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线杯小说大赛】梅伟丨遥远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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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伟：原名王新生，北京电大中文专业毕业，政工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市写作学会会员，北京市作协会员。1969年在内蒙古下乡，1975年返京，当过工人，搞过宣传、编辑、记者工作。在任编辑记者工作期间，编发采写了大量的消息、通讯、特写、专访、评论及文学作品。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写作，主要有长、中、短篇小说《五彩琉璃》、《窑主》、《我们的理想》、《请问天堂怎么走》，报告文学《直面矿难》，散文《走了半条川》、《寻找牧羊海》，41集轻喜剧《金嘴儿大夜壶》及故事、杂文等作品。
遥远的钟声
梅伟
我们村口的大槐树上吊着一口很大的铜钟，黑乎乎的，还有一块块的铜绿，一敲就发出嗡嗡的声响，三里之外城芳村的老百姓也能听见。这口大铜钟挂在村口有些年头了，据我爹说，我爷小时候那钟就在大槐树上挂着。我爹说：“你敲它响就行了，说多少年有啥用？”
我大爷却关心这口钟的年头儿。
我大爷喜欢那口大铜钟，我很多次看他听到大铜钟的钟声时，一副神往的脸色。我知道，几十年来，那口大铜钟一直归我大爷敲，解放前当保长的时候敲，解放后不当保长了村里还让他敲，敲钟竟是他几十年的神圣工作。不过，我大爷后来不敲钟了，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农民们分田到户不用集体劳作，各家各户愿意干啥就干啥，愿意啥时候下地就啥时候下地，我大爷也就不敲那口大铜钟了。
钟不用敲了，我大爷也不用按时按点地站在大槐树下了。改革开放那年我十七八岁，也知道心疼人了，就对我大爷说：“您岁数大了，歇歇吧。”我大爷说：“对，我是该歇歇了。”但我看得出来，我大爷的心思还在那口大铜钟上，每天总要在挂钟的大树下站好长时间，看看书，看看钟；看看钟，看看书，再和树下的老人们聊聊闲话，半天的时间很快就消磨过去。
我大爷是从心眼里喜欢这口大铜钟，我跟我爹说：“我大爷敲钟敲出了感情。”我爹说：“是啊，敲了几十年的钟，能没感情吗？”
因为大爷喜欢这口大钟，我还专门查证了我大爷开始敲钟的确切时间。经过我的明察暗访，最后查证出我大爷开始敲钟的确切时间，应该是他二十岁的时候，也就是他正年轻力壮、嘴上刚长毛的时候，那年日本人刚被打跑，抗战胜利了。日本人跑了，村里的人们高兴啊，敲锣打鼓地庆祝，放鞭炮，扭秧歌，开大会，呼口号，有人还敲响了村里的大钟。锣鼓声，鞭炮声，掺和着浑厚雄壮的钟声，村里可热闹了一大阵子。我爹那会儿还小，跟着我爷我奶过日子。我大爷那年刚刚娶了媳妇儿，一娶媳妇儿就被我爷命令分家另过，这是我爷的规矩，家里不留媳妇儿，免得马勺碰锅沿儿惹闲气。我大爷是个孝顺儿子，又念过几年书，当时在村里也算个小知识分子，懂得忠孝为先，所以不愿意分家另过。他媳妇儿也是好媳妇儿，也愿意孝顺老人，也不愿意分家另过。可我爷不干，说儿子大了早晚得分家，晚分不如早分，就把几间土房和三四亩地给了我大爷，说：“带着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吧，以后一切都靠自己了，就是没饭吃也别找我。”我爷说这话，是鼓励儿子努力创业，没啥别的意思。我爷那人，刀子嘴豆腐心，仁义着呢。
