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南」之争说起：不再互相“商榷”的学界，失去了好多光彩…
本文作者: 春梅狐狸
因为这几个月我都挺忙的，所以写的文章就少了，以前是没啥感觉的，但是现在我每个月初都会盘点一下参考文献，就明显感受出来了。所以今天就补充一些我在看参考文献时候的感受吧！
其实我表态过很多次，写公众号是我维持兴趣和督促学习的方式，写文的过程是梳理自己知识体系的过程（这个途径不确保对每个人都有用）。这中间就会找很多参考文献，有的是以前看过的，有的是为了写某篇文章解决一些心头疑惑专门去找的。
期刊论文往往都是作者的单向表达，要验证正误疏漏的方法除了靠自己的阅读理解和知识基础以外，就是对比同类事物下不同学者的观点。我有时候会在文章里写到诸如“也有学者认为……”其实就是参考文献上的观点出现了出入，而我又觉得两者都有一定的参考性，就都收在文章里给大家拓展一下观点的可能性。
但这个其实是很吃力的，因为我不敢确定我过眼了所有的观点、理解了这些观点、准确无疑义又通俗地转达了这些观点。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很想看到学者们的交锋，类似于华山论剑的那种，也叫学术争鸣吧。我本身不是学术圈的，自然是得不到很多人引以为傲的“内幕”，我看的就是发表的文章，这里很突出的一类就是“商榷文”。
我以“司南”为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商榷”是怎么玩的？
选这个例子是因为“司南”出现在教科书里，并且“探索·发现”的logo用的也是它，算是很熟悉的古代科技产物。而且，这场“商榷”里中心人物是爱好古代服饰的人都很熟悉的孙机先生。
△ 《探索·发现》节目的logo
△ 司南，邮票
2006年的时候孙机先生发表了一篇《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推翻了几个普通人心中对于“司南”的认知——
△ 文章截图
①天然磁石做成勺子的形状是无法“指南”的；
②解读为勺子的文献是基于错字，所以司南的形态不是勺子；
③司南复原是在没有任何实物考据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④文献中的司南指的可能是指南车，而非磁性指南针。
这一条条几乎都是石破天惊，至少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的。我们所见到的司南复原模型是王振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做的复原，影响力很大，但它没有解决孙机所说的第一条。简单来说就是，天然磁石在做成勺子的形态下，它指南的力量要比转动的摩擦力小，这点在王振铎四十年代的实验里就已经发现了。王振铎做了很多次实验，最终只能证明天然磁石不会因为人工雕琢而消磁，并且保有指南的能力，但实际情况中人们即便使用现代机械雕琢天然磁石，但仍然未能顺利在这个模型上呈现它的功能性。
△ 王振铎的天然磁石版司南
孙机不是第一个提出天然磁石做不到的的人，1956年时刘秉正就提出了司南不指南的质疑。
△ 文章截图
当时30岁的刘秉正是东北师范大学的物理老师。刘秉正，1951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到东北师大就职，一直干到退休。而后他保持着对司南的研究直到2006年还在发表文章，3年后他就去世并捐赠了遗体。
2016年李强发表了《关于王振铎复原司南的思路兼与孙机同志商榷》。他、孙机和王振铎同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年龄正好各差了19岁，约等于是三代人。
说明（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李强（1948.7—），男，河北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专业毕业，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展览一部研究馆员。
孙机（1929.9—），男，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
王振铎（1910-1992），男，河北保定人，文物博物馆学专家，科技史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 文章截图
李强做过不少关于王振铎生前的工作整理，所以他的商榷文第一段就说明了为什么王振铎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做司南的复原——
因为20年代的时候日本认为中国人在宋代之前是不知道磁石可以指南（注意，发现磁石有磁性和能不能指南北是两件事）。在这个背景下张荫麟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的奇器及其作者》进行反驳，引用了《论衡》里“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句子，认为最晚在汉代中国人就一经发现了可以指南北这件事。王振铎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并发表了《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及发明》。
△ 王振铎绘制的复原图
