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革命''的个人回忆
》Friedrich von Hayek《
翻译：冯克利
☄ 当他那本今天已广为人知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时，我没有进行驳斥……但后来我对此深感内疚。
即使对于那些虽然认识凯恩斯，但绝不赞同他的货币理论，甚至不时认为他的言论有点不负责的人，此公仍会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在我这代人（他比我年长 16 岁）眼里，他在获得经济学家的盛名前很久，就已经是个英雄人物了。对 1919 年和约中的经济条款挺身加以反对的，不正是他吗？虽然有些老一辈头脑更敏锐的思想家指出过他的论证中的理论缺陷，我们还是欣赏他那些才华横溢的著作，因为它们直言不讳，思想独立。这个博学多闻、嗓音迷人且滔滔善辩的人，使我们中间有幸与他建立个人交往的人，很快就对他大为倾倒。
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 1928 年，那是在伦敦经济周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虽然在利润理论的某些问题上我们曾经争执不下，但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在经济学上我们很少意见一致，却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他的举止有点盛气凌人，对年轻人的不同意见会武断地置之不理。不过，要是有人支持他，此后他便会永远尊重此人，即使他与这人意见相左。我在 1931 年从维也纳去了伦敦之后，我们便一直有许多机会进行交谈或通信。
我曾应《经济学杂志》之约，对他刚刚问世的《货币论》进行评论。我用了大量精力撰成两篇长文，对于第一篇，他用攻击我的《价格和生产》作答。我认为自己大体上已驳倒了他的理论设计（基本上属于第一卷的内容） ，但我十分欣赏第二卷中许多深刻但欠系统的见解。后来这些工作竟成徒劳，使我大为失望，因为当文章的第二部分发表时，他对我说，他在这段时间已改变了看法，不再相信他在那本书中所说的话了。
当他那本今天已广为人知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时，我没有进行驳斥，这是原因之一。但后来我对此深感内疚。我担心在我完成自己的分析之前，他会再次改变看法。虽然他把这本书称为“通”论，但我以为它显然是一部应时之作，是他考虑到货币政策的需要而写的。不过，我不予置评还有个原因，一个当时我只隐约感觉到的原因，不过回想起来，这个原因却是决定性的：我与这本书的分歧主要不在于任何分析的细节上，而在于贯穿全书的一般方法。真正的分歧在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宏观分析是否正确。现在我认为，从长远观点看，《通论》的主要意义是，它决定性地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和微观经济理论暂时的衰落，在这一点上没有哪本书可以同它媲美。
下面我还会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一发展基本上是错误的。不过首先我要指出，凯恩斯竟然要对宏观理论的趋势负责，这不啻是命运的嘲讽，因为事实上他很少考虑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计量经济学，我认为他对此毫无兴趣。他的各种思想全部是基于马歇尔派的经济学，其实这也是他惟一了解的经济学。凯恩斯的涉猎领域甚广，但他的经济学知识却相当狭窄。他从不阅读法文以外的任何外文文献，或如他本人所言，对于德文材料，他只能理解那些他已经知道的东西。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为《经济学杂志》评论过米塞斯的《货币理论》一书（正像不久前庇古评论维克塞尔一样），却丝毫没有从中获益。恐怕必须承认，凯恩斯在着手建立自己的学说之前，并不是个训练有素或经验丰富的经济理论家。他从很基础的马歇尔经济学起步，而对瓦尔拉斯、帕累托以及奥地利人和瑞典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几乎一无所知。我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曾充分掌握了国际贸易理论。我认为，他也不曾系统地思考过资本理论，甚至作为起点的货币价值理论一一这是他的批评目标一一好像也只是十分肤浅的数量理论中的交换类型方程式，而不是马歇尔更为精湛的现金平衡理论。