日本人走了，玉河乡的乡长田达鑫来了，到村里找老保长让他继续干保长。老保长死活不干，说：“我伺候日本人伺候了八年，现在我年纪大了走不动，干不了了。”田乡长说：“那你推荐一个能干的吧。”老保长就推荐了我大爷，说我大爷年轻，又识文断字，肯定能干好，还领着田乡长找到我大爷家。我大爷一听让他干保长就摇头，说自己年轻，嘴上没毛，根本干不好这差事。田乡长说：“你怎么知道干不好？你还没干嘛。”我大爷说：“我怕误了您的事情。”其实我大爷是想推脱，谁知道田乡长说：“不怕误事，你先干着，实在干不好咱再换人。”我大爷那人脸皮薄，又仁义，觉得人家让自己干保长是瞧得起自己，咱别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呀，所以虽然心里不愿意干可也唯唯诺诺地应承了下来。田乡长说：“乡里有事就叫你，村里有事就敲钟，你从今天起就是保长了。”于是，我大爷从二十岁开始敲钟，一下子就敲了小四十年。
我爷坚决不同意我大爷当保长，说：“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才是正经事儿，当啥这长那长的，顶吃呀顶喝呀？你明天去玉河乡找田乡长去，咱不干那差事。”最后，我爷用烟袋锅敲着我大爷的脑袋说：“给你几亩地就好好种，别把祖业闹丢了。”
我大爷听话，还特别好说话，见着谁都客客气气，脸上总是笑模笑样的。现在我爷发话了，不能干保长那个差事，我大爷就马上点头同意，第二天一大早就奔了玉河乡，见到田乡长之后，又是递烟又是陪笑脸，说：“田乡长您就费费心，再找一个能人干吧，我爹不同意我干。”田乡长不说话，给我大爷沏茶倒水，让他坐下，我大爷不坐，说怕我爷回去揍他。田乡长说：“你爹那儿我去说，凭我的面子他肯定同意。这是好事嘛，光宗耀祖的事情，你爹怎么能不同意呢？你看人家城芳村的崔保长，自己找上门主动要干，可不像你这么磨磨缠缠的。”我大爷还是不干，田乡长就说：“昨天我一回到乡里，就差人把你的任职书送到了县里，人家今天批示，没准儿现在就批了，那可是县里的大红官印，一盖上再想不干，就得蒋委员长亲自批准。”
“啥！？一个保长干不干还得蒋委员长批准？”我大爷惊得瞪大了眼睛。
田乡长说：“你以为咋的？现在你是咱玉河乡的重要人物啦。”
我大爷只好回家跟我爷把情况说了，我爷说：“我去找田乡长，人家说想当官不容易，不想当官还不容易？”我爷转天儿就去了玉河乡，刚进田乡长的屋门，田乡长就冲着我爷拱手作揖，说：“恭喜呀恭喜呀，恭喜你家大少爷当上保长了，委任状已经批下来了。”
我爷说：“田乡长，你看我那犬子有啥本事？根本就干不了保长，回头再给您添麻烦。”
“你看看，你看看。”田乡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些黑黑的毛笔字，还有一个特别醒目的大红印章，“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你儿子的委任状吗？有了这玩意儿就得干了，如果不干你就去南京找蒋委员长，他同意不干你儿子就不用干。咋样？”
我爷不认识字，看着那大红官印也是晕头转向，再说他一个小老百姓去哪儿找蒋委员长，只好同意我大爷先干一年。我爷说：“田乡长啊，明年你说啥也得让他下来，他不是当保长的料呀。”