这不仅仅是说明王振铎做这件事的意义重大，更在点出另外另一件事，孙机是认为“汉代没有用磁石制作的指南仪器“，并且赞成“指南针为11世纪”，“有人却想将指南针发明的时间更向上溯”。这个事情可以是一件纯学术的问题，李强的商榷文里基本是当作学术讨论来看待的，他替当时已经逝世多年的王振铎辩驳的就是“说明指南针发明于战国、秦汉之说， 始作俑者并非王振铎先生， 而是张荫麟先生”。
李强的文章很长，基本是针对性地一一反驳孙机的观点，大家可以去看原文。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值得拿出来看一下的，就是关于王振铎工作的评价，因为像我们熟悉的地动仪也是他做出来的，同样是在后来受到了不小的争议，这些年对于王振铎的这些工作网上讨论也一直存在。
△ 王振铎复原的地动仪
李强提出，“出土文物”，也就是孙机说的考古实证，“后人复制模型”，也就是王振铎做的这些东西 ，还有“馈赠礼品”，因为1952年的时候司南模型作为访苏礼品进行制作过，但由于无法解决指南的问题所以用电磁铁做了人工磁化，孙机认为这是宣布王振铎版司南设计方案的失败。李强认为这三种事物不能混淆论证，它们有各自的作用。我觉得这段是可以供大家讨论王振铎做的那些模型时纳入考量的。
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有许多是发明者仅做成一件，如地动仪、浑天仪、千里船、马上刻漏、十二辰车等。制造这些器物也未必一定要当作陪葬品放在坟墓里，等待后来的考古学家去发掘，来加以证实。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那种以出土文物作为印证古物有无，就没有多少说服力了。这恰好说明我们博物馆研究者与田野考古研究者，对研究历史问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如何复原这些器物，只能凭借科技史家一步步推理进行，但要达到原创者的模样，绝无可能。人们研究的历史成果只能逼近历史，却不能重新进入历史，这是因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王振铎先生的模型也并非是最终研究结果，随着新资料的出现，还要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司南的情况也是这样。——李强
不过李强终究是学历史专业的，物理方面的问题另外有一篇2014年戴念祖发表的《再谈磁性指向仪“司南”——兼与孙机先生商榷》，他是厦门大学物理系毕业，从事物理学史的研究。
△ 文章截图
戴念祖的观点比较清晰，主要就是针对孙机认为司南不是类似指南针的磁性指向仪。戴念祖认为指南针是磁性指向仪，指南车是机械指向器，原理完全不同，而“司南”从文献看就是磁性指向仪。
文末他还提到2010年的时候就有人对孙机那篇文章“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注释表明是刘亦丰、刘亦未、刘秉正的《司南指南文献新考》，他们是父子三人。2010年的时候，刘秉正已经过世了，但他2006年关于司南的文章正是写给戴念祖的《再论司南是磁勺吗？——兼答戴念祖先 生》，真的算是毕生都在思索司南这个问题了。
△ 文章截图
这里面的观点立场看起来有点绕，其实很有意思，可以让现在一些脑子二极管的人学一下。简单来说就是，刘秉正虽然对王振铎的模型提出了质疑，但他是赞同司南是磁性指向仪。刘秉正和戴念祖虽然立场一致，但他俩都觉得对方的怀疑和论证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互相写文交锋了一番，个人觉得这才是学术讨论最好玩的局面。
到底孰是孰非，只能靠百家争鸣，大家都深入考据和钻研，寻找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才能解决问题。如果由于“王振铎对司南进行了科学的复制。其复制样品已为国内外科学技术史界和文化界普遍接受”，而禁止讨论此问题，将来可能终要贻笑大方。我国近几十年在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笔者希望除了科技工作者参加研究外，特别希望古史专家和古文字专家参加研究和讨论，以真正解决此科技史上的重要问题。——刘秉正
刘秉正作为我们目前提到的人里面工作和司南关系最不大的一个，他提出对于司南问题讨论的意见虽然偏理想化，但也很博大。毕竟司南不是科技史、考古或物理的单一问题，要解决它，终究是要更多学科的人参与进来。
孙机在2018年又写了一篇《再论“司南”》，其实内容就是回应一些批驳和质疑。
△ 文章截图
具体内容大家找原文看，这里依然是抓取一些思维方式和学术态度方面的东西。虽然司南是什么会更吸睛一点，但我觉得另外那些看起来有点玄乎的东西才是受益终生的。
由于司南没有任何考古上的实证，所以几乎所有的学者找的都是旁证，以及对文献的不同解读。比如“杓”字究竟是不是一个错字，关乎于司南能不能是个勺子，孙机对于其中一些反驳的参考回应说“古诗中泛用典故而脱离其本意的例子并不少见”，这个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不是是个文献就能参考，还是得考察。
还有一段我觉得对于很多凭空论证古代存在什么的观点很有用，我就是直接上引文：
有些相当有用的器物，尽管在社会上有需求，尽管在技术上能做到，可是在历史上却并不是只要道理讲得通，就一准能制造得出来。研究历史必须尊重史实，研究物质文化方面的发明创造，必须拿出可信的证据。……一种新器物的出现，客观条件固不可或缺，而主观认识也必须突破原有的框架；这才是发明。——孙机
我个人经常举的例子是活字印刷，单字的印章拼在一起其实就是活字印刷了，但不管是什么活字、谁来发明，实际上的活字印刷都很晚，至少离印章的出现流行差得很远，可见这里面缺不是人类的智慧，而是需求、认知等等别的东西。
