看病啊。那老乡说，人快要死了你赶紧去，好歹试试看。毛江森过去一看，孩子窒息得脸都发青了，喉咙里堵塞了很浓很浓的痰。毛江森硬是用嘴巴把痰吸出来。吸出来以后孩子大叫一声，就好了。老乡跪下来感谢他救了孩子的命。后来这件事传开了，整个中央机关卫生部领导都知道了，后来就给了毛江森一个劳动模范的称号，他还到中南海接受周总理的接见，和朱德、郭沫若等一起合影。
1974年在西北下放时，陇西县死了很多乳儿，他们认为是病毒性出血热。毛江森调查发现不是出血热，他不清楚是什么病，但跟吃发绿的玉米有很大的相关性。那个地方没有粮食，只有返销粮。和军代表汇报的时候毛江森思想斗争了很久，因为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并且他只是猜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若明哲保身，毛江森只要写上不是出血热，让他们另派专家即可。但后来他还是和军代表讲了，认为是供销粮有问题。毒素分子量很小，可以通过乳腺进入娃娃体内，娃娃的凝血机制不够健全。他建议停止吃供销粮两个星期。刚停止了一个星期，流行病情况就好了。
毛江森回去时，大家都说他胆子真大，如果判断错了，就是现行反革命，要关起来的啊。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怕得要命，没人敢担这个责任，而且就算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个人也没有好处。但当时毛江森干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两句话：“道德的激情能使人无所畏惧，但是科学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两者缺一不可。后来了解到这批玉米是东北运来的，路上用了十天十夜，遮盖不好，日晒雨淋，长绿霉了。兰州大学把这绿霉拿去研究。发现这种毒素能破坏血凝，才证明毛江森是对的。因为道德的激情让毛江森悲天悯人，所以他干了一些有风险的事情。他记得小时候得麻疹，母亲每天来看他，在他床边说的几句话他一辈子都难忘。毛江森母亲说道：“维书啊，你怎么还起不了床呢，病我帮你生吧，你快好起来吧。”他当时躺在床上眼睛睁不开，只听到母亲的眼泪“啪嗒”落在竹席上的响声。母爱使毛江森一辈子难忘，他又把这个爱传递给病人，甘冒一些风险。
甲肝疫苗研究之路
1978年，毛江森由西北调到杭州，面对着要做什么的问题。有人劝他做肿瘤病毒，认为这是高水平的研究，有人劝他做干扰素，因为他轻车熟路，他是中国最早做干扰素，时间最长，发表论文最多的。但毛江森希望了解一下浙江的农民，哪种病对他们危害最大。他花了半年时间，在杭绍宁等地调查，结果发现水乡地区的百姓深受甲肝之苦。这种病发病率高，是第一传染病，病期长达2个多月，他曾亲自探视过一家五口全部都得了黄疸肝炎，一个自然村42%受甲肝病毒感染。毛江森被震惊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开始研究当时未被人重视的甲肝的原因。
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发，32万人发病，人心惶惶。毛江森决定要发展甲肝活疫苗。历时12年，他成功了。疫苗的大规模使用和卫生的改善使甲肝的发病率由200/10万下降至10/10万～20/10万，与发达国家持平，基本上解决了甲肝对百姓的危害。现在大家都说：“老毛啊，你当时搞甲肝真有眼光啊。”毛江森回答道：“不是我有眼光，是当时的现实惊醒了我。”
毛江森研究的是减毒活疫苗，打一针可以得到持久甚至是终身的免疫，不需要反复注射。中国24年的经验证明，活疫苗最适合中国国情。毛江森对这类疫苗形容道：“有时候你看它的抗体反应不一定很高，但是它的免疫是全面而持久的。保护率可以达到99%以上。但它的研究是比较困难的，首先要拿到比较好的毒株，然后研究毒株的稳定性，接下来要把原来的毒减掉，还要进行疫苗制造工艺的研究，怎么放大，保护剂的选择等等。”
采访问答节选
记者：SARS流行期间，您预见性地提出SARS病原可能来自野生动物，并提出SARS的生态性预防与控制的理念，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毛江森：2003年初SARS在我国出现，传染性和病死率很高，病原一时半会还不清楚，情况危急。我作为领域内的工作者有责任分忧。当时有人说病原是衣原体，有人说是生物战，也有人怀疑出现了新病毒。
我对疾病性质、临床过程、流行特征进行了了解，又对30年来的新病毒病进行了回顾，复习了文献资料之后，提出SARS很可能是来自野生动物的病毒。
这只是一个科学上的初步判断，后来证明是对的。初步判断虽然不是证明，但也是重要的，它可以指出一个努力的方向，减少恐慌。我第一次是在两名新华社记者来访时提出的，报道写出来后很多人把宠物都丢弃了。
科学上的判断不是拍脑袋的产物，它要求占有尽可能多的现有和过去的资料；它要求提出的判断符合逻辑，能解释全部表象；它要求温故知新。这需要激情、需要知识、需要敏感性。
至于SARS疫苗，发展常规疫苗有一定的风险，我有个判断，人类不是SARS病毒的储存宿主，因此提出了生态性预防的理念。后来一些南方省份采取法律手段严禁捕杀果子狸。但是，对于像SARS这样的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病毒永远要保持警惕。
记者：您曾经到美国NIH做过访问学者，您认为我国目前的科研环境如何，与国际相比应怎样改进？
毛江森：1983年我受邀去美国访问，去了杜克等大学医学院，然后1984年作为访问科学家在NIH工作了近一年。哈佛大学儿童医院和FDA也请我介绍了中国对甲肝病毒和疫苗的研究情况，他们很感兴趣。疾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特别是传染病，无国界，交流有益，但要解决问题，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关于我们国家的科研环境，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政府最重视科技的时代，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科技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创新人才的成长道路。我国和发达国家一样都建有学位体系，政府是求贤若渴的。但我国更显得求才心切一些，有一套各级政府牵动的以数字命名的人才计划，这些计划有两个特点，一是早早定苗，二是吃点小灶，而在发达国家却只有人才自身的个人奋斗和自由竞争。我们这种特色的人才培养计划已执行多年，是时候进行一些讨论和评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