田乡长笑哈哈地拍着我爷的肩膀说：“我说老哥呀，这下你家的风水转啦，开始走运啦，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享福吧。”然后客客气气地把我爷送到了大门口，还硬把二两茶叶末塞到我爷的衣兜儿里。
这事情让我大爷记住了，刚解放那会儿上边儿来人调查我大爷当保长的经过时，我大爷说：“那会儿乡里的田乡长手里有委任状，您去那儿一查准了解全部情况。”我大爷实在，都解放了，您还说那个民国政府的啥委任状呀，这不整个一个糊涂蛋吗？人家就去找田达鑫，问他要我大爷的保长委任状。田达鑫一听就嘿嘿嘿地笑了，说：“哪有啥委任状啊，县长有委任状，保长还有委任状？当时他不当保长，他爹也不让他当保长，再找人又不容易。看他不当保长我急了，也是急中生智，顺手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有红戳的纸来，把他爹给蒙过去了，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当真呢。”
城芳村的崔保长当时三十来岁，在村里以势压人、多吃多占，据说还有睡人家年轻媳妇儿的恶习。
我大爷可不这样，他跟人家说事情都是低眉顺眼的，生怕人家不高兴。他就那么个人，啥时候都怕别人吃亏，宁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当上保长以后，我大爷还是怕别人吃亏，就谨慎地干事儿，在村里跑跑颠颠的，给人家催个粮、派个捐、出个工，生怕出差错。除此之外，他还得应酬乡里县里官僚们的视察，还要给那些人准备饭菜，反正每天都忙。
有一次玉河乡召开保长会议，崔保长坐到我大爷身边儿，悄悄对我大爷说：“听人家说你不愿意当保长？”
我大爷说：“是啊，我爹也不想让我当。”
“傻瓜呀你，你不知道当保长的好处吗？”崔保长做出十分知己的样子说，“别辜负了大好时光呀。”
我大爷说：“啥大好时光呀，尽是跑腿的事儿，麻烦极了。”
“那是你不会当。”崔保长不客气地说，“保长不能跑腿儿，得动嘴。”
我大爷看了看他，没说话，心里说：“你那个保长当得多少人骂呀？我可不干那些事儿，缺德！”
日本人被打跑之后没多长时间，内战开始了，乡里村里派捐派税的事情就多了起来，还免不了再来几股军队或者土匪啥的，我大爷都得伺候，不敢得罪人家。人家来了就得吃喝，就得有酒有肉，临走还得给人家拿上几块大洋，这些事情都得我大爷去干，没人帮他干。但是我大爷没辙，他有委任状呀，他当上保长啦，他不干谁干。我爷把我大爷叫过去，说：“看见了吧，我当时不让你干保长就怕麻烦事儿。不过也没办法了，你现在干上了，那就只有多动脑子，一个人也不能得罪。记住，咱不干缺德事就不得罪人；记住，咱宁肯自己吃亏也不能干缺德事儿。”我爷的烟袋锅子在我大爷的脑袋上晃来晃去，狠狠地点播我大爷。
“是是是。”我大爷频频点头称是，“我就是卖房子卖地都不干缺德事儿。”
崔保长派捐派税时趾高气扬，还没进人家的大门就开始大声嚷嚷，你家一斗，他家四升，挨家挨户地要，容不得人家不给，谁家要是不给他就拿别的东西，反正让你捐你就得捐。崔保长常挂在嘴边儿的一句话：“这是国家大事，谁敢不捐？！”
