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为闵泳翊刻的三百余方印 / 开普饭

对于喜欢吴昌硕的人来说，缶翁以“园丁”或是“闵氏”为文字内容的印应该不会陌生，此内容的印均为缶翁为朝鲜显胄闵泳翊所刻。他们的关系不同寻常，缶翁为他刻过三百多方印章，这也是缶翁为个人刻印最多的一位。

闵泳翊1914年在上海病逝后，缶翁在《挽兰丐》中写道：“······交卅余年，喜予刻印，为制三百余石······”

▲吴昌硕《挽兰丐》23.5cm*1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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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泳翊是朝鲜最后一个王朝的王妃——权倾朝野的风云人物闵妃的侄子，他是朝鲜李氏王朝的禁卫军大将军、一代名臣。1884年，朝鲜的开化党发动了甲申政变，此次政变中，闵泳翊父亲遇害，自己也险些被刺伤命。年仅24岁的他从此只得亡命异国他乡，先是客居香港及广东，而后是苏州及上海，凭借着他深厚的汉学功底及精湛的书画造诣鬻艺谋生。

闵泳翊（朝鲜语：민영익，1860年—1914年），朝鲜王朝后期外戚权臣，闵妃集团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名书画家。字子相、遇鸿，号芸楣、竹楣、园丁、千寻竹斋等，赐号礼庭（闵泳翊的雅号共有40多个，最常用的为芸楣），本贯骊兴。

他是闵台镐之子，后过继给闵升镐为嗣，颇得姑母闵妃宠爱，年方弱冠就大权在握。1881年负责组建朝鲜新军——别技军，壬午军乱后被派往欧美日本考察，甲申政变时被开化党攻击致重伤，1886年卷入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1887年又告发了袁世凯的废君阴谋，随后流亡中国不返，仍通过与王室的电报往来对朝鲜政治施加影响，同时因经营红参贸易而致富。1896年后闵泳翊绝少过问政治，与中国书画家吴昌硕等人研究艺术，终死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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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变之前的1882年12月至7月，《李朝实录》记载闵泳翊曾“以海关事务，委送天津”，《吴昌硕年表》记载1883年2月吴昌硕“因公去津沽”在天津逗留月余，这应该是他们在天津第一次相识。吴昌硕后来的居所是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今山西北路），而闵泳翊当里的“千寻竹斋”位于北京路瑞康里766号（今北京东路），两者仅隔着一条苏州河。

两人从相识到相知结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情。这种友情好到闵泳翊在向吴昌硕索印时毫不生外，有时一次嘱刻好几方：破两日功为君刻四石，自视不恶，未识足充文房否？乞园丁教我，或于新周同赏，何如？庚子一月昌硕。（竹洞门楣边款）

▲竹洞门楣

有时还在缶翁生病时“强迫”为其操刀：园丁强予扶病刻印，苦事也，工拙不计也，幸明眼人赏之。壬寅七月缶道人。（石尊边款）

还会在半夜登门督刻：庚子十月朔，中夜苦寒，被酒不寐，兰丐叩寐扉，督刻此石。灯下破斧，藉遣闷怀。善刀自视颇类凿。兰丐捧之陶陶，印丐对之默默，此时此景，惜无山阴行者，其人者为吾两人一写真耳。沪上并记。（千寻竹斋边款）

▲千寻竹斋

“此时此景，惜无山阴行者，其人者为吾两人一写真耳。”此边款内容让小编想起了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一位怀着亡国之痛奔走天涯，一位叹惜时政年愈花甲体弱多病。

吴昌硕早年生活困顿，一直过着颠沛落魄的生活，而闵泳翊身为朝鲜贵胄，初到上海应该是带着钱财而来，起初给予吴昌硕的润例还是可观的。

▲十亩园丁五湖印丐

这点，从吴昌硕的“十亩园丁五湖印丐”的边款中，可以想象到他因篆刻润例收入大增而欣喜若狂的情形：……使刻印钱胜彼屠。天地籧庐,买酒相呼,大儿葍,小儿壶。……

但随着相互认识到熟悉再到彼此了解后而生同怜。在三十余载的光阴中，缶翁置病臂于不顾，为闵氏“制三百余石”，除数量之巨令人啧啧称叹外，足见两者感情日笃，在“园丁课兰”边款中，吴昌硕刻道：“园丁近况，苦铁知之，为之治石。”二人惺惺相惜的情感，溢于言表。

▲园丁课兰

闵泳翊去世后，秘密发葬，未及告之吴昌硕，缶翁事后闻之，不禁为“只恨弥留之际欠一面”而“涕泗滂沱”。《挽兰丐》一诗中云：“天涯回首谈性情，樵青涤器烹中泠。而今宛若折足铛，安得专气致柔养长生。君隔蓬莱弱水，望我颜色红如婴。”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动容。在闵泳翊去世四年后的一九一八年，吴昌硕还为缅怀好友而刻有一方“兰涯”印，此印也成为两人一生友情的最后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