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奇案：泼妇恶霸对打 五岁幼女被踩死 为免抵命 讼师妄称驴之过
弘治年间，苏州阊门外有一个恶棍，名叫张文学，父亲是个讼师，因为业务繁忙，对儿子疏于管教，再加上家里人的宠溺，导致了张文学整天游手好闲，与恶少为伍，在苏州城里处寻衅挑事，沿街虎踞，欺男霸女。
张文学依仗着父亲讼师的身份，与官府衙役们打得火热，经常孝敬不说，还时不时请他们去青楼酒馆消遣一番，所以衙役们对他们的所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出人命，也就姑息不管。
这年的中元节，张文学又伙同恶霸朋友前去凑热闹。看完鬼游行，来到元妙观前看江湖艺人卖艺，也对来往的妇女们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一番。
在拥挤的人群中，有个二十余岁的少妇，身穿月白竹布衫，外面罩着元布镶洋锻夹背心，下系一条元色洋纱裙，一双水色布鞋上绣荷花，非常娇艳。少妇手里还牵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长长的脸，细细的眉，瘦瘦的身子，扎着一对丫角，十分可爱。
张文学见到少妇，便觍着脸上前搭讪。妇人见他不怀好意，厌恶地瞪了一眼。这一眼反将张文学的魂勾走了，他以为是少妇对他有意，更加不要脸地一把抓着少妇的手。不想少妇恼怒起来，抬手就是一掌，打了张文学一个满天星，还骂道：“贼囚犯光棍，想占老娘的便宜，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我是什么人！”
张文学在苏州府嚣张惯了，调戏的妇女也是多不胜数，还从来没遇到敢打他的人。张文学觉得当着自己一众朋友的面被打，下不了台，竟然上去与那妇人厮打了起来，彼此你打我一掌，我踢你一脚，那妇人也是毫不示弱。
就在此时，跟随妇人的小女孩，一边喊着“放开我娘”，一边冲上前抱着张文学的大腿，开口便咬。张文学负痛，一巴掌朝孩子打过去，小女孩如何承受得住张文学的力度，瞬间倒地，张文学还不解气，上前又踩了两脚 ，一个娇小的女孩，当场口吐鲜血，一命呜呼了。
妇人见女儿被踩死，放开张文学，搂着女儿痛哭，她一面恳求围观的人们救救她的孩子，一面要人们不要放走那杀人的恶魔。
周围的人也担心受到律法的惩处，纷纷上前将张文学团团围住，不让他逃走。有人喊来了捕役，将张文学拿下，送官法办。
却说这妇人娘家姓顾，嫁给屠夫李四为妻。顾氏敢与张文学叫嚣，一是因为屠夫凶狠，谁欺负他的家人，必定持刀相向，要与人拼命；二是因为顾氏娘家有兄弟五人，若是屠夫不能敌，娘家兄弟便蜂拥而上，不是大打出手，就是骂遍一条街。
顾氏仗着丈夫与娘家的威势，也是泼悍异常，凡是知道她的人，都不敢招惹她，却不想，泼妇竟与恶霸遇上了，两个人都是横行霸道惯了，从不吃亏的，如今对峙本也是旗鼓相当。哪料到五岁的女儿竟然上前帮忙，反被活活地踩死了。
顾氏哪肯罢休，当即找来娘家的兄弟，一起商议到官府告状，定要张文学偿命。
正当屠夫李四与顾家兄弟筹备如何到官府告状时，张文学的父亲倒率先找上门来了。只见张讼师说道：“列位，小女已死，我也很是伤心，但人死不能复生，逝者自逝，生者还要生。不知列位打算要多少钱，才能不让犬子抵命呢？若是可以谈成，剩余之事，交给老朽处理就好。”