我大爷不这样，他先敲钟，当当当地敲，钟声不紧不慢，好像怕吓着大家。我大爷把各家各户的户主聚集到保公所里，把情况说明，让大家把捐税捐粮送来，有背不动的我大爷还帮人家背，大家都说我大爷真是热心人，连城芳村的老百姓都说，要是我大爷去城芳村当保长，城芳村的老百姓就遇到菩萨了。城芳村的老百姓喜欢我大爷，因为喜欢，竟然有户人家要把女儿聘过来，愿意做我大爷的二房，并且心甘情愿，说不图别的，就图我大爷人好，当二房都不受欺负。我爷不同意，说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大爷更不同意，说：“都啥时候了，还纳妾？于情于理不通啊，再说我就几亩地，家里人多了咋养得起啊？”
我们村的老人都知道这件事，文化大革命那会儿还有人说起这事情，被旁边的老人止住，悄悄说：“你是怕老保长不得安生咋的？咱就别给老保长找事儿啦。”
城芳村的崔保长干保长不到一年，家里的房子就拆掉了，随之而起的是五间砖瓦房，又高又敞亮，在城芳村里透着气派。那天我爷的二小姨子过来串亲戚，坐在我爷家的炕桌旁边，撇着大嘴跟我爷说：“瞧人家崔保长，才一年的工夫，大瓦房就盖起来了。”
我爷不屑地说：“那是人家的能耐。”
“啥能耐？就是搜刮的能耐，上边要一斗，他得加二升，听说他盖完房就要买地了。”
“人活着得凭良心。”我爷抽着旱烟，眼睛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淡淡地说。
派捐派粮的次数越来越多，啥爱国捐啦，啥伤兵捐啦，啥剿匪捐啦，派得老百姓怨天怨地。当时的农村贫穷得很，老百姓那几亩薄地本来就收成不多，又是靠天吃饭，年年也打不出多少粮食，自家吃都不够，哪儿还有剩余的交捐交税呢？我大爷有时跟田乡长诉苦，诉说老百姓的难处，得到的往往是田乡长的安慰、劝解，说：“好啦，好啦，我知道你的难处，可没办法，我也得听上边的，人家派下来咱不能不办吧？”有时田乡长烦了，就训斥我大爷几句，也是不多的几次，他佩服我大爷的为人。我大爷知道田乡长的心思，也就不愿意多说自己的难处，谁让自己昏头晕脑地当了保长呢？他还时不常地劝解自己，碰到难处说啥也不能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说不着急就有着急的事情，这不，着急的事情来了。
那天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有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我大爷家，说：“一股子穿二尺半的队伍正往咱村走呢，你该躲躲就赶快躲躲，别招惹人家。”
我大爷说：“我是保长，我躲了大家咋办？！”
正说着，那股子队伍进村了，进村就找保长，见着我大爷也不客气，命令我大爷马上做饭，说：“弟兄们走了半天儿路，也饿了也渴了，这会儿太阳当头到了吃饭的时候，赶紧做饭，别耽误我们执行军务。”
事情来得急，我大爷也顾不得敲钟了，赶紧找人，就在保公所里给队伍做饭。钱一时凑不上，我大爷还得自己掏钱给垫上。队伍吃饱喝足了要走，我大爷说：“您给打个条子，我好跟乡亲们交代呀。”那个连长不知有啥气，说：“给你打条子？我还想抽你俩嘴巴呢。”说完掉转屁股走人了。
我大爷一点儿办法没有，只好忍气吞声，把买了啥东西、花了多少钱记在他那个破本子上，然后去找田乡长报账。田乡长说：“你啥条子都没有，我咋给你报账啊，你好歹也得知道是哪家的队伍啊。”我大爷说：“人家不写条子，还要打我嘴巴子，我再问肯定得挨揍。”田乡长说：“你先垫着，等下回派捐你多派点儿，补上就好了。”我大爷说：“连个条子也没有，我咋向乡亲们说呀？”我大爷那人死性得很，他说没有条子就不合规矩，能找补回来都不找补。后来直到解放，我大爷垫的那十几块大洋也没找补回来。
