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溪渡,湘黔古驿道绥宁渡口

双溪渡,湘黔古驿道绥宁渡口

关山听风

一、双溪官渡改义渡

笔者对清朝同治版《绥宁县志》记载的一个问题一直疑惑不解,那就是位于绥宁县夏二里境内的双溪官渡与城步毫不相干,可为什么要让城步县衙捐田亩来养此渡口的船夫?

双溪渡位于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长铺苗族侗族乡李家团村与田心村之间的巫水河上,古为夏二里(黄石,即今县城长铺子)之地,是湘黔古驿道从绥宁过境之中唯一靠摆渡才能过河的渡口。双溪即今李家团原来的名称,李家团村在过去叫双溪村。

现在的绥宁县城称绥宁新县城,是解放后由寨市搬迁过来了。以前这个地方叫黄石,也是黄石峒所在地。峒是历史上湘西南少数民族溪峒州辖区的一级基层织组,比现在的乡政府地盘要大得多,相当于以前撤区并乡前的区级政府所管辖的地盘,甚至比区政府的地盘还要大。如当时的绥宁县称溪峒徽州,管辖范围是现在绥宁县及周边的县,却只设立了十峒。

黄石峒因有巫水河(当时称黄石河,巫水河为解放后之名)经过,在河的南岸码头边形成了一个大集市,集市由一条长长的铺子组成,即现在县城所称的老街。当地人就称黄石为长铺子,以后逐渐取而代之。解放后,长铺子曾一度改称长铺市,后又称长铺子。如今县城的城关镇为长铺镇,县城周边的村又组成了一个少数民族乡,名为长铺子苗族侗族乡(2015年并乡前为长铺子苗族乡)。

先看看清朝同治版《绥宁县志》的记载,原文是这样的:“双溪渡,通关峡、高平、武冈,上达县城,本官渡也。乾隆癸酉年(即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笔者注)间,因渡夫工食不敷,绥宁、城步增捐田亩,立双溪义渡。花名属绥宁者,亩注绥宁册;花名属城步者亩载城(步)科。有碑记。”

从这段文字可能看出,双溪渡原来是官渡,也就是摆渡的基础设施与民工费用均由官方承担,后来,摆渡船工连吃饭都保证不了,怎么办呢?按常理来说,双溪渡在绥宁县境内,从属地管理原则来说,摆渡船工的工资问题理应是绥宁县衙负责。

可县志记载却是经“绥宁、城步增捐田亩”,一个“增”字就说明,在此以前双溪官渡摆渡船工的工资是由绥宁与城步两县共同承担。乾隆十八年以后,双溪官渡改为双溪义渡,既然已改义渡,为了保证以后渡口的畅通,两县都都得承担责任,不管是民捐还是官捐,都得把田亩捐赠出来,且田亩账目各管各的,各负其责,造册管理,并在渡口立石碑记载此事,实际上就是以碑记为凭,免得以后有人不认账。

二、官渡与义渡之别

那么清时官渡与义渡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各地的渡口就有官渡和义渡之别。如三国时期著名的官渡之战,说明三国以前说有官渡的设置。又如今关峡苗族乡境内巫水河的石江坪渡口,古名为兴国义渡,是北宋兴国年间建立,后一直为义渡,有碑记。

官渡,顾名思义,为官设渡口。渡口使用权和管理权都是官方的,渡口的所有设施与人员工资都由官府负责。清时在绥宁境内有两处官渡,分别是双溪官渡与黄石官渡,黄石官渡也在巫水河(清朝时巫水河名在绥宁境内为黄石河)上,即今绥宁县的县城长铺,位于双溪官渡下游,相距十余里。

义渡,清朝时期的义渡建设与管理就有多种形式,有个人捐资的,有姓氏捐资的,有几个村寨甚于几十个村寨捐资的。大多为当地热心公益的人士首倡筹资金。义渡有田产、山场,公推管首维护管理。以收取的地租、房租,作为管理、修船、建码头、船工工资的费用。如《绥宁县志》同治版载:“藤缠树渡,系义渡,距黄石五里,下十二里,公修捐,置田十二亩。”

三、双溪渡改义渡是两州府扯皮的结果

双溪渡从性质上来说,应比黄石渡的级别要高。双溪渡是湘黔驿道的一个必经的渡口,湘黔驿道是当时的“国道”。黄石渡是什么性质呢?

据同治《绥宁县志》记载:“黄石渡,接青坡、武阳、二都、岳溪、扶兴等,下递洪江,系官渡。”一看地名就知道,黄石渡除通洪江接湘黔小西线外,都是县内里(相当于现在的乡)的古地名,是地地道道的县道渡口。而双溪渡东接武冈、宝庆(今邵阳市)、通长沙,西连靖州,往贵州、云南,是湘黔驿道主干线。黄石渡一直为官渡,而双溪渡在乾隆十八年就改成了义渡,由此可见其中的问题。

县道的官渡能维持下去,是因为县衙全包经费,而“国道”的经费则“渡夫工食不敷”,是因为靖州与宝府在扯皮呢。时绥宁隶属直隶靖州,城步隶属宝庆府。绥宁县觉得,双溪渡对我们绥宁来说受益不大,不应由绥宁单独出经费。靖州觉得,此地为本州最偏僻之地,去省城长沙多走沅江水路,鲜有过这条道,经费全部由靖州负担觉得有点冤。宝庆府比靖州觉得还冤,双溪渡根本不在我地盘上,也不是宝庆府的必经之地,为什么要我们出经费?问题推来推去,推到了省府,湖南布政司认为,双溪渡事关“国道”的通畅问题,事关湖南省的颜面问题,要两州府顾全大局,并判定靖州和宝庆各承担一半的费用。上峰的命令不得不听。靖州说双溪渡在绥宁,就由绥宁来承担吧。宝庆府说,宝庆五县只有城步与绥宁有业务来往,要经常从双溪渡经过,经费就由城步出吧。

你说城步县出这笔费用冤不冤?说起来也不冤。就在乾隆三年(1738),朝廷将城步、绥宁二县由宝庆理瑶同知分出,分令靖州通判管理,责令绥宁营之中军守备兼管苗瑶事务。因此,城步县衙的官员经常前往绥宁营与直隶靖州汇报“苗瑶事务”,这种过路钱城步不出,难道还要宝庆府其他无业务来往的四县出?

上面的文字不是有意调侃,有关史籍确实是如此记载,这里就不再引用,免得读者读起来枯燥无味。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正是史称的“康乾盛世”,但并非像现在影视剧中描绘的那样,真正的国富民强,各种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尤其是民族矛盾从来没有解决。有史学研究者认为,乾隆帝时大清国已经有了走向衰败的迹象,此言不虚。从当时湘黔驿道中的双溪官渡变为双溪义渡看出,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基层逐渐淤积,本该由官府履行的职责和拔款的事业,已开始转嫁到民间,加重人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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