顾氏哪里肯依，不肯要钱，非要张文学偿命，李四和顾家兄弟也纷纷指斥张讼师，一时间，七个人七张嘴，哭得哭骂得骂，恶言恶语纷涌而至。见众人怒气冲天，张讼师还是不紧不慢地说道：“杀人自当偿命，我那犬子也是该死。但犬子死了，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要知道罚了不打，打了不罚。犬子偿命了，老朽去收尸，而那小女孩还要你们自己安葬，你们非但没得到任何好处，还与我张家结了仇，这冤冤相报何时能了？我看倒不如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谈得扰则谈，谈不拢则衙门见，到时说不准我那犬子还不一定会偿命。毕竟踩死小女孩，他也是无心，充其量判个绞监候，过不了十年，也就被释放了。”
张讼师一番言语相劝，还是不能说服顾氏，但李四及顾家兄弟却犹豫起来了，他们看见张讼师起身打算离开时，反而拦住了他，要求商议具体事宜。最终双方谈好了价钱，原告和被告串通起来，同执一词。
回到张家，张讼师写状为张文学开脱，称张文学牵驴行走，不料驴受惊乱踢乱咬，一不小心将李家女孩踢死，实属意外。李家丧女，张家感同身受，愿意赔偿损失，免张文学抵命。知县询问原告，他们也是同样的说法，称是驴受惊伤人。
按大明律的规定，驴踢死人，驴主应该被杖一百，流三千里，现在原告和被告已经私下协议好赔偿，而且驴受惊是意外，是否可以减免张文学的罪责，知县做不了主，只能申报各级上司核准。
这个知县可谓是一个十足的糊涂官。事发闹市，人证众多，他反而不提讯，仅以原被告的说辞为依据；再说了，驴受惊踢死人，也应该检验尸身吧，一查即可辨明真相。但知县没有，不仅知县没有，各级上司也没有，案子居然就这样逐级通过了复核，一级一级申报了上去。
案件最终到了刑部，刑部官员更是昏庸，卷宗没有看完，就奏请将张文学杖一百，追银二十两，给付被杀家属。并且将最终的审定递交到了大理寺。
大理寺卿杨守随亲审此案。和之前的官员不同，他提审了相关人犯，也找来证人核实情况。发现证人所述与原被告陈述的大有出入。到底谁在说谎呢？杨守随再次提审张文学，起初张文学也是一味地抵赖，只称是驴受惊，与自己无关。杨守随在调查中，了解了张文学的为人，对他所说的话更是不敢苟同，所以对他用以大刑。只有别人挨张文学的打，张文学哪里受过这些？在一顿的酷刑之下，他不得不招认了，是自己踩死的女孩。
这下案件的性质全变了，成意外伤害变成了故意杀人，再加上被害之人是五岁的幼女，还应该在原有处罚基础上加等，应判处斩立决，并追其家财产的一半给付死者之家。
但大理寺对刑部审拟不当的案件只有参驳之权，没有改正之权，如今越权将此案予以改正，刑部当然不愿意，便上奏皇帝，称“大理寺严刑逼供，导致犯人胡乱指认”，大理寺也不甘示弱，上奏称“自己刑讯罪犯合理又合法”。
面对两个部门的争执，弘治皇帝也不好断定谁是谁非，便下旨道：今后各遵职掌旧制，毋得互相偏拗，有乖体统。最后还加了一句：张文学，著即处斩！
这个案件并不复杂，但从中却可以看中人为干预案件、导致案件走向错误的一面，也能看从明中后期政治的腐败不堪。
众目睽睽之下，张文学居然可以对一个五岁的小孩下狠手，当街踩死，可以说是狠毒至极；而后张父的所为，也可以看出造成张文学性格的必然性。父亲为了儿子免死，视他人性命于草芥，只图用金钱消灾解难。也正是父亲的纵容，为张文学的死埋下了最大的隐患。况且，这样罪大恶极的人不死，又怎能让人相信法律的公正呢？
再看判案过程，知县不作为，明眼就能一辨真相的案件，也不愿意下力气去查证，只凭着原被告双方的陈词，就能裁定一桩涉及人命的案件，可谓是昏庸至极；而各级上司同样的态度，也正反应了弘治年间官场间的黑暗，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事。正是这样人浮于事的态度，才一步步将明朝带入了最后悬崖。
历史的发展没有偶然性，都是一个个确定的、微小的因素最后推进到了一个必然的地步，如同明朝的灭亡。如官员们都恪尽其守、君主励精图治，明朝说不定还能延续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