那二年村里的大钟常常被我大爷敲响，都是派捐派粮的事情，反正老百姓一听到钟声就知道要捐款捐粮了，免不了要骂我大爷几句，好像那款那粮是捐给我大爷的。我爷也骂我大爷，说：“你这保长干的，天天敲催命钟，你都快把我的命催没啦。”我大爷陪着笑脸说：“爹呀，我敲钟可是慢慢敲的呀，一点都不敢紧敲，就怕吓着乡亲们。”
我听我爹说过，我大爷那钟敲得有特点，不紧不慢，不急不躁，带着绵软悠长的味道，透着他的人性。
靠近我们村八十里外的大山里有股土匪，据说有三四十人，土匪头子姓杨，和我们家一个姓。这股子土匪经常下山抢劫，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次数更多。杨头领脑子很聪明，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因此都是去几十里地之外的村子抢东西，有时候还把抢来的东西送给揭不开锅的乡亲，在当地混得名声不错。
这股子土匪还没有到过我们村，因此我大爷说：“咱村的风水好、人性好，土匪都偏向咱们村。”我爷说：“你就念叨吧，没准儿哪天就找你借钱来啦。”
我大爷就笑，说：“爹呀，我没钱，就您给的那几亩地，不行把地拿走。”
我爷说：“你小子别嘴硬，土匪来了让你哭。”
国内战事紧了，抓丁也抓得厉害。田乡长召集各村保长开会，说：“县里边给咱们乡派下来五十名壮丁，半个月后送到县里。我分了一下，大村三个，小村一个，不大不小的村两个，大家回去抓紧办，省得县长怪罪下来，大家都不好过。”
一散会，我大爷就找田乡长，说：“我那村哪有几个年轻人啊，您就给免了吧。”
田乡长说：“给你免了别人咋办？再说你少出一个丁，县里可不跟我少要一个丁。”
我大爷一想田乡长说得也对，就扭头回了村里，一路走一路想，谁家的孩子对条件呢？我大爷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大槐树下，慢慢地敲起了钟，他觉得今天的钟敲得非常沉重，就和他的脚步一样沉重。钟声是断断续续的，没有了往日的章法，更没有了往日的绵软悠长。
乡亲们来到大槐树底下，听我大爷把县里派丁的事情说了一遍，说让大家知道派丁是国家大事，马虎不得，更不能不当回事儿。当下就有几户人家着了急，围着我大爷哭，各自诉说孩子不能去的理由。我大爷劝道：“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办法，办法总是想出来的。”
天黑了，我大爷一家一家地串门，还假模假式地告诉人家：“我可是就到你家来了，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啊。”
没过几天，那几家的孩子就不见了，有说串亲戚的，有说去城里学徒的，还有说去庙里做了和尚的。只有一家的孩子没走，不是他不愿意走，是他家的情况不能走，那孩子他娘是瞎子，他爷瘫在炕上，实在走不开，他要是走了那老两口就得饿死在炕上。我大爷后来跟我讲这件事时对我说：“那孩子叫个秃小，孝顺极了，真是个好孩子。”
田乡长来了。我大爷说：“我可是谁家都没安排。”然后，我大爷把各家的情况说了，还把秃小家的情况说了。田乡长说：“实在没有可以用钱顶，一个丁三十现大洋。”
“谁家也拿不出三十现大洋啊。”我大爷苦笑着说。
“那就没办法啦？”田乡长生气了，“我跟你说，你村里出不了丁用你去顶，你看着办吧。”
田乡长气哼哼地走了，把我大爷扔在了村口。
