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想出下一个爱因斯坦，就必须改变
过去改革开放40年里面，中国科技教育落后的原因，我认为是错误地和美国的轨，而不是和德国、英国、法国或者苏联的轨，所以才造成中国现在科学界里面有很多问题。
先说一个问题：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那么快，但是人心、价值观变乱，什么原因？
就是引进了美国主导的财富的排行榜。一个人的功劳，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全部要以身价来计算，身价又以他个人名下的财富来计算。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认为是中国也是世界，贫富差距扩大，人心混乱的一个最大推手。
那么在科学上搞乱的，我认为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发表论文的量化管理指标，就是按照你这个人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来算。好多教授拿出来的文章数以百计，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数以百计的东西都是原创的？
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才二三十岁，就发表了关于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的论文，但是都没有得诺贝尔奖，为什么？因为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看不懂，等到看懂的时候，时间过得太久了，都不好意思给。所以你要让中国把现在给博士生也好，给年轻教授也好的评级标准，来数过去几年他们发了多少篇文章，什么级别上发表文章。我告诉你，像爱因斯坦这种人就不可能出现。
还有大学的排名。这个美国大学排名，世界大学排名，都是美国的商业机构，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推出世界的大学排名，美国的大学排名，中国也盲目地追捧仿效，我认为这是把中国科学搞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中国取消了国家科委，把国家科委降到一个科技部，就管分钱，然后分钱的时候又定下各种量化的指标。本来科学院院士只是一个科学荣誉的职位，现在变成了各个大学竞争资源、竞争排名、竞争经费的一个指标，所以才会使得现在很多大学的院士竞争变成了一个恶性竞争。
第三，就是引进了论文匿名审查。你想想看，如果你做科学研究，你越是创新，你如果说做盲目地随机抽样的评审人员来进行评审，其结果一定是劣币驱逐良币。
如果全世界的科学都照美国模式那么办的话，我告诉大家，是出不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这些科学家都是特立独行的，不想着赚钱，只想科学问题，为人类打开新的思维道路。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突破传统社会的约束，也是因为遇上伯乐。
当年赞助伽利略的是一位教皇，这个教皇是有美第奇家族背景的，喜欢科学，然后才会容忍伽利略去研究和宗教相矛盾的日心说，才容忍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去观察月亮。
牛顿就更幸运了。那时候古典大学都是教神学的，神学再分出来教哲学、伦理学的，当时没有科学教授。剑桥大学唯一的一位数学教授，收了牛顿当学生。等到牛顿发明了微积分，这个教授说，我的学生已经超过我了，他就把剑桥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的位置让给牛顿，让牛顿可以衣食无忧，然后牛顿开拓了整个物理学的新时代。
爱因斯坦做的相对论，怎么能够成名？就是因为首先发现量子论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我认为他是20世纪科学真正的大功臣，绝对不是很多人迷信的20世纪科学是美国世纪。错！20世纪的科学就是德国世纪。
普朗克就完全没有论资排辈的概念，他收到爱因斯坦寄来的狭义相对论的稿子，实际上普朗克也没有完全看懂，但是他就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个天才。然后他发现这个作者是一个瑞士专利局的小职员，然后他就非常惊奇，专门派了他的得意门生到瑞士伯尔尼去拜访爱因斯坦，才发现爱因斯坦这个人生活非常邋遢，不修边幅，但是就是一个天才。
普朗克最后把爱因斯坦的论文在德国最权威的物理学杂志上发表，发表之后的十年之内，全世界能够看得懂爱因斯坦论文的人，据说只有三个半。
你说要实行美国那样的匿名审查，要实行科学市场，爱因斯坦这样的人能出得来吗？爱因斯坦出不来，还会有和质能关系式的发现，还会有核能的发现，还会有原子弹，整个一个科学革命吗？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如果要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科学的竞争选优汰劣的问题，一定是造成不光是科学的混乱，而且也是社会的混乱。
我再讲一个我的老师的亲身故事。
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是我的老师罗伯特·赫尔曼和他的朋友阿尔菲做的，发表在当时大家公认的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他们观察到宇宙里面放射性同位素的分布，是各向同性的，就是你指向宇宙任何方向，强度都没有改变，不是可以识别从哪一个银河系或者哪一个星座发出来的。
那么他们就做了一个模型推测，如果宇宙是有源头的，那么就是一个大爆炸，大爆炸是一连串的核反应，核反应的最终的结果应该留下的什么呢？就留下了我们叫做残余的热辐射。这个热辐射应该是个整个宇宙的背景辐射，他们算出来热辐射在绝对0度以上，5度K。
但是当时要测量宇宙背景的温度，只有射电天文望远镜能够测量。不巧的是，当时射电天文望远镜的误差又远远高于5度。
等到1964年，贝尔实验室的两个工程师为了改进射电望远镜的精度，就要把他的射电天文望远镜本身的热噪声降下来，降到后来就发现怎么也降不下去了，然后就发现最大的热噪声的来源，是对宇宙的方向，是各向同性的，没有跟任何特定的银河系或者星系有关。于是他们就发表了一个很小的文章，就是说发现射电天文望远镜探测到的热噪声的背景，是各向同性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结果普林斯顿大学正好有一个物理学家叫迪克，他也预言到了宇宙背景辐射，准备做实验要测，还没去做，结果发现贝尔实验室的人测到了。他们就告诉迪克他们发现的东西，实际上就证明大爆炸宇宙学的模型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点偏差。
大爆炸宇宙学的模型，预言的是5度K，他们发现是3度K，误差还不到100%，但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理论预言了。
但是非常可惜，1964年发现背景辐射的时候，1948年的文章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所以物理学家就把我的老师赫尔曼和阿尔菲的模型研究给忘了。然后就把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贝尔实验室的两个工程师。
按照诺贝尔奖的规矩，如果理论物理学家先预测，得奖的应该是理论物理学家，如果理论物理学家没有预测到，实验物理学家先发现，理论再解释，那得奖应该给实验的人。但是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错误地给了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
最后美国最老的国家科学院为了补过，在1993年给阿尔菲和赫尔曼补发了一个美国国家科学院最高的荣誉奖章，当然就比不上诺贝尔奖。
这就说明科学的发现是非常曲折的。如果是要按照社会上的人气、知名度来判断科学成果，那都会出误差。别说还要靠市场排名，来决定科学理论谁做的对或者错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强调，如果中国要发展独立自主的科学体系，那么中国要和国际接轨的识别人才的模式，应该是德国模式，其次也应该是英国模式，但是绝对不能是美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