显然，他从一开始主要思考的就是各种总量，在总估计数上总是十分薄弱（有时相当空泛）。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因英国恢复金本位而引发的论战中，他就是完全根据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根本不考虑相对价格和工资结构。此后他又越来越顽固地相信，由于这些平均数和不同的总量是可以统计的，故有理由认为它们至关重要。他的结论完全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 在可计算的总量，如总需求、投资或产出之间，存在着简单而稳定的函数关系，而且这些假定的“不变因素”，具有可以从经验上加以确定的价值，这使我们能够作出正确的预测。
但是在我看来，不仅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这些“函数”会保持不变，我甚至认为，在凯恩斯之前很久，微观经济学就已经证明了它们不可能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不同，它们在数量甚至方向上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关系当然取决于微观经济结构，尤其是取决于受到宏观经济学忽视的不同价格之间的关系，而所有的宏观经济学都会将这些因素视为准不变因素。它们随着微观经济结构的改变而迅速变化着，因此，根据它们是不变因素的假设得出的结论，注定是十分错误的。
让我用消费商品的需求同投资总额之间的关系作一说明。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将导致投资的增加。凯恩斯假设情况总是如此。然而可以很容易地证明，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某种条件下，对最终产品需求的增长，必定导致投资的减少。正像凯恩斯的一般假设那样，只有当一切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中有一部分闲置不用时，前一种假设才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品的产出和资本物品的产出有可能同时增加。
如果经济系统处在充分或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情况就全然不同了。这时只有暂时减少消费品的产出，才有可能增加投资的产出。这是因为要想增加后者，必须把各种要素从消费品生产中转移出来。只有过上一段时间之后，增加的投资才会使消费品流量有所增加。凯恩斯指摘古典经济学家犯了一个错误，但他对这个错误的反对似乎同样错误，结果是他自己也受了误导。他认为——这只有部分道理——古典学派是把论证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之上，他则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可以称为充分失业的假设之上，即假定通常总是存在着全部要素和商品中有一部分闲置不用的情况。
但是，这种假设至少同前者一样不太符合实际，甚至会导致更大的错误。对这个充分就业的假设作一番分析，即使它只有部分道理，至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价格机制的功能、不同价格之间的关系以及使这些关系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的意义。但是，如果假定所有商品和要素都因过剩而随手可得，便会使整个价格体系变得多余，它将成为无法确定和不可理解的事情。一些最正统的凯恩斯信徒，会顽固地把传统的价格决定和分配理论这些构成经济理论的基石一概弃之不顾，但我想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无法理解任何经济事务了。
按照这种信念，增加额外的货币，就会使商品数量相应增加，这注定会导致十分幼稚的通货膨胀谬误的再度出现，而我们本来认为经济学早已把这种谬论彻底根除了。我几乎丝毫也不怀疑，战后的大多数通货膨胀要归咎于这种过分简单的凯恩斯主义。恐怕凯恩斯本人也不会赞成这样的理论。我很有把握地认为，如果他依然在世，他会是反对通货膨胀最坚决的斗士。
大约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即在他去世的几周前，他曾多少坦率地对我这样说过。这段时间他在其他方面有着充满睿智的见解，因此值得我重复一下他的谈话。我问他，对于他的一些信徒对他的理论的作用所作的解释，他是否有所警惕。他回答说，这些理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着迫切的需要。但我确信，一旦它们变得有害，他会很快让公众舆论发生变化。我对他有所责怪，不过是因为他把这样一部应时之作称为“通论”。