我大爷心里生气，也怨恨自己稀了糊涂地当了保长，如今碰上了这难办的事情。唉，悔不当初啊。思来想去，我大爷也没想出个办法，最后一拍大腿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不管他娘的，到时候再说吧！”
半个月后的一天，田乡长带着几个保丁直直地走进我大爷家，问我大爷要人。我大爷说：“田乡长，您就行行好吧，我们村真的没有壮丁。”
田乡长生气地说：“你去敲钟，把人全聚到大树底下，我要亲自看看你们村有没有合适的壮丁。”
我大爷只好去敲钟，那天的钟声比以往的钟声更慢，有一声儿没一声儿的，还高高低低，似乎和我大爷一样，心里有无法排解的心事。
全村能出来的人都出来了，唯独那几家可以出壮丁的年轻人没出来，我大爷知道他们躲了出去。可是，秃小出来了，一眼就被田乡长盯上，说：“这孩子正合适，带上走。几个保丁马上架住秃小的胳膊。
我大爷一看田乡长要把秃小弄走，立即哀求田乡长说：“田乡长，您可不能把秃小带走，他家里有个瞎妈，他爷还瘫在炕上，把他弄走不是害了他全家吗？”
田乡长说：“那你说咋办？”
“您跟县上说说情，今年就免了我们村的壮丁吧。”
“不行。”田乡长坚决地说，“一个壮丁都没有我没法交差。”
我大爷急得在大槐树底下转磨，走走停停，站起来蹲下，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好办法来，一个劲儿地叹气。
田乡长琢磨了一会儿说：“要不让他家出三十块现大洋，有人愿顶他出丁。”
秃小的瞎妈摸索着走到大树下，扑通一声冲着人群跪下了，连哭带喊地说道：“青天大老爷啊，您就行行好吧，千万别让秃小当兵去啊，我给您磕头啦。”
听着秃小瞎妈的哭喊，全村人呼啦一下全跪在田乡长的面前，一片声儿地求着田乡长，有些妇女还跟着秃小瞎妈一起哭。
田乡长眼睛瞪着我大爷，不说话。
秃小瞎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脸扭向我大爷这边儿，看那意思是想到我大爷跟前说话。她刚走了两步，又瘫软在地上，然后连滚带爬地摸索到我大爷的脚下，大声地哭嚎，说：“大兄弟，你就行行好，多积德，救救秃小吧。”看着秃小瞎妈那两只迷蒙的眼睛，我大爷急了，一咬牙一瞪眼说：“今天我豁出去了，说啥也不能让秃小去当壮丁。我卖地，田乡长，我卖地，给你凑够三十块现大洋。你们谁去城芳村跑一趟，跟崔保长说，让他带现大洋来，我卖给他二亩好地，他不是正准备买地吗？”
秃小挣脱保丁扭住的胳膊，跑到我大爷跟前，两腿一弯跪了下去，说：“大叔，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也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说啥傻话呀，你大爷没啥大恩大德，就是怕你走了你爹妈活不了。”
看到眼前的一切，田乡长也有些感动，说：“既然杨保长要出壮丁钱，那大家就散了吧，不过你们要记住杨保长对你们的恩德，啥时候也不要忘了人家的好处。散了吧，散了吧。”
我爷从始至终没有说话，就站在人群后面看着，看着那个哄闹的场面。吃过夜黑晌饭之后，我大爷去了我爷家，低头坐在炕沿儿上，嗫嚅着对我爷说：“儿子不孝，对不住您，把您给我的地卖了二亩。”
“卖就卖了，别心疼。这年头儿，谁知道以后咋回事儿呀？”我爷抽着旱烟袋，深沉地说道。
“崔保长乐了，让他拣个便宜。”
“谁知道是不是便宜呢？”我爷安慰我大爷。
我大爷不说话了，就那么坐着，一直坐到半夜才回家。
文革后我大爷跟我聊天儿时说：“他一辈子就做了两件大事，是又后悔又高兴的两件大事。”
我问：“大爷，啥事情让您又后悔又高兴呢?”