关于王振铎的工作，孙机认为“他从张荫麟那里接过来的其实是一道伪命题，本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纵使为之殚精竭虑、费尽周折，也只能越描越黑，最终落得个一无是处。”“我们今后则应当从中汲取教训，放眼全局，鉴真辨伪，尽量使研究工作作得更严谨、更少出纰漏才是。”且不论孙机对于王振铎的定性是否合适，但他说的内容，其实对于很多选错课题的研究人员来说应该还是深有体会的。
王振铎版的司南模型原本在国家博物馆是有展出的，因为它接连引发争论，不仅仅是上面的学术争论，还有很多参观者把它当做古物、文物来看到，所以后来就撤掉了。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表演里，依然使用了这个模型作为四大发明的展示道具之一。
△ 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司南模型
△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司南展示
其实关于司南的讨论和实验还有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去找出来看，学者们依然还是在努力接近它的真实面貌。
本文以司南为例，除了开头讲的，还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
质疑司南模型，很容易就会被有心之人当作攻击四大发明；认为指南针是较晚的11世纪产物，主张在汉代时没有磁性指向仪，也很容易被有心人视作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诋毁。“商榷文”的可贵，恐怕在于戴念祖说的“在学术上增加知识；在心灵上感到愉悦”。如果这场“商榷”发生的当下的网络环境了，恐怕学者们需要大把的时间来证明自己并没有“居心叵测”“别有用心”。
正所谓理越辩越明，很多我们如今看起来明确清晰的知识在往昔都是有过一些误解的，在“商榷文”里可以看到端倪。
比如1994年《迟到的商榷——谈披帛》里就指出，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史》里对于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舞女图描述有误。作者周锡保认为此图中“上衣作敞开状”“翻出的领作褐黄色，当是夹里的衣色”，实际上现在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披帛，只不过原画有残缺脱落的缘故。而这篇“商榷文”就是通过了对比其他唐俑、壁画，应用文献来证明这是披帛，而非上衣。
△ 周锡保误作上衣的原画
△ 《迟到的商榷——谈披帛》配图，红圈处为作者所画的复原
讲这个，并不是为了说周锡保也犯错了，而是“商榷文”的意义和用法。在80、90年代，犯下这样的错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沈从文的书里让现在的爱好者去找找，也是有一堆的错误，但如果真的给我们一个穿越的机会，我们能将这个纠错的“商榷文”写好吗？写结论很简单，写论证、且是有理有据能说服人的论证，其实很难的。现在一些网友看这类文章想到只有“快看快看，XX专家又被打脸了”，真要他们说出点东西，他们又说不上来。
除了这个，“商榷文”带给我们的应该还有关系不分亲疏、身份不分高下，只看学识、只论学术的态度。
王振铎是孙机的前辈，孙机是李强的前辈，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争鸣。戴念祖是搞科技史的，刘秉正是物理老师，也不影响他们提出质疑。他们甚至完全可以关起门来开个小会，达成某种默契，而完全不必“商榷”来“商榷”去地将互相的质疑和反驳呈现在世人面前。
互联网看起来是让更多人有了发声的机会，却并不一定让声音更为顺畅。从我开始上网起，就不断听到不同专业的人感叹学术圈将资料当资历的做法。我不以此为业，自然是可以冷眼旁观，但依然能感受到边缘者的痛苦。
当然，我自己也遇到过不少类似的糟心事。老粉可能听过，很多很前我和某汉服爱好者的博物馆讲解员争木屐，对方说自己馆内有文物可以证明。这本身其实就有点仗着资料当资历的意思，然后对方拖了很久很久都没给，我也是一再追问，最后人家说问过馆内专家不屑与网友争论，所以不给我这个证明。这本来不是多难的证明，最终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结束。
远的例子就不举了，就说一下前几天《火柴盒汉服：宣传上的“现代版素纱襌衣”，实际上的……》里提到的那个某乎问题，有个新注册的小号给所有“唱反调”的答主扣了一堆的罪名。小号对着其他答主，是一副不想听“文化人”哔哔的模样，但有意思的是小号竟然误以为我是什么学术圈内的研究生，立马就换了一副嘴脸。小号言辞凿凿地说自己认识从事古代服饰几十年的大学教授，人家派了学生去查了我，云云。很显然，小号敢这么说、这么分裂，是因为他知道对着其他答主的专业反驳要表现得对知识不屑一顾，但对于他误以为是学术圈的我就要虚构一些大佬来吓唬。即便我不是专业的，遇不到传说中的学阀，但学术风气不正依然会在很多地方钻出来，就像这个小号自以为拿捏住的什么的样子。
△ 某乎截图（我的评论区）
△ 某乎截图（其他人的评论区）
现在并非不存在“商榷文”了，而是似乎变得温和且狭窄了。比较多的是一些对于教材、书籍的注释的商谈，这些中很多本身是不存在争议，只是需要及时的修订。指名道姓的变少了，有来有回的交锋更少了。也不是我们爱好者看热闹不嫌事大，而是学术又不是照镜子，怎么可能里外一模一样，除非你只照自己的镜子。人见人爱的人民币尚且保不齐遇到视金钱如粪土的，学术观点怎么可能成为没有批评没有反思总结的个人独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