他虽然喜欢摆出一副能够预卜祸事但没有人听得进去的先知模样，其实他对自己的说服力还是极为自信的。他相信自己能左右公众舆论，就像音乐大师演奏自己的乐器一样。与其说他是学者或研究者，不如说他更像位艺术家和政客，这乃是他的天赋和嗜好使然。他虽然天资卓绝，但他的思想并不单纯受理性因素的影响，美学和直觉对他起着同样强烈的作用。他学习新知易如反掌，记忆力超群。但直觉使他不加证实便相信结论，使他用不同的理论去证明同样的政策，甚至使他不能耐心地从事缓慢而艰苦的思考一一而这才是使知识正常发展的凭藉。
他如此多才多艺，这使得人们在评价他这位大人物时，说他的经济学既错误又危险，几乎成了无关宏旨的迂腐之论。考虑到他只把很少的时间用在经济学上，他对经济学的影响，以及他主要作为经济学家被人怀念，真是既奇怪又可悲。就算他从未写过经济学文章，所有认识他的人也会把他当作一个伟大人物来纪念的。
在生命的最后五六年里，他虽然疾病缠身，仍全心全意投身于公共事务，对于他在这段时间报效祖国的事迹，我无法利用自己的了解详加叙说。但在这几年里我和他交往最多，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伦敦经济学院在战争爆发时迁至剑桥，当 1940 年我必须在剑桥一直逗留下去时，他在他的学院为我找到了一套寓所。到了周末，当他找回剑桥的闲适时，我同他见面的时间很多，得以对专业之外的他有所了解。大概是因为他想从繁重的事务中放松一下，或是因为他从事的官方工作都涉及机密，这使他最清楚地向我展示了他的其他爱好。他在战前便减少了生意上的应酬，并且放弃了学院津贴，但他在官方工作之余积极从事的活动仍会耗尽其他大多数人的精力。他像平时一样，仍对艺术、文学和科学事务保持着一贯的了解，并总是贯穿着强烈的个人好恶。我尤其记得一件事，今天在我看来，它可以作为许多这类事情的典型。战争结束后，凯恩斯刚刚卸去政府的使命，又要去华盛顿参与一件结果十分重要的事情。人们以为他会把全副精力都用在这件事上，但是那天下午他给我们一伙人的款待，却是大谈美国收藏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书籍，似乎这就是他此次访美的惟一目的。他本人在这方面是位很出色的收藏家，他也藏有这个时代的各种手稿和近代绘画。
如上所说，他的知识兴趣也受着美学爱好的很大影响，这同样适用于文学、历史和其他一些领域。他对 16 世纪和 17 世纪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知识至少择其部分而言，具备专家水平。但是他十分讨厌 19世纪，不时显露出对它的经济史甚至经济理论史缺乏了解，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未免令人费解。
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对指导着凯恩斯思想的一般哲学和人生观，哪怕作一个很简略的说明，也是我无法做到的。这是一项必须从事的工作，仅有哈罗德（Roy Harrod）先生那部直言不讳的著名传记是不够的。这大概是由于在凯恩斯身上，有着同支配他那一代人的理性主义完全相同的特殊印记，他也想当然地接受这种理性主义。对于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点的人，我大力推荐他们读一下凯恩斯本人的文章“我的早期信仰”，此文刊于一本题为《两篇回忆》的小册子中。
最后我想就凯恩斯理论的未来说几句话。以上所言大概已经表明，我认为这一理论的未来并不取决于对他的具体公式的进一步讨论，而是取决于对社会科学正确方法的认识在未来的发展。凯恩斯的学说将会仅仅作为一个一般方法的最突出最有影响力的事例呈现于世人面前，而这个方法的哲学基础是很成问题的。它依靠一些可以进行精确计算的数字，这使它乍看上去好像比以往的微观理论更科学，但是在我看来，它取得这种虚假的精确性，是以忽视实际支配着经济系统的各种关系为代价的。虽然微观经济学没有声称得出了宏观经济学夸口能够得出的量化预测，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学会让自己满足于前者更为平实的目标，而不是像宏观经济学那样，为了人为的简化目的，倾向于把现实中起作用的一切因素掩盖起来，那么对于支配着经济生活复杂过程的原理，我们至少会有更透彻的认识。我要斗胆预测一下，一旦这个方法问题获得解决，“凯恩斯主义革命”看上去便不过是如下过程的一段插曲而已：
在正确的科学方法方面的错误认识，曾使我们已经取得的许多重要见解销声匿迹，但在经历了一番痛苦之后，我们终于又找回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