“卖了一回地嘛。”
解放以后，我大爷过得一点儿也不踏实，心里时常忐忑不安，后悔当这保长，觉得实在不合算，啥也没落下倒落下个保长的名声，心里便害怕，怕人们揪住他这根小辫子说事儿。不过我大爷还落了个大大的安慰，因为解放后我们那里搞土地改革，用地多地少来定成分，我大爷因为只剩二亩地了，用人口一平均每人才四分地，怎么评也只能评个下中农。我大爷那人真是好面子，当时评个下中农还不愿意，说：“我原来有三四亩地呢，怎么也够上中农的标准了。”我爷知道他的心思，嫌评下中农脸面上不好看，就骂他，说：“你真他娘的是个糊涂蛋，啥时候了，还在下中农上中农上边儿瞎他娘的琢磨呢，真是不知死的鬼呀！”
崔保长那两年趁着兵荒马乱，又利用保长的权利得了不少的钱，就狠狠地买了几十亩地，据说当时高兴得像得了大金元宝，谁想到土改的时候评了个地主；又因为经常坑害村里老百姓，惹得老百姓非常恨他，一致评了他恶霸地主。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村民们都闹闹嚷嚷地闹文化革命，又是破四旧、立四新，又是揪斗地富反坏，城芳村的贫下中农就把恶霸地主兼保长的崔保长给揪了出来，在全公社范围内游斗，又挨打又挨骂，连小孩子都敢踹他两脚，可把他给整惨了。
文革结束以后，崔保长见到我大爷的第一句话就说：“还是你老弟聪明，把地都卖了。”我大爷笑话他：“谁叫你那会儿紧着买呢，弄了个地主不说，地也没落下吧。”
文革时村里有个叫大栓的孩子在县城里读书，文革了就闹红卫兵，还跑回村里来闹，说我大爷当过保长，也应该揪出来，不能让他漏网，要好好地斗斗，让他交代当保长时是怎么剥削老百姓的。大栓的话刚一出口，就被秃小臭骂了一顿，说：“斗谁都不能斗我大爷，你敢斗他我就敢打折你的腿。”秃小家因为解放前在村里最穷，文革中当了村里的革委会主任，说话也有了地位。说实话，人家秃小不同意斗我大爷，还不就是因为我大爷为他出了现大洋没被抓了壮丁嘛。大栓年纪小，不知过去的事情，也不知深浅，还傻瓜似地问秃小为什么。秃小说：“回家问你爹去，对你这号傻瓜我都懒得搭理。”
后来我大爷经常跟我说：“这人啊其实都有良心。”解放后，我们村的人时时处处照顾我大爷，啥苦活累活都不让他干，就让他继续敲钟，每天还给他记十个工分的满分。
虽然村里的乡亲们都照顾我大爷，可是我大爷觉得自己毕竟当过保长，怎么着也容易被别人揪住尾巴，就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孩子们也不敢在人前大声说话，连我爹也怕跟着吃挂捞，生怕惹上麻烦。
我大爷临去世前躺在病床上，老爱说一句话：“真好。”
当时我去看望他老人家，正赶上他在弥留之际。我看到昏昏沉沉的大爷突然睁开了眼睛，眼光雪亮，看着围在床边的亲人们，笑了，说：“真好。”
我知道我大爷说“真好”的意思，他是说如今的社会好，没有了几十年前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了，人与人之间也不用互相防着了，有点儿什么话也敢敞开说了，特别是他自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
我一直记着我大爷说的“真好”。
我大爷目光炯炯地说“真好”的时候，我爹知道那是我大爷的回光返照，知道我大爷不行了，他拉着我大爷的手说：“哥，你还有啥话就说吧。”
“真好，真好，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啊。”我大爷又转头对他的老伴儿说，“孩子他娘啊，这一辈子总是让你跟我担惊受怕，现在不用再担惊受怕了。孩子们，要好好地孝顺你们的娘啊。”
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我大爷又使劲儿看了看围在床边的我们，说：“真好，真不愿意离开你们啊。”
（责任编辑：张辉）
第二届小说有奖大赛征稿启事
首届“新干线”短篇小说有奖大赛取得圆满成功，为鼓励广大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繁荣本平台文学创作，现决定举办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有奖大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征稿范围:向本平台投稿并关注本平台的所有作者，不关注本平台的作者谢绝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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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征稿时间：2017年7月5日起至9月30日止。
5、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金800元，特制水晶奖杯一只。
二等奖1名：奖金500元，特制水晶奖杯一只。
三等奖1名：奖金300元，特制水晶奖杯一只。
佳作奖10名：奖金各100元，获奖证书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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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编审：张 辉 微信号：zhanghui750525 诗歌编审：姚 哲 微信号：8913480散文编审：杨志强 微信号：yzq13734283479图文编审：姚普俊 微信号： yqwyzfq
发刊制作：师郑娟 微信号：szj872668752小说投稿：3295584939@qq.com散文投稿：3118633192@qq.com诗歌投稿：347468290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