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当代中国学术黑话，或/和，于丹式“超女写作”
当代中国学术黑话，或/和，于丹式“超女写作”
《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作为玄学的幽灵学，却恰恰仍是一种“论”，是“有言”，因此，它不是指向“六合之外”（不可言的“大知”/“道”的深渊），它仍是指向“六合”，从意识形态秩序自身尚未被符号化的深渊性缺口-创口（“玄”）中，刺入进日常的现实世界。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学术生产”的一个根本性症结，便恰恰是太远离日常生活——在各种“思想话语”、“知识体系”、“理论流派”、“学术文本”轰炸性泛滥的同时，根本性地缺乏同“存在于当下”的关联。
就当下中国的学术界而言，我们触目所见的，就是各种各样充满怪语异词的“黑话”，以至于刘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评论文章中，将当代学界直接称作为“黑话公社”：
我们的学术训练就是学习掌握一大堆黑话，然后进行“非物质性生产”，创造出更多的黑话。所以，学术界这个“专业术语共同体”说得通俗点就是“黑话公社”，而学者就是这个黑话公社的社员。大家辛勤劳作也互相竞争，谁创造的黑话产量高且质量好就是“优秀社员”，被授予“教授”和“博导”等等头衔。……学术界的不同专业以及专业中的不同学派，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小型的黑话公社。公社内部分享黑话密码，学派的权威或者领袖往往是主要黑话的发明者，或者是权威阐释者，成员之间可以展开密切而有效的交流。而不同公社的黑话之间展开不断的“对话”与竞争，结果导致淘汰、胜出、吞并和重组等“学术史事件”。当专业越是分化、学科越是发展，黑话就越多、越深奥，与社会实践的意义关联也就越来越间接。
今天的学术写作之面貌，在刘擎的笔下被鲜活地勾勒了出来。就仅仅翻阅一下今天国内那些治海德格尔的、治国学的学者之写作，便足可窥见学界之大貌端倪。学术大师们并不在乎“与社会实践的意义关联”，而习惯于面向各自所属的“公社”成员们，津津乐道一套编码“黑话”，致力于对这套特殊符号系统的“非物质性”的复制、再生产，推进它的跨时间、跨地域、跨语种的“旅行”。尤其是当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一路“旅行”到中国、并横扫学界刮起旋风卷起热浪后，学者们的写作更大为“黑话化”，学术界到处弥漫着那神神鬼鬼的“微言大义”体。一些原本以文笔优美流畅而闻名的作者（如刘小枫先生），写作的风格也遽变为精心布置的隐微诡异，并以“哲人”、“智慧者”、“知识人”、“卓越者”的精英主义姿态，来睥睨“常人”、“市民”、“庸众”、“老百姓”、“废铜烂铁”……
尽管同日常社会实践毫无关涉、并自视为高于社会大众的另一社群（甚至“另一种群”），这些学者一旦成名后（成为某学“大师”），开起讲座来，在今天网络“信息经济”的时代，也往往能够受到上百个、乃至成千个学生粉丝的追捧。看到这个规模的“粉丝团”（内中更有铁杆的所谓“私淑弟子”），“大师们”泰半也已自我陶醉得飘飘然，并不觉得自己的学术写作存在着自绝于读者群体之外的“黑话”乃至“过度黑话”问题。对于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阅读人群对他们黑话写作与讲座的冷漠，这些享受关起门来做“大师”的当代学者们，则也早已提出了一系列的“论题”、“诊断”——“大众文化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褪”、资本主义-市场主义-商品逻辑的“全球化”等等等。一言以蔽之，问题出在读者一边——今天的社会公众已经普遍性的精神矮化、平面化、物欲化……
同样是这些学者大师，当看到于丹关于《论语》、《庄子》的《心得》、《感悟》等书能以百千万册的销量畅销热卖时，则是简单地讥讽对方实质上是一个“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荒悖无知”、“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仅仅倚靠大众传媒走红的“学术超女”了事。即便于丹确实在“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即便在今天“那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问充盈的人士会变得很穷，而那些最浅薄的作者，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于丹确实以她特殊的、个人性的公共写作，对当下意识形态作出了一个介入，使她的读者同其所处身的日常现实获得了某种“联接”，尽管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介入与影响，可能是“媚俗”式的，“巧言令色，谄视媚行”，乃至是“把厕所当客厅”式的，散发“死尸的臭气”、“缺乏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基本的人文素养”、可以和“饭岛爱的性爱光碟”相比拟……
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于丹表示道：“我把我的这种解读，解释为一种体验式的、感悟式的阐发。什么是体验？我的大学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所谓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浸润。我是以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进入《论语》，又以感性的方式，并且借助我熟悉的传播学的东西，把它给转变成了当今的故事。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角度。”于丹之所以获得如此广大的阅读群体，正是因为她把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同当下现实中的日常生命“关联”了起来。而在我看来，需要作实质性关注的却是——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我们看到，这种“关联”是以把古典文本改编成“心灵鸡汤”的方式，来使得生活在市场社会中的人们能够“生活”得更“淡定”、更“平和”、更“安贫乐道”（所谓来自《论语》的“心得”），更洒脱、更“逍遥”（所谓来自《庄子》的“心得”）；一言概之，从《论语》、《庄子》中感悟出的“心得”，能够使人们更为适应当下那竞争激烈的市场社会之日常现实，从而“就会抓住我们眼前的每一个机遇”。
于丹自己在书中已写得很清楚：“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为人呢？”“……内心的淡定与坦然。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的强大可以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
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便是于丹式写作同当下日常现实所作出的“关联”。这样的介入（公共写作），正是使得意识形态秩序更为和谐化、稳固化的一种介入——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农民工被欠薪本应该'淡定’，下岗工人失去工作也应该'淡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更应该'淡定’”，因为根据于丹的“心得”，日常生命的关键在于——“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于丹要读者们“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去“平静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公，不要“苛责外在世界”，而是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
于丹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并声称让“经典能够活在当下”，是为了“能让今天的中国人获得一种可以幸福的依据”。确实，于丹的写作字里行间处处一派“乐观”、“幸福”，即使是那些深深陷入当下社会秩序所造成的诸如“三农问题”、内部殖民、弥漫性腐败等等厄境中的人们，也只须抱持据说是“孔子”的人生态度——“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汶川大地震”后，于丹站出来号召人们“替死者把好日子过下去”，而根本不去考量，在当下现实中，有多少人是在确实过着她那样的“好日子”。因此，钱理群先生的批评击中于丹式写作的真正要害：“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
每一种公共写作，都不是伦理-政治“中性”的。于丹的写作，对于当下现实秩序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功能，已是显而易见。贝淡宁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中，曾详细分析了于丹如何“将论语去政治化”，“隐去了批评性内涵”。并且，贝淡宁于文末进一步提出：于丹对《论语》的去政治化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而恰恰具有着稳固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话语功用, 因为于丹的写作“转移了实际上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导致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种种集体的解决办法。比如，如果我缺乏工作机会，我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思考社会和经济结构和财产所有权模式。实际上，她倡导安于现状，其观点是保守的、支持保持现状的。孔子的在天之灵一定十分不安。”相对于于丹这种致力于保持当下意识形态秩序、“倡导安于现状”的话语性“介入”，目下真正缺少的，便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思想实践——对当下现实世界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的介入。
指责“学术超女”于丹的无知与浅薄、叹息社会大众的庸俗化平面化的学者“大师”们，自己却满足于龟缩在学院小圈子内，用学术“黑话”将自己的写作同百分之九十五的阅读人群彻底“断绝往来”，从而完全丢弃作为马克思墓志铭的“thesis eleven”（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些学者大师们看来，我研究海德格尔思想、我研究国学，我的写作是“纯学术的”，不必有伦理-政治的向度，不必同当下现实的意识形态发生“关联”。然而，我恰恰要指出的是：今人研究海德格尔也好、孔子也好，都必然是从当下意识形态的符号性坐标——用伽达默尔的术语，即一个前定的“视域”（horizon）、一个“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出发去对那些文本作解读、阐释，换言之，这些“纯学术”的写作，里里外外早已经浸入了各种当下的意识形态（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先入之见”），早已经同它具有着千丝万缕的前批判的“关联”。是以，没有不包含意识形态“偏见”（prejudice）的“纯学术研究”。而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去洞穿意识形态这种无所不在的无形支配，尽管如海德格尔所说，那种洞穿“经常仅仅只是'一瞬间’，它永远无法消除日常。”
