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曾国藩003# 厚积薄发终有大用，学业事业两大恩师

曾国藩日记当中首提“唐竟海”是在道光二十年的十一月初五日，原文为“唐竟海前辈来，继朱啸山来，同至琉璃厂买纸……”。

唐竟海即唐鉴，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的父亲唐仲冕曾任陕西布政使。唐鉴幼年随父宦游，长大后才回到湖南求学，28岁录为秀才，入城南书院就读。（位于现在的长沙市天心区，历史上与岳麓书院齐名）

嘉庆十二年(1807年)，唐鉴中举人，十四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馆协修，授检讨。嘉庆二十二年，唐鉴补浙江道监察御史，道光元年(1821年)任广西平乐知府，十三年，升任安徽宁池太广德兵备道，驻芜湖，兼管钞关。翌年，调江宁十府粮储道，曾一度代行两江总督事。道光十六年，唐鉴补贵州按察使，两年后调任江宁布政使。

道光二十年，唐鉴入京召对，升太常寺卿（正三品）。时处鸦片战争前后，清廷内禁烟和反禁烟，主战和投降两派斗争激烈，他持消极不抵抗的态度。部分因为上述原因，道光二十五年，唐鉴致仕返湘，后至金陵主讲于尊经书院和钟山书院（金陵书院）。咸丰三年(1853年)，唐鉴返回长沙故里，在家校注《朱子年谱》。

唐鉴崇尚程朱理学，主张身体力行；任官之处，皆重视办学，提携后进。

道光二十年，唐鉴几月份回的京城无从知晓，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一回来，就有不少的后生晚辈向他讨教学问道德，——曾国藩仅是其中的一个。结合唐鉴的个人经历来分析，至道光二十年的十一月，曾国藩不过与“唐师”相识数月，与这位大忙人坐下来静静探讨学问的机会恐怕并不太多，然而，他却一辈子受到了老师的深刻影响（二人熟识之后，曾经常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

唐鉴对曾国藩的影响，可以举几个比较接地气的例子来进行说明。一是修身方面，唐鉴建议曾坚持写日记，他言“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办法就是记日记。”二是读书方面，唐认为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切不可随意浏览对待之，他还鼓励学生多读史书，钻研兵法。唐鉴曾送给曾国藩一本自著《畿辅水利》，一张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更早之前，唐鉴还送给曾一个“静”字，劝告他越是临大事，越要有静气。——这深深影响到曾国藩一生的处世风格。

曾国藩生命当中的另一位贵人是穆彰阿，是比唐鉴更为严重的“投降派”，是清朝名声极坏的一位权奸。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备受争议但是位高权重的满人，颇为看重踏实勤勉、默默无闻的湖南人曾国藩，在精深巧妙的多番运作下，推动曾在短短时间内连连升级，势不可挡。

穆彰阿(1782—1856)是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父广泰，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穆彰阿本人为嘉庆进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

道光朝以来，穆彰阿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两个宰辅之一，另一个是曹振镛（生前即晋升为太傅，画像进入紫光阁，位居功臣之首）。道光十八年，曾国藩赴京参加第三次会试，考试总负责人即为穆彰阿。曾国藩考中进士，但成绩不算好，故当时并未引起穆彰阿的特别注意。心情有些郁闷的曾国藩在落榜老乡郭嵩焘的提醒下，找到湖南老乡劳崇光帮忙（长沙人，为穆彰阿的得意门生），经劳的苦心宣传（劳将曾国藩的朝考诗文抄写了十几份，分别投送到京城各个高官处），穆彰阿四处听闻曾国藩是个人才，特意调出曾的考试试卷来看，他一看曾所写策论的开头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以为遇到了知己。其后不久，曾国藩得到了穆彰阿的接见，穆彰阿直言曾天赋一般，得靠勤奋诚实才能成就大业，他勉励曾国藩：“翰林院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要地，藏龙卧虎，起点高，你一生事业从此地发祥，愿好自为之！”

有了较好的信任基础之后，穆彰阿时常找曾国藩探讨国家大事，甚至谈到了对英是战更好还是和更好的问题（在当时何其敏感）。曾国藩的回答是：“自南宋以来，书生好诋毁议和，以主战博爱国美名，而驾驭夷狄之道绝于天下已500年。”他与穆彰阿一样主张“和抚”英国，曾认为英国人强大，不易打败，最好可以借助外交及法律手段解决争端。穆彰阿对曾国藩的看法深表认同，认定这个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并当即为其改名为“国藩”，寓意国家之藩篱。（曾国藩原名曾子城，字伯涵）

穆彰阿逮着机会就在皇帝面前举荐曾国藩，说他“遇事留心”，可堪大用。终于有一天，曾国藩在养心殿得到了皇帝的召见，君臣对答十分惬意。道光皇帝非常惊喜，从此对曾国藩青睐有加。曾国藩得以连连高升。殊不知，曾国藩在皇帝面前有如此惊人的表现，也是受了穆师的一对一特别指导。

完全可以这么说：曾国藩在京起步之最困难的阶段，是穆彰阿将他扶上了马。他不仅将曾扶上马，而且借助自己的影响力推着爱徒一路狂奔。要是没有穆彰阿，曾国藩几乎没有可能在短短十年内从一个进士成为朝廷二品大员，创清代官员晋升记录。要是没有穆彰阿，曾国藩甚至可能在京城混不下去，搞不好得被安排去个小地方当个县令什么的。

咸丰皇帝上台之后，穆彰阿因为权势过大而被革职，永不叙用。好在此时，沉稳、勤勉、大气的曾国藩在京城已经有了较好的根基，不至于因为老师的失势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咸丰六年（1856年），穆彰阿病重，曾国藩正率湘军在前线与太平军作战，由于皇帝身边再无恩师那样真心为自己说话帮忙的人，他办事总是多受限制。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恩师穆彰阿，亲书“好汉打落牙和血吞”条幅送给曾国藩，勉励他要在事情不顺时极力忍耐。

作为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一直对恩师感恩有加，哪怕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要想法设法探望并资助老师的后人。

初到京城的曾国藩，最大的幸运莫过于遇到了唐鉴及穆彰阿，作为曾之长辈的两位大人物促使他不断修炼心力，洞悉官场，帮助他少走很多弯路。

曾国藩说自己“不信书，信运气”，这哪能说一点事实依据都没有呢？谁能想到，还有更大的运气在前边等着他，不过，走运往往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甚至是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