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主业：责任考古学》序言

主业：责任考古学

文｜阿甘本

译｜蓝江

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谈行为：

1.真正的原初行为，即从无到有的生产行为。

2.以产生效果的方式去生产效果。

                 ——本·萨巴赫·肯迪

艺术作品就是存在之真理被设置入作品（sei die Wahrheit ins Werk gesetzt）。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

序言

“主业”（opus Dei）是一个专业术语，在拉丁天主教会的传统中，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本笃宗规》（Rule of St. Benedict）中，说的是一种礼拜，即“基督耶稣的牧师礼拜的活动……在礼拜中，基督耶稣的奥义身体，即他的头颅和他的信众，做着整体的公共膜拜”（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圣礼宪章》, 1963年12月4日）。

不过，礼拜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的leitourgia，即“公共服务或徭役”）非常现代。在这次逐渐延伸其用法之前，即从公元19世纪开始，我们发现用来表示这个意思的拉丁语单词是officium，这个词的语义范围很难界定，至少乍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能预言这个词能取得非凡的神学成就。

在《王国与荣耀》中，我们首先研究了在面对上帝，面对他那客观或荣耀第一面时的礼拜奥秘。在本书中，我们的考古学研究所关注的完全是牧师，也就是说，属于“执掌奥秘”的主体。正如在《王国与荣耀》中，我们试图澄清“安济的奥秘”，神学家们颠倒了圣保罗的表述，这个表述本身十分清楚，在这里，就是让礼拜奥秘摆脱那些谈论主体的暧昧不清的现代文学，并让它回归伟大中世纪的梅兹的阿马拉里乌斯[1]（Amalarius of Metz）和纪尧姆·杜兰[2]（Guillaume Durand）的严谨细致而熠熠生辉的论文当中。的确，礼拜并不太神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恰恰相反，或许它与对某种实践活动的最激进的思考是一致的，而这种实践活动是绝对完全有效的。在这个意义上，礼拜的奥秘就是其效力的奥秘，如果我们理解这个深奥的奥秘，就可以去理解这种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实践活动明显是分散在各个领域，通过这种而方式，现代性已经思考了这种实践活动的本体论和伦理学，其政治学和安济。

正如所有的考古学研究一样，研究会超出我们开始的范围。正如职责（office）一词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扩展所证明的那样，主业（opus Dei）给出的人类行为的范式已经在西方世俗文化中形成了一个广泛而持续的引力极。它比法律更有效，因为我们不可能违反它，只能伪造它。它比存在更真实，因为它仅仅存在于让它得以实现的做工中。它比日常生活行为更为有效，因为“因其工”[3]（ex opere operato），不依赖于执行礼拜的主体的品质。出于所有这些理由，职责（office）对现代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即成为了现代文化的基层——我们没有认识到，不仅康德伦理学和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的概念（我只列举了两个例子，尽管在历史上这两个例子都十分重要）都完全依赖于它，而且政治战士和行政职务也同样收到“职责行为”（acts of office）——即责任（duties）——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职责范式代表着本体论和实践范畴的转型，其影响力尚待评估。

在职责或责任、存在或实践中，人要做什么，人是什么，进入到了一个晦暗不明的地带，在这个地带上，存在化为其实践效果，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即它是其必须所是，他也必须是其所是。在这个意义上，做工和效力界定这种本体论范式，在长达几个实际的过程中，已经取代了古典哲学：归根结蒂——这就是我们研究希望推进的反思——今天对我们来说，存在和行为的唯一代表就是效力。唯有那些有效果的东西，可以治理并有效力，才是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职责，在谦逊的行政人员和高贵的牧师的外表下，已经从头到尾彻底颠覆了第一哲学和伦理学的规则。

今天，这种范式或许正在经历一场大危机，我们无法预测这场危机的结果。尽管在公元20世纪有人开始重新注意到了礼拜，一方面是天主教会所谓的“礼拜运动”，另一方面是极权主义政权的强制性的政治仪式，这些都给出了很好的证明，许多迹象让我们可以认为职责或责任提供的人类行为的范式达到其最大程度地扩张之后，正在失去其吸引力。于是，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去确定它的特征，并界定它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