而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的进驻中国，不仅使得学者退缩于学院小圈子进行黑话写作之风更盛，而且还在这方面专门提供了一套精深的“古典理论”。施特劳斯指出：哲学实践（如苏格拉底的实践），总是会对现实秩序、对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威胁，乃至像火药桶一样，对它造成致命的颠覆与破坏。于是，在社会中展开思想实践，哲人实际上就将自身致于一个十足危险之境，很容易重蹈当年苏格拉底之死的厄运。于是，施特劳斯主张一种经过重重编码化、充满黑话的“隐微写作”（所谓被遗忘的“古代写作技艺”），来进行哲学写作。而哲人面向大众的“显白教导”，则是一些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对日常现实不造成威胁的话语。这样的写作实践，不仅保护了哲人自己不受迫害，而且保护了现实社会不被颠覆。哲学只在一个少数人的小圈子里进行“秘传”；对于施氏，真正的“哲学化”乃是“从公众的教条上升到本质上是私人的知识”。这种协调哲学与社会之间关系以使之和谐的知识，即施特劳斯所指的“政治哲学”。在施氏这个学说中，哲学写作，实质上从公共写作转变成了私人写作；而面对公众的，则只是谎言写作——那所谓的古典时代的“高贵的谎言”。对于施特劳斯，哲人应该有两种类型的教导——“作为隐微教导的真正教导和作为显白教导的社会性有用的教导”，前者仅仅只面对一个由“智慧者”组成的精英小圈子，彼此之间隐秘地进行思想交流；而后者则采用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读懂”、但实质是谎言的“显白写作”。是以，施特劳斯的“古典路向”便是：对于当下日常现实的意识形态（“公众教条”）不去触动、改变，保持表面的迎合，甚至让主流意识形态觉得“有用”；而另外，用经过重重编码、充满隐微黑话的写作，在哲人小圈子中“秘传”作为“真理”的“私人知识”。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给当代中国学界的黑话写作之自我正当化，提供出了一份在很多中国学人眼里强有力的学理依据，并使得学术界的“黑话化”如江河肆滥、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反过来，它恰恰也把黑话写作的意识形态功用给点出来了。施特劳斯认为：“思想必须不温顺，而是无畏的，如果不说是无耻的话。但温顺是控制哲人言论的美德。”他要求哲人们“从'癫狂’返回到'节制’与'温顺’”，“返回到正常（sanity），返回到'常识’”；具体来说，便是采用迷惑性的谎言，以温顺的方式进行公共言说，从而“社会性有用”地维护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连贯与稳定，以及，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这种迷惑（obfuscation），这种对政治视角的接受，这种对政治人的语言的采用，……似是温顺之美德的最高贵的操作”。施特劳斯很清楚哲人的写作，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介入，而且是一种批判性的、给当下日常秩序会带来火药桶般威胁的激进介入。然而面对这种状况，施氏提倡转用隐微诡异的黑话写作，来抹消思想实践对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这份激进介入，而代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温顺的迎合。施特劳斯在中国的主要追随者和阐释者刘小枫，直接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42来解释哲人为什么必须要进行这种黑话写作，并进而强调施特劳斯主义“写作技艺”的“有用性”：“所谓公开的说辞，是说给社会传媒听的，看起来与社会流行的观点和政府倡导的正统观点保持高度一致；至于隐微的说辞，就不同了，它很难读、不好理解——常人会觉得过于专业化。”在经历施特劳斯“思想洗礼”后的刘小枫，开始公开称赞当下现实秩序为“盛世”，并讥讽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当下问题”，将这种关注视为只是“热衷表演”，“是缺乏专业素质的表现”……
于是我们看到：这种最充满“隐微黑话”的学术写作，同最“显白肤浅”的于丹式“超女写作”恰恰一样，在介入意识形态的向度上，均是在稳固与强化着当下的现实秩序，将既有的权力结构永恒化。因此，自我标签为最学院、最高贵的施特劳斯主义写作，同被标签为最大众、最庸俗的于丹式写作，恰恰并不像它们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对立；在面对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上，两者恰恰眉来眼去，同声同气，合唱一曲